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极其平淡的开始，在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更是如此。与刘永行同时代的创业者柳传志当时在卖旱冰鞋；任正非的华为此时在做交换机生意；而后来著名的个体户年广久，此时刚刚开始炒他的傻子瓜子。而刘永行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自觉地去总结规律了。这个平淡到本来只是用来为过年赚点钱的小生意，却为刘永行和他的家族带来了立足于社会的重大规律。
不过这个重大规律的出现，是在刘永行开电器修理摊之后的那个分析会，这个也许是中国第一个研究市场规律的分析会在刘家开始了，议题是一门简单的手艺为什么能在当时赚到300元钱？
1982年的300元人民币，不是现在的一顿饭钱，刘永行的妻子当时月收入不过30元人民币。如果视野再打开一点来看，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收入不过是56元，而且很多家庭都能以此过活了。
刘永行召齐了四兄弟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那两年农村刚刚实行了承包制，农民都赚到了钱，买了不少新的家用电器，春节又是电器使用的高峰时段，而同时县城里的修理工这个时候都休息了，所以市场出现了一个空当，因此刘永行的这个电器摊就赚到了格外多的钱。
四兄弟从中悟到的道理是，要生存，就一定要找市场的空当。社会上永远存在很多需要人去做的事情，只要做市场需要同时别人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事情，就能赚钱。
为生存而经营，这是所有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其经营所必须经历的阶段，但是怎样生存，则是所有创业者都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刘永行最早悟到的这个道理，对其创业和以后企业的不断转型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那么，有了致富动机，同时也尝到了在市场里找饭吃的甜头的刘家兄弟会下海吗？他们又将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创业：兄弟齐上阵
刘永行摆摊赚了300元钱引发的这粒创业种子，在刘家兄弟??里埋了一段时间，在1982年，长出了第一颗嫩芽。
其实此时的刘家兄弟都已经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大学毕业后，刘永言成为成都一家军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刘永行在新津县教育局下属的电教队里工作，职责是修理下属各学校损坏的电教用具；老三陈育新则在读书，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考上大学的经历，而老四刘永好则已经中专毕业，在成都教书。
作为无线电技术的爱好者，他们开创事业时首先想到的是开一个电子工业的制造工厂。多年之后，当家电工业在中国南方崛起的时候，刘永行不无遗憾地说过，如果当年没有政府部门的管制，很可能刘家兄弟也会成为家电工业的一分子。很显然，在家电领域创业，四兄弟更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事实上，他们当时也已经准备动手了。4个有着共同爱好的兄弟看到市面上流行单卡双卡录音机之后，决定要做一个更为先进的产品--音箱。他们认为，既然更为简单的双卡录音机都会有人喜欢，那么音质更好的音箱就一定会有人要。兴致勃勃的刘家四兄弟既没有想过未来的钱从哪里筹，也没有想过政府会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倒是先把这个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工厂命名为“新异”，因为他们都是大科学家爱迪生的粉丝，既然爱迪生的公司叫“GE”，那么四兄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公司应该叫一个差不多的名字，“新异”应该是最好的吧。
虽然少不经事，但思维严密周到的刘家兄弟对于市场却有着自己最初的认识。为慎重起见，他们郑重其事地为未来的工厂，作了可能是整个中国最早的市场调查。对于市场上会不会有人要他们的产品，他们有自己的对策，说起来十分简单：四兄弟一分工，做了一台音箱出来，找一个四川特有的赶集的热闹日子，在国营商店卖录音机的摊位边上放音乐。
这种直接比较式的市场调查，显然比很多可行性调查报告来得更为可靠和有说服力，因为它直接把最劣质条件下的产品制造能力，放在了买家的面前，而且周围就是竞争产品。如果没人理睬，自然是直接淘汰，而如果产品有竞争力，就会直接带来买家。关键是花费不多--做一台音箱，实在比很多企业购买大量的宏观数据来得便宜，缺点在于所调查的范围较小，对未来的竞争无法做到心中有数。但显然，这很适合刘家兄弟，因为他们当时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市场调查的方式和数据，而且也只是想在小范围内占领市场，没想到做那么大。其实这就是小企业开办之前的最好调查，关键是简化。
结果比刘家兄弟想象的还要好，由于他们的音箱做工精致、音质效果好，包装也漂亮--说实在的，当时中国知道音箱是什么的人都还不多，更不用说是在四川新津这个小县城了，所以市场上很快就有人提出想买这个音箱。于是喜出望外的刘家兄弟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工厂出来。
但刘家兄弟接下来就开始尝到所谓国家管制的厉害了。要知道这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才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苏醒过来，虽然已经开始有人下海，但四川新津毕竟还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循规蹈矩的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想办工厂的时候，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个笑话。
“你们有工程师吗？”
“他就是。”四兄弟指着老大刘永言说，“他是成都军工厂的工程师。”
“他们单位会同意他辞职吗？”
“会的。”四兄弟异口同声。
“我们要去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不同意。是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哪里有军工厂的工程师可以辞职这一说。所以这个被四兄弟命名为“新异”的电子工厂，就这样夭折了。
不过后来当这四兄弟都积累了一点行商的经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却能很容易地指出自己当时的幼稚之处：办一个工厂是容易的，有几个人来买自己的产品也是容易的，但是一旦生产上了规模他们怎么来卖产品呢？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的都是国营的商店，如果他们的工厂办起来，销售就一定要与国营商店打交道。但是当时的私营工厂和个体户在社会上都是受歧视的，产品根本就没有进入销售渠道的可能，怎么做生意呢？而且经营工厂的关键在于持续生产，周围都是国有工厂，又怎么能买到价格合理的零件呢？
这不仅是刘家兄弟的疑虑，也是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多年来的困惑所在。事实上，高效而优质的上游原材料来源和下游流通，是所有制造业成长的基础。但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完全解决，更何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
但是现实的贫困和已经尝到的在农村悄悄萌芽的市场经济的甜头，使得刘氏四兄弟反复产生创业的念头。而其中冲动最大的，是刘家老三，被寄养长大的刘永美--寄养之后他被改名为陈育新。
陈育新虽被寄养，但却一直与刘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几个兄弟都已经考上大专院校，陈育新也深受鼓舞，发誓也要考上大学。刘永行回忆说，当时他去古家村看望陈育新，陈育新告诉他自己在生产队里选了最重但是最简单的活--挑粪来干，因为这样可以多点时间来复习。当时陈育新已经成家，穷得连复习的纸笔都买不起，就弄些碳条在墙上写公式，弄得周围的人都说他疯了，因为他所到之处都是碳条写就的公式和算式。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真的考取了四川的一所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新津县的农业局。期间当然是困难重重，多亏几个兄弟不断地帮助他。不过毕业之后他的收入对于陈家沉重的负担来说还是太少，而且他家身处农村，所以与刘永行不同的是，他的环境不是清贫而是贫困，所以他不断地想着赚钱，最后就和哥哥们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为了让陈育新赚钱，刘家四兄弟又开始了他们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他们应该到农村去淘得第一桶金。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个体户，但是清醒而理智的刘家兄弟却认为反其道而行之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首先因为在城里，国有工厂和商店会歧视个体户，但农民们却不会，只要你做的事情对他们有帮助，他们才不会来管你是什么户；其次，刘家四兄弟在新津县里都有了一定的名声，而且他们在县城边的古家村里当过很长时间教师的母亲更是在这个村和周围的农民群体中积累了很高的声望，周围的农民中有很多她的学生，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取得信任。
其实这种讨论对大多数后来的创业者，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创业早期的成败，最重要的并不在于生意的大小，关键是要迅速地赢利，实现资本的周转，雪球才有可能越滚越大。信任与对别人的帮助，则是小规模的生意能否转动起来的两个根本因素。企业是一个信心和士气的连转过程。只有帮助了别人，顾客才会把钱交给你，只有赚钱了，人气才会积聚，企业才会做大。
但是做什么呢？最早的创业创意来自于陈育新，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了有良种鸡可推广，于是就提议要做这种名叫红育鸡的推广。他认为这种良种鸡会改变农民的养鸡模式，让农民多赚钱。他们可以建一个良种场，把外地的鸡种引进来，孵化成小鸡卖给农民，他们赚其中的差价，然后再收购本地农民的种蛋，再孵化成小鸡卖开来，最后把新津变成一个良种鸡的养殖县。
这是一个标准的蛋生鸡、鸡生蛋的商业模式，在今天听起来几乎是一个天方夜谭，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整的商业构想。当时整个国家处于经济短缺时期，赚钱的机会确实很多，竞争也远没有今天激烈，另外这四兄弟在其经历中所储备的知识和他们对辛苦工作的忍耐程度，将会使这个良种场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养鸡场很不一样。想定了之后，刘家兄弟还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主要的意思是陈育新先辞职，三兄弟都一起帮他，并约定如果生意失败，大家都要帮助陈育新。
陈育新辞职在整个新津县都引起了轰动。一个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大学生要辞职去干个体户，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非常反常的，县里甚至都没有办法批准。此事还引起了当时新津的县委书记钟广林的重视，他专门找陈育新谈话。了解了陈育新的辞职动机后，钟广林表态支持陈育新，但要求他“带富10户农民”。很显然，这个朴素的县委书记也被四兄弟构想出来的这个天方夜谭给迷住了，支持他们去尝试一下。最后，陈育新的辞职报告被四川省政府批准了。
在刘家四兄弟的创业过程之中，钟广林的作用不可小视。不过他看来是个好干部，因为刘家四兄弟在他就任时连根烟都没让他抽过，只是在他退休之后送过他一部手机。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像钟广林这样的政府官员不止一个，在这些优秀而开明的政府干部的管辖区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过一些先人一步的创业者。放手不管，让民间的能人去干，其实更多地惠及了他们自己，因为很快中央政府将以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劣来考核他们的政绩，而更为重要的是地方经济发展加快，也使这些官员管理地方变得简单化。比如说钟广林，他的开明最后为他带来的是在他的管理下一个因养殖而富裕的大县。
不过此时的刘家兄弟除了决心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资本。后来在整个中国都广为流传的是这四兄弟的资本因素：刘永行卖掉了他最值钱的代步工具--他腿不方便，自行车是他最必需的东西；刘永言卖掉了他心爱的电子表，后来他有了钱还专门把这块表给买了回来；陈育新把自己的房子让了出来作为良种场的场地。四兄弟凑齐了1000元人民币。育新良种场便宣告开业了。
如果用于生活，1000元人民币在当时可以买好几台电视机，但如果用于创业，显然是太少了。刘家兄弟必须小心安排这点小小的本金，留出更多的钱作生意上的流动资金--他们显然还不明白流动资金这个说法，但却本能地缩减着花在固定资本上的钱。不过良种场还是要有一些“在建工程”：把蛋孵化成鸡要保温，需要孵化室。四兄弟为了以最节省的方式完成这项工程，就自己用斗称沙子，用秤来称水泥。四弟刘永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成都一个工地上有废砖，当时就买下了然后用拖拉机运回来，自己还抱了一大捆铁丝。结果拖拉机到了他们古家村口进不去，他们硬生生用扁担把一拖拉机砖头挑到良种场。
这些培养了刘家兄弟最早的工作习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
初创的危机
有了完整的商业构想，育新良种场开始正常地运转起来。第一批鸡蛋买回来，孵化后卖给农民，然后再买种蛋再孵化再卖第二批，半年之后本地农民养的小鸡也开始产蛋，刘家兄弟就可以收购农民手里的种蛋来孵化卖小鸡，把良种鸡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如果没有干扰的话，这个循环也许可以不断扩张，以至无穷。
不得不承认的是，刘家兄弟在商业上的这种构想，证明了他们确实是做生意的好手--虽然他们一份商业计划书也没有写。能这么狂想，本来已经不易，而更为重要的是想出来的事情，在被他们扎扎实实地实行着--链条在迅速做大。不仅如此，刘家兄弟还不断地用他们的技术为鸡场投入各种各样先进的手段来做实这门生意。不过，这种规模上的扩张高度依赖于资金链的完整性--刘家兄弟为扩大规模，在收购种蛋这一环节上采取赊欠的手段，这是他们唯一的命门。
此时，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正在前方等着他们，问题就出在这个赊欠的环节上。
引起危机的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古家村附近另外一个乡的名叫尹志国的人。他是刘家兄弟的大主顾，但却是一个准备做投机生意的人。他在育新良种场订下了两万只小鸡，并留下了一张信用社的支票做抵押，一切看起来都合乎常理。下单的时候，他就拉走了1000只现成的小鸡，显然在刘家兄弟接下这张大订单之时，尹志国也在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也在玩高风险的“资本游戏”。如果他把这1000只小鸡卖了，就有钱来买下一批小鸡，然后不断地卖，不断地用卖得的钱来买鸡，最后挣上不少的一笔钱。但尹志国的这个游戏却注定是要输的，因为他不仅没有钱，而且对养鸡也根本是外行。在把头1000只鸡运走的过程中就翻了车--半路上，天下起了大雨，尹志国让驾驶员用雨布把车盖了起来，结果长途运输过程中小鸡几乎全部被闷死了。
尹志国这一个资本游戏的失败，连锁引起了刘家兄弟生意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这边尹志国在鸡被闷死了以后躲在家里不敢见人，那边刘家兄弟左等右等尹志国的钱都不来，于是就打算把支票兑现。结果，会计去了信用社回来告诉他们这是一张假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