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坐在办公桌后，一偏身子，竟躲了过去。这个偶像级人物确实有两下子。一边的东京宪兵头子也惊了。但永田随后犯了个致命错误。相泽有刀，永田也有刀，手枪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永田先随便在桌子上抄起一个家伙砸向相泽，利用后者下意识地躲闪的机会抽刀或拿枪，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他没这样做，而是起身朝门口跑。相泽第二刀没给永田机会。就在永田快要拉开门时，相泽反手一刀砍在永田后背。永田居然没出声，他还想开门，结果第三刀从后面直刺过来。
如果永田没死，必有出任陆军大臣或首相的那一天，那时的日本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历史只有一个：永田死了，而且是被钉在了门板上，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就这样玩儿完了，剩下的第二大脑石原莞尔也就成了第一大脑，至于此后的第二大脑是谁，永远都说不清楚。
对相泽的审判是漫长的，因为皇道派的缘故，一直拖到1936年。行刺跟真崎有没有关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就在真崎出庭作证的转天，“二二六兵变”爆发！
1936年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一部（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多名士兵在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竹岛继夫、今泉义道、中桥基明、中岛莞尔、林八郎、河野寿、坂井直、丹生诚忠、池田俊彦、高桥太郎、安田优等尉级皇道派小校带领下发动兵变！因为永田死后，按统制派的计划，要把皇道派小校云集的东京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开走了。
开走前，他们动手了。
东京大街上，叛乱士兵冒着大雪，唱起《“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士/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
你还别说，光从歌词上看，写得还不错。
参加兵变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对“奸臣的贪腐”特别看不惯，认为日本唯一出路是驱逐压迫皇道派的统制派，让天皇亲政，建立单纯廉洁的军政府。煽动者除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被开除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依旧有“民间高人”：北一辉、西田税。
奇怪的是，这次大川周明没参加，他逃过一劫。
兵变中，叛乱士兵像演电影一般击毙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被打了47枪）、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被乱刀砍死）、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砍了头），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此人是后来的首相。
1934年接替斋藤实首相位置的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过程非常戏剧化。当时领得袭击首相任务的是第1联队的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是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带人冲进首相府后，七十多岁的冈田被他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塞进浴室，随后松尾只身跑到外面。叛军没见过冈田，只是带着照片来杀人，拿出照片跟松尾对了一下，因为松尾跟冈田长得很像，就认定这是他们要杀的首相，于是一声令下，让子弹飞。
这实在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对不起，这是真切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执行任务的第3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刺杀对象，并把子弹打进对象的身体；铃木贯太郎虽没死，但当时身中两枪。而第1联队的士兵，都没完成任务：首先在首相府就杀错了人，随后又放弃了刺杀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的计划。
叛军占领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组阁出任首相。
兵变发生后，东京完全乱了。陆军各派各怀心事，有坚决要镇压的，有观望的，有绥靖和支持的。海军态度非常明确：镇压。因为兵变中死去的内大臣斋藤实、受重伤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死里逃生的首相冈田启介，都是海军大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互相看不上已不是什么新闻，此次三名海军大将同时死伤，海军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东京湾战舰云集，那意思是：陆军不动手，我们就上！
陆军什么态度？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想成事儿，或者说脱颖而出，除了靠实力外，还有赌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敢押宝，押对了，也许就能轻易地冲到峰顶；押错了，就可能掉进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押了一宝：大嗓门地向东京发电：一定要镇压叛乱啊！
有人说，东条是统制派主力，肯定会主张镇压。但实际上是很多统制派被当时叛军血腥的行动吓晕了。陆军17个师团，只有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的仙台第2师团和谷寿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冈山县人）的熊本第6师团向陆军省表示支持镇压叛军，其他师团长则处于观望状态。此时东京的形势转瞬即变，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在东京，真崎甚三郎显然取代荒木贞夫成为皇道派的总瓢把子了。兵变前，他就得到消息，但没阻拦；叛乱后，青年军官们邀请他出山。到底是老狐狸，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因为那么多大臣都死了，天皇什么态度？他狡猾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只是说同情叛军，但出山的事，还是再看看吧。
荒木贞夫坐不住了，死活拉着观察动态的真崎跑到戒严司令部，“奉劝”不要镇压叛军。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主事参谋是谁呢？石原莞尔（这时候已经当上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了）。两位大将都来了，但石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
正如真崎所料，昭和天皇先是吃惊，随后是生气，最后被激怒。
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陆军大臣是川岛义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爱媛县人）。此人可能是日本陆军史上最没名气的大臣，但偏偏在“二二六兵变”时担任这一要职。事变后，他一下子就傻了，被叛乱士兵堵在家门口，最后差点给揍一顿。还好，他的副手也就是次长古庄干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给解了围，但此人明显支持皇道派。
建议向叛军妥协的，除小畑敏四郎外，还有已经当上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东京警备司令官兼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当然还有远在台湾的驻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昭和天皇这次谁的话也没听，他警告这些人：如果陆军不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兵收拾了，他就要亲自带近卫师团出马。
除外面的东条外，支持镇压的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这是这个呆板又没什么主见的陆军不倒翁做过的唯一一件灵光的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山口县人）。寺内是名门之后（明治时元帅、首相寺内正毅是他爸），谋略一般，但作风硬朗，喜欢傻笑。后来和杉山一样也干到元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做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官。
结果是，叛军投降，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等15名头目被枪决，叛军背后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等人被勒令退出现役，镇压不力的川岛义之、香椎浩平，以及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三人从本职上卷着铺盖走人。
但山下奉文在寺内寿一的保护下溜了：被流放到驻朝鲜军当旅团长，过起成名前漫长而郁闷的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横扫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前面说到的那位陆军省次官古庄干郎因川岛义之的顶雷而没被惩处，但中日开战后指挥日军在华南作战时他还会出来。寺内当仁不让地成为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在随后的肃军中把皇道派扫除。兵变虽然流产了，但皇道派的愿望很大一部分奇异地实现了。
广田内阁恢复了一项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担任。
在组阁时，如果陆军和海军拒绝提供两大臣候选人，那么新首相将没法完成组阁；而如果一届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那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军部就这样巧妙地控制了内阁，毛茸茸的小手搭在了政府的肩膀上。
捉蒋行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 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