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认为从正面设词规劝，与在私底下说人短处不同，即令密语外泄，亦是“台面上”摆得出去的话，并无碍于自己的名声，因而决定下一番说词，促成左、李的合作。
“大人，”他有意问道，“如今唯一的急务是什么？”
“你是指公事，还是指我自己的事？”
“公事也是如此，大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一而二，二而一，无大不大的一件大事是什么？”
“自然是肃清全浙。”
“是，肃清全浙只剩一处障碍，就是湖州。拿湖州攻了下来，就可奏报肃清。那时候，大人也要封侯拜相了。”
“拜相还早，封侯亦不足为奇。果然膺此分茅之赏，我是要力辞的。”
胡雪岩不知道他这话是有感而发，还是故作矫情，反正不必与他争辩，唯有顺着他的语气想话来说，才能打动他的心。
“大人这一着高！”他翘着大拇指说，“封侯不稀罕，见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比曾相、李中丞都高一等了。不过，朝廷如无恩命，大人又怎能显得出高人一等的人品？”
“这话倒也是。”左宗棠深深点头。
左宗棠终于松了口，胡雪岩也就松了口气。至于如何与李鸿章合作，就不用他费心了，一切形势，左宗棠看得很清楚，而且谈用兵，亦不是他所能置喙的。他只提醒左宗棠一点，会攻江宁，李鸿章忤了朝旨，目前急图补救，所以即使左宗棠不愿与他合作，他自己亦会派兵进窥湖州，表示遵从朝廷所一再提示的，“疆臣办贼，决不可有畛域之分”的要求。
左宗棠亦实在需要李鸿章的支持。
第一是兵力。湖州已成为东南长毛的渊薮，残兵败将集结在一起，人数超过左军好几倍。而且逼得急了，会作困兽之斗，决不可轻视。
第二是地形。湖州四周，港汊纵横，处处可以设伏邀击，本是易守难攻之地，当年赵景贤孤城坚持，因势制宜，将地形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如今长毛守湖州的主将黄文金，亦非弱者，且假“幼主”洪天贵福的名号以行，指挥容易。而且湖州所贮存的粮食，据报可以支持一年，这又比赵景贤当时的处境好得多了。
这进取湖州的两大障碍，都不是左宗棠独力所能克服的，而亦唯有李鸿章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两大障碍。论兵力，有苏军的协力，才可以完成对湖州的包围——当然不是像曾国荃攻金陵那样的四面包围。如果采取这样的方略，即使兵力部署上能够做得到，亦是不智之举，从古以来，围城往往网开一面，因为不放敌人一条生路，必然作生死的搏斗，就算能够尽歼敌人，自己这方面的伤亡，亦一定是惨重无比。反过来看，留下一个纵敌的缺口，正可以激起敌军的恋生之念，瓦解他的斗志。而况在预先安排好的敌人逃生路上，可以处处设伏，反为得计。
论地形，湖州外围的第一要隘是北面出太湖的大钱口，当年赵景贤雪夜失大钱，导致湖州的不守。以今视昔，情势不殊，要破湖州须先夺大钱，而夺大钱，苏军渡太湖南下，比左军迂道而北要方便得多。同时最大的关键是，攻大钱必须要用水师，而这又是左军之所短，苏军之所长。
李鸿章当然要用他之所长，尽力有所作为，既以弥补常州顿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
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的，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的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李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像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勾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廿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窜追不舍，其它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天贵福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军”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词更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俟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迟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礼，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孚厚望。”
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而又像在夹缝中受挤，又像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兵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湖州克复、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浙江被祸最惨，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为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大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回，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荷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幼逆”洪天贵福终于落网了。
粮饷大任
收束平洪杨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叛乱是：第一，南窜的洪杨余孽；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第三是荼毒生灵、为患西陲的回乱。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这所谓“贼”，便是捻匪。
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自经僧王全力攻剿，流窜到湖北、河南一带。张洛行虽死，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因为“天京”已破，成了丧家之犬，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大为猖獗。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匪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份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这样的安排，就大局而言，不能算错，只是委屈了曾国藩，便宜了李鸿章与吴棠，可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再有一个是杨岳斌。他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水师名将，本名杨载福，因为同治皇帝这一辈，玉牒谱系上第一字为“载”，不免有犯讳的不便，所以改名岳斌。当江宁未克复以前，他已升任陕甘总督，打算赋以敉平回乱的重任。回乱不仅生于陕甘，也生于云南与新疆。云南将次平服，而新疆方兴未艾，朝廷寄望于新封子爵的鲍超，特降温旨，认为新疆平乱，“非得勇略出群如鲍超者，前往剿办，恐难壁垒一新”，所以命曾国藩传旨鲍超，在他回籍葬亲的两月假期一满，“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乱。”恭王和文祥知道鲍超好名，特地拿乾嘉名将杨遇春，与他相提并论，很灌了一番米汤。
上谕中说：“从前回疆用兵，杨遇春即系川省土著，立功边域，彪炳旂常。鲍超务当督率诸军，肃清西陲，威扬万里，以与前贤后先辉映。该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话说得很恳挚，而命曾国藩传旨，亦有暗示他帮着催劝之意。无奈曾国藩对湘军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早有定算，鲍超是他的爱将，当然要加意保全，所以只是照例传旨，并不劝驾。
再有一个朝廷寄以重望的，便是左宗棠。他是现任的闽浙总督，由江西瑞金为鲍超所败，而窜入福建境内的李世贤、汪海洋两大股，顺理成章地该由他负责清剿。
左宗棠不是怕事的人，对此亦自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可是朝廷一连串的处置，却使他既气又急，愤愤不平。
首先大失所望的是，浙江巡抚派了马新贻，蒋益澧落了空，也就等于是他失去了浙江这个地盘；其次是李鸿章调署两江，名位已在己之上，使他很不舒服；复次是在江西的陕甘总督杨岳斌，奉旨迅即到任，朝廷责成浙江每月拨给陕甘协饷十万两，并先筹措八万两银子，作为杨军的开拔费用。
为此，左宗棠的肝火很旺，每日接见僚属，大骂曾国藩、李鸿章和郭嵩焘。这样骂了几天，怒火稍减，想想既不肯辞官归田，就得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军务是有把握的，就是饷源越来越绌，得要找个足智多谋的人，趁马新贻未曾到任以前，好好筹划妥当。
这个人自然非胡雪岩莫属。“雪翁”，他说，“你看，挤得我无路可走了！你算算看，我该到哪里筹饷？哪里都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