袁世凯死后，按照《约法》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1916年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虽然这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但其中一波三折，后果难料。
在北洋集团内部，论地位袁世凯之下就是段祺瑞和冯国璋了。不过冯国璋一直在外任封疆，而段祺瑞从民国成立就任职中枢，参与帷幄，尤其是在军队中，门生故旧遍布天下。这一优势使他自认为是法定的北洋接班人，原本就刚愎自用，最后连老袁的帐都不买，袁世凯一死，更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了。但是最终段祺瑞力排众议，坚决拥护黎元洪就任总统，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黎元洪继任总统，不论是民元的《临时约法》，还是民三修订过的《新约法》（袁记），都是顺理成章的，完全符合法理。然而北洋集团的军头们有几个是遵守法理的？若事事都依法，老袁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可是六月六日晚上，在袁世凯的灵前徐世昌，段祺瑞等北洋要人一致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这一决定也是迫不得已，南方的护****声势浩大，而且在广州成立了政府性质的军务院，岑春煊任抚军长，代行国务院职权，俨然同北京分庭抗礼。同时北方诸省也是人心不齐，诸事千头万绪。如果拥黎来过渡，护****方面一定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段祺瑞虽然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投靠袁以自保，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北京政府的实际大权在段祺瑞手中掌握，一切大政均是段的决定。6月10日裁撤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以总统的身份抓军权的机构，袁在世之日和段闹得最不愉快的，就是这个机构，黎当总统，段自然不能再让这个机构存在，所以首先废除了它。13日令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令王式通为国务院参议。徐树铮是段的智囊，倚为腹心，却又是袁所最憎恨的人。段出任国务总理时，就为了要派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和袁闹得极不愉快，现在是段的天下了，徐树铮当然要先掌大权的。这正合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话。19日下令裁撤京畿军政执法处，这是袁的特务机构，也是被各方最痛恨的机构，段为了收揽人心，所以先裁撤了它。29日废国务卿名义，仍恢复国务总理，段祺瑞才算是正式走马上任，同一天还裁撤了参政院和平政院所属的肃政厅。
这期间，有一个问题却引起了争论，黎元洪是依《约法》就职，但是《约法》有两个，是新《约法》呢？还是旧《约法》？旧《约法》是民国元年的，新《约法》是民国3年的。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于6月10日通电提出四大条件：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恢复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
（二）请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依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惩办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十三人；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亦宣称这四个条件是护****方面一致主张，如北京方面同意接受，军务院当立即撤销。唐、岑的通电发出后，在上海的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则联名通电呼应。国会议员谷钟秀、孙洪伊等则在上海登报召集议员自行集会，以拥护法统，维持新《约法》为奋斗的目标。
6月25日，上海海军突宣布独立，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表联合宣言，因拥护旧《约法》而宣告独立。
段祺瑞起初坚持袁记的新约法，他倒不是非要为老袁张目，只是觉得既然已经实行数年，没有更改的必要。其实他的骨子里和袁世凯差不多，法制观念很淡，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一口气而已。但是谁都没想到南方的表现竟然这么激烈，于是段祺瑞退了一步，不再坚持要行新《约法》。6月29日由黎元洪正式申令，仍遵行民国元年公布之《临时约法》，申令如下：“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壹，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申令：“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所有关于袁氏时期之立法院、国民会议各法令，应即撤销，并裁撤参政院，特任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及各部总长。”于是争议不决的法统问题，遂告一段落。
7月6日对于各省军政首长的名称加以修改，在官制未定以前，各省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孟恩远吉林督军，张怀芝山东督军，赵倜河南督军，阎锡山山西督军，冯国璋江苏督军，张勋安徽督军，李纯江西督军，李厚基福建督军，吕公望浙江督军，王占元湖北督军，陈宦湖南督军，陈树藩陕西督军，蔡锷四川督军，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唐继尧云南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令朱家宝为直隶省长，郭宗熙吉林省长，毕桂芳黑龙江省长，田文烈河南省长，沈铭昌山西省长，齐耀琳江苏省长，倪嗣冲安徽省长，戚扬江西省长，范守佑湖北省长，张广建甘肃省长，杨增新新疆省长，朱庆澜广东省长，罗佩金广西省长，任可澄云南省长，戴戡贵州省长，胡瑞霖署福建省长，孙发绪署山东省长，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陈宦兼署湖南省长，陈树藩兼署陕西省长，蔡锷兼署四川省长。令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毕桂芳兼署黑龙江督军，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令湖南督军陈宦迅速赴任，未到任前以陆荣廷暂署，广东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以龙济光暂署。令授李烈钧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治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余悉从宽免。西南军务院以所提条件，大致均孚愿望，遂于同日由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罗佩金、李鼎新等联合通电撤销，声明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和国会主持。
表面上国家似乎又统一了，但是一股更强劲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形成。
这期间，有两个重要的人物逝世，对民国政坛的影响非常大。
民国的开国元勋，革命家黄兴于民国5年的10月10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吐血数盂晕倒，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过上海去日本的蔡锷，两位元勋互相慰劳，可是在蔡去日本后不久，他竟在10月31日午后5时30分与世长辞了。
黄兴原名轸，别字庆午，又名瑾午，原籍湖南善化县榔黎市，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1874年）9月16日，折算阳历则为10月25日，比孙中山小8岁，比宋教仁和蔡锷大8岁。
他的一生都与10月有关，可说是一种巧合，他生于10月，殁于10月，成功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得病也是10月10日。他死时才43岁，英年早逝，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黄的原配夫人名廖淡如，生三子二女，子名一欧、一中、一寰；女名振华、德华。续配名徐宗汉，是他从事革命时期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徐籍广东香山，原名佩萱，初嫁海丰人李普一，生子女各一，子应强，女名若鸿。李死，徐与广州市女医师张竹君友善，张喜谈新学，讲革命，徐受其影响，遂入同盟会，参加革命。黄花岗之役与黄因患难而结成革命伴侣。徐嫁黄后，又生二子，名一美、一球。徐与前夫所生子女，亦携来同居，黄均视同已出。在黄家书中曾提到另有一女名文子者，据说，系黄与某日妇所生。黄与徐宗汉结褵后，伉俪情深，夫唱妇随。
黄的噩耗传到日本，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他的挽联是：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另一位和黄、蔡唱反调，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11月2日北京政府令：
“上将黄兴缔造共和，首举义旗，功在国家，薄海同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给致治费二万，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非常严重，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力疾从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的欠饷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段政府任命蔡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对于“治蜀”也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8月3日蔡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电云：
“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8月7日黎元洪准予辞职。8月9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先至重庆，稍作逗留，然后换乘轮船下驶，于8月26日抵达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迓，各机关、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干把大元轮围在垓心。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蔡则坚决辞谢，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
8月28日蔡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因此他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一行，师生二人把臂欢谈，相对欷歔。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因此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9月8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由蒋方震代为接谈，蒋说：“将军之病，由于袁世凯而起，纳溪之战，将军语言艰涩，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勾留九天，病情更加转剧。黎、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
蔡的喉疾和肺病，因拖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喉癌晚期。
11月8日，蔡自知不起，由左右扶起看窗外飞机，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憾！”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奖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富贵如浮云，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35岁。
蔡去世后，举国震悼，万里雨泣。
黎元洪大总统于11月10日、11月28日、12月4日、12月21日四次以大总统命令褒扬和国葬。
蔡锷之丧，全国唁祭，其祭辞和挽联均有可传者，摘抄数则挽联于下：
孙中山先生：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梁启超：
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
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
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
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
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在所有挽联中，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的挽联是：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都下，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悼念完元勋国士，我们再回到民国政坛。
纵观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不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加上张镇芳又从中挑拨。张镇芳是袁临终时四个接受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却最瞧不起张，由于张是袁的表弟，洪宪帝制时，张在大典筹备处办事，贪污舞弊，所以段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张自然也恨段入骨。黎继任总统后，张在黎的军事智囊哈汉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说：“我们在项城（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的。”这句话很让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对徐世昌则有好感。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虽是副总统，在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间便因此无法谐合。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拥黎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有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盖大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哩。”黎听了这话真是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这样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黎元洪自然不甘心做盖印工具，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压一压段总理的嚣张气焰。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于是黎在自己做了总统之后，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显然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黎的目的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是：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至于废督问题，段认为当袁权势最盛时，曾把都督一律改称将军。同时计划废省改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可是废省改道计划完全行不通。段有鉴及此，乃想出一条比废省更为巧妙的方法，拟将全国行政区改革，缩小省区，把全国划分更多的省。北京内务部根据段的特别指示，制定了全国划分为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东三省因外交关系暂不更动。缩小省区计划，在北方各省都一致反对，于是只好束之高阁了。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黎、段的明争暗斗在这一方面都没有占到便宜。
于是黎元洪将目光投向国会，军事方面不行，就依靠政治势力。
1916年8月1日，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重新开会。9月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并对政体方面进行讨论，由于在国会中仍然是国民党议员占大多数，乃制定了不少限定内阁总理权限的法律条文，令段祺瑞大为不满。6月份北洋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开会，曾经通过了十条纲领，对袁世凯之后的中央政府指手画脚，并且隐射国会中的国民党人为“暴乱分子”。9月正式成立“各省区联合会”，号称“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宣称“本团体为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逞乱，与各省区为难着，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攻讨之。”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一味同国会，为难、捣乱。各督军拥张勋为首领，号称“督军团”。段祺瑞看中其可利用价值，暗中支持。督军团虽然与段也有矛盾，但是在反对国会上，步调是一致的。
10月30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