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日本人开打当然好，但这种打并不是说乱打，作无谓的牺牲。当年的宋哲元，守卫南苑的决心似乎很大，把作为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都调来了，看上去挺主动，实际上非常被动，等于大老远地把人马送进南苑这个虎口。打到最后，在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开阔地，两位将军阵亡，近千名大学生和中学生战死，普通士兵牺牲者更多，却看不出守卫这里的真正价值有多少。
说到底，南苑悲歌还是宋哲元对局势混乱判断的恶果。到最后，没辙了，才发令抵抗，战力什么的不谈，仅就这一脑袋豆腐，又怎会有胜机？！打到最后，估计他本人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守南苑了。
南苑之痛，宋哲元难辞其咎！
现在，宋哲元终于站出来了，因为他决定离开北平了。关于这件事，他甚至没有告诉南京。而且，直到他决定走时，各部队还没得到明确的作战任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等日军进攻后再反击。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
当年，冀东划为非武装区，河北省政府成立了保安队，有叫张庆余和张砚田的，分别任第一、第二总队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这两位脑子一糊涂，当了伪冀东保安队总队长，说重点：成了汉奸。不过，这俩人有自己的算盘，也可以说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所以一边在殷汝耕手下干，一边跟北平那边的第29军联系着。
事变爆发后，两位老张还在观望，有件事促使了他们拨乱反正：日机袭击通州城外第29军阵地时，误炸了保安队教导团。这把张庆余惹火了，叫上张砚田和保安队教导总队队长沈维干起事。通州的日本守军，就是那个萱岛联队，得到情报后，去拦截南苑突围的中国军队了，只留下百十号人的守备队，以及侨民三四百人。
7月29日凌晨2点，冀东保安队3000多人开火，通州城内的日本守备队驻地、日本特务机关、日侨商号、冀东伪政府所在地等成为袭击目标，逮捕了汉奸殷汝耕（后来走脱），歼灭了包括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在内的日本顾问、守备队士兵、武装侨民等330余人。
就在这一天，一直沉寂的天津，也打了起来。
前面我们说过，张自忠去北平后，天津防务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南苑血战时，李文田得到丰台被中国军队拿下的消息，但这时候仍没张自忠的信儿，正在转圈儿时，手枪团团长祁光远说：四周都已开打，您觉得天津会躲得过么？
李文田又何尝不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在天津海光寺，北平那边的每个拳头，都是从天津这边打过去的。这种情况下，再跟那看着，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李文田说：怎么向张师长交代？毕竟没有他的命令！
祁光远说：张师长人在北平，他的想法我们不可揣测。不过，副师长您代理师长之职，负责天津防务，所以兄弟想说，局势都已经这样了，第37师打得那么激烈，我们再不打，会成为民族罪人！何重何轻，请您决断。
李文田不语，把电话挂到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那里。
李致远听完后，跳起来说：打！
日军主力都在北平一带，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只有3个大队外加5个直属小队。
李文田分兵三路，一路在手枪团团长祁光远指挥下进攻海光寺；一路在保安队长宁殿武指挥下进攻东火车站；一路在独立第26旅旅长李致远指挥下进攻天津总站和东局子飞机场。
三路人马同时行动，日军有点傻。
天津总站很快拿下来了，一个小队的日军被围歼。但海光寺那边由于日军工事坚固，迟迟攻不下来。东火车站攻下来后，保安队长宁殿武火速带人支援海光寺。
八年抗战中，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保安队的身影，虽不是正规部队，武器装备有限，但他们在抗击日军方面同样付出了极大牺牲。
最悲壮的场面出现在东局子机场。
这里停着四十多架日军飞机，在李致远带领下，中国士兵摸到机场大门，解决了哨兵后直扑机场。
日本飞行员睡在飞机下的帐篷里。
发现中国士兵后，慌忙爬起身往飞机里钻，中国士兵扑过来时，已有二十多架飞机发动了，其他十多架飞机没来得及起飞，被中国士兵泼上汽油，点着了。
那二十来架即将起飞的飞机怎么办？
中国士兵朝飞机扫射，有的干脆举着大刀，对机身一阵猛砍，有的年轻士兵情急之下抓住机身，不叫飞机起飞，最终被带到空中……
中国人急了！
海光寺、东局子枪声连成一片。但海光寺还是没攻下来。保安队基本上打光了。
天亮后，从廊坊回援天津的日军率先赶到，在北平的第20师团3个大队也回来了，山海关那边的军列也开动了，没被烧毁的飞机开始进行轰炸。
中国军队由攻转守，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
平津沦陷的时候，宋哲元去了哪里？
当初蒋介石叫他回保定备战，他不听，硬回北平，梦想能和日本人就地解决问题。南苑陷落后，他终于决定走了，不光决定自己走，而且还决定带走卫戍北平的第37师。
南苑一失，宋哲元就找人开会，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等帽子给了张自忠，把赵登禹的一个旅和张自忠的一个旅留下来负责北平的治安，自己把第37师带走。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哲元带军队撤出北平时，通知了松井太久郎。
这位老兄最后一刻仍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你们不是要第37师离开北平吗？好，我现在带走了，尽管时间上晚了点，你们还打吗？
冯治安和秦德纯跟着他去了保定。
在北平一连串事件中，秦德纯的临场反应，从态度到谋略，把宋哲元远远地甩在后面。跟宋离开前，他曾向南京发电报，建议中央军不必把兵力只压在平汉线，最好由津浦路北上，直插冀东，逼迫到长城一线。同时，令绥远傅作义第35军进攻察哈尔北部的日军。秦反对节节抵抗，认为那样抵抗越久，自我消耗就越大，不如把兵力压过来，在华北跟日军决战。而且，鉴于日军飞机的威力，他还向蒋介石建议，把中国空军的精锐飞调保定。此外，秦还电告绥远以东的第13军军长汤恩伯，希望他向察哈尔进军，牵制日本人。
不论秦的思路对不对，实施起来效果如何，但至少他动脑子了，不像宋哲元，从北平跑出来后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说到秦德纯，这是那个跟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的秦德纯么？还真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人一棍子打死，又有多少人认为：签订这种协定的人，不是亲日派，就干脆是汉奸呢？还是前面说的那句话，如果历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张自忠果然接过了宋哲元的所有职务。有人说，这是老宋临危授命，也有人说，看，张自忠果然夺权了。这个张自忠，还是跟日本人过从甚密啊，当年被邀请去日本访问，是不是跟那边秘密达成啥协议了？关于宋、张、日之间，也许有着太多暗面，现在再去捋这里的恩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北平沦陷后，彷徨中的张自忠，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顶着汉奸的骂名，辗转回到南京。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媒体对宋哲元反而没那么多指责。
后来，很多人说张自忠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他“本是清白人”。这个判断很难下。局势是复杂的，汉奸与英雄之间，有时候也就几厘米的距离，没人可以保证：在那个年代的平津泥潭里，张百分之百地清白。这里的“不清白”，不仅有职务过失，也有人性的复杂。
但后来这都不是问题了。
三年后，在1940年的湖北南瓜店。冲上高地的日军中队长堂野一枪击中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的头，随后将军又挨了日军一等兵藤冈的一刺刀，接下来又是日军士兵的五枪连发。于是所有的一切都释然了，他终用一死让一切都简单起来。那次战役，他原本可以毫发无伤。
庐山召集令
前面我们说过，七七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一是搞军官训练团，二是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三是筹备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训练团前身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是个短期轮训机构。1933年成立时，目的是对付红军。跟红军打时，国军老吃亏，动不动就被反围剿成功，蒋介石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他发现，除了士兵军事素养差以外，军官的战术指挥能力也很成问题，就这个水平，围剿红军先不说，即使想跟日军打，怎么打？问题怎么解决呢？让他们到军校回炉？来不及。
有人给蒋介石出主意：不如办班。
办班？出主意的是蒋介石的智囊、“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黄埔军校1期，湖南岳阳人），也有人说是当时的首席军师杨永泰。不管是谁，总之军官训练班办起来了。搞政训起家的贺衷寒说了句叫蒋很中意的话：要是办班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军官的指挥能力，还能凝聚他们的精神。
军人的政治信念和精神意志一直都是蒋介石很在乎的。
这个训练团，主要训练团以下军官，对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真起了不小作用。红军向陕北转移后，训练团改了名，参加人员变成了团以上高级军官，训练针对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日军。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训练团，亲自当团长，副团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要人，陈诚又兼了教育长。
北平事变爆发时，训练团第1期刚开班。
蒋介石在庐山抓的另一件事是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
进入1937年，中日开打已不可避免，原因极简单：日本没满足，中国又没法叫它满足。虽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跟中共的谈判也进行着，但如果真要面对一场不知道多少年能打完的战争，他蒋介石也真得掂量掂量。
全国各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
蒋介石搞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为的就是探一下大家的口风，好让自己心里有底。
蒋介石叫此时已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代表政府，向全国各党派领袖（不包括共产党，跟中共的谈判将单独进行）和学界名流发帖子，召集大家上庐山开谈话会，并定了个调子：开诚布公，别玩虚的，都这时候了，得掏心窝子了！
虽然此会有关国家生死存亡，但张群亲自拟订的请柬却冲淡轻盈，倒有兰亭之风：
敬启者，庐山夏日，景候清嘉，嘤鸣之求，匪伊朝夕。先生积学盛名，世所共仰，汪蒋两公，拟因暑季，畅接光华，奉约高轩，一游牯岭，聆珠玉之谈吐，比金石之攻错。幸纡游山之驾，藉闻匡世之言，扫径以俟，欣伫如何。汪蒋二公，另具请柬，尚祈惠察，谨此笺启。中政会秘书长张群谨启，六月二十三日。
6月23日，全国各界名流陆续上山。到7月中旬，云集庐山牯岭的军政要人、党派领袖、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已达到两百多人。
还记得事变爆发那天秦德纯为胡适等人在北平送行吗？本来胡适一行要走平汉线的，但没想到当天就爆发了事变，转天平汉线交通中断，于是只好到天津走津浦线，转道南京后，坐船顺流到九江，从那里登上庐山。
本来呢，谈话会是个非正式会议，但由于开会前北平突发重大事变，所以谈话会的性质一下子也变了，从一个时局恳谈会，变成了应对事变的官方会议。7月16日，全国都在注视的各界人士谈话会在牯岭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群、陈立夫、蒋百里、居正、李烈钧、戴季陶、于右任、张君劢、张伯苓、蒋梦麟、竺可桢、梅贻琦、傅斯年、王云五、胡适、梁实秋、马寅初、邵力子等158人到会。大会由张群主持。
先由汪精卫致辞。当年意气风发的刺客，走上主席台。
汪精卫先向台下的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作了个解释：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制订的《建国大纲》（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文于民国13年（1924年）4月12日手书，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仅二十五条。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规定，国家政治分三步走：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但现在国难当头，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结束的日子还早着呢，颁布宪法的事还需等待。
台下一阵议论。
随后汪精卫谈到北平发生的事变，说了三点：一、形势危急；二、政府困难；三、精诚团结。日后的巨奸，谈起国难，说到动情处，倒也像那么回事。
何止是像那么回事。
历史往往复杂到令人苦笑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下野，紧接着上海又发生事变，汪精卫接替无力应对的孙科，当上行政院长，当时他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叫张学良出关收复失地，但张不买他的账，汪指挥不动张，只能干瞪眼。没多久，汪又兼着做了外交部长。在那个年头，这个活可不好干。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冲进办公室的青年学生砸得头破血流；《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又被袭击。汪家人说别做这个官，汪也唯有摇头而已。果不其然，1935年底他就被激进青年差点打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一天，召开了四次六中全会。这天大早，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拜谒中山陵，回来后在中央党部政治会议大厅开会（湖南路）。经过短暂的开幕式，大家出来在门口合影。一百多名委员分五排站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他身边是林森、孙科、张学良、孔祥熙等要人。记者们见大员站好，就开始拍照，一时间，镁光灯闪烁不断。9点半过后，拍完了。委员们往回走。在汪精卫转身时，记者群里跳出一人，一边往前跑，一边说：汪先生！汪先生！
汪精卫下意识地一回头。
那人已手枪在握，大叫一声：杀卖国贼！
冲着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都打在汪精卫头上和身上。大厅里一时炸了营。后面的记者和前面的政要四散而逃。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场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别看上了岁数，竟一下子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刺客，不管刺客怎么挣扎，这老先生就是抱着不放。张学良正站在旁边的台阶上，也惊了。很多时候，在政令上，小张是不听汪精卫的，但这时候不知哪来的劲儿，小张冲回来，一个扫堂腿把刺客放倒在地，手枪也摔了出去，在他要起来时，赶过来的侍卫对着刺客连发两枪。
刺客是晨光通讯社记者、激进青年孙凤鸣。
孙凤鸣一枪打进汪精卫的左颧骨，一枪打穿左头骨，一枪打在肋骨。打在肋骨的弹片最终没取出来，1944年引发炎症，导致死亡。
当时蒋介石在哪？大家到外面合影，汪精卫已上楼叫过一次蒋了。据说，蒋突然灵异地有种“不祥之兆”，所以没下楼。这有点八卦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蒋介石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这个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对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妥协，从对日策略的角度说，他蒋介石可以有千万条理由，但民众不管那些，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一腔怒火。九一八事变当年，蒋介石就在庐山山道上遭枪手袭击。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这个会上留了个心眼。汪精卫没请动蒋，只好自己下去，没想到真挨了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