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中创业是刘家兄弟创业成功的另一个要素，这一方面体现为势能--刘氏兄弟的高智商和在新津农村积累的声望，使得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不会碰上麻烦，所有人的合作和信任，也是他们成功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则体现着中国国情--在中国，由于千百年来的习俗和土地条件的制约，农民从来是以单家单户为一个经营体的最小化企业。“文革”时代，政府以强大的自我能力想让农民集体化生产，但也没有做到，刘氏兄弟面对这样的国情，在其商业实践上选择了顺势而为的做法--尊重这一事实，作用于已经开始多种经营的农户生产资料上，让他们赚钱，这就构成了他们成功的最广泛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后刚刚开始独立生产的中国农户，因为急于摆脱贫困，其致富的动力和干劲是空前的。刘家兄弟这种高姿态和方法上的得力，当然能点燃他们跟进的冲动，而在此情况下，及时地转变为服务，不与农民争市场，使育新良种场获得了最后的成功。当然，政府也是关键因素。所谓的中国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突出地体现为政府管制。如果没有开明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广林的支持，刘家兄弟的创业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还有一些更小的原则，是从刘家兄弟第一次创业里积累下来的--不赊账，同时也不欠账。刘家兄弟在后来的商业实践中，极其鲜明地要求自己和合作伙伴遵循诚信的原则。育新良种场墙上的告示，最早把这一特征明确固化下来。刘家兄弟先是用油漆，后来用塑料字和电子显示屏告诉他们的供应商说，如果育新良种场已经收到合乎标准的商品而没有及时支付款项，供应商收到良种场的款项的同时，还将得到每天相当千分之一贷款的滞纳金的赔偿。当然，如果供应商有意弄虚作假，刘家兄弟也可以罚没所有的货款--这不是赖账，而是明确的责罚。
有一点必须指出，刘家兄弟之所以在早期能够保持这一原则不动摇，与育新良种场处于一个小环境之中密切相关。新津是一个小地方，在中国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诚信体系里，小社区的诚信程度相对完整地保持了下来。一个新津本地人，离开了他以乡村和县城的熟人圈为基础的社交圈子，可以不诚信，但在本地一村、一乡或者是城市里的一社区范围内，他一定会格外诚信。因为如果失去了这个，他很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在本地抬起头来。在新津这样相对偏远的小城镇里，更是如此，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鹌鹑风波
在鹌鹑饲料上赚到的第一桶金，并没有使得刘永行真正脱离乡村企业家的头衔，但这次成功累积下来的经营理念却让刘家兄弟前途无量。2008年，一向傲慢的《纽约时报》中国记者站的记者到新津去调查刘氏企业后，也得出结论说“（在中国的发展中，）刘氏家族经历了似乎不可能的道路”。而这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经历，其核心就在于以“让”和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实践。
但此时的刘家兄弟的身份还只是新津县城里的普通乡村企业家，而且从事的是以养殖业为核心的产业。虽然他们已经有了良好的企业理念，但要有真正的飞跃式发展，却还需要更多的机会。
机会虽然还没有来，但是扩张的边缘却已经提前一步来到了。就在刘家兄弟掘到第一桶金的同时，整个新津的鹌鹑养殖业，已经到了近乎不可控制的地步。由刘家点燃的这一把养鹌鹑致富的火，在新津熊熊燃烧起来，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场“火灾”。因为养鹌鹑能致富，资金投入少，又不占多少空间，所以当时贫困的新津县城里几乎人人都在养鹌鹑。刘永行的妻子在多年之后的回忆里这样描述当时新津的状态：“学校的老师不上课，医院里的医生不好好给病人看病，干部们无心办公，人人都在谈鹌鹑。一时间，鹌鹑成了整个新津的主要话题，社会秩序都开始乱套了。县城里甚至因为冬天要为鹌鹑取暖出现了真正的失火事件--为了防止鹌鹑冻死而又不多花钱，市民们就用煤油灯为鹌鹑取暖，小型火灾频发。”
如果仅仅从利润角度考虑的话，此时已经转移到“上游”的刘家兄弟应该不断窃喜才对，大量养殖户的进入，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服务对象、更大的生意范围。但是刘永行却没有仅仅从一个商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精于计算的他此时算到了另外潜在的风险。新津当时的鹌鹑热，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了理性的范围，在这个风潮中每个人现在还都能赚钱，但进一步持续下去，却可能导致所有人都赔钱，更可能拖垮整个新津的经济，造成可怕的后果。
从生产的一般规律而言，只要有人消费鹌鹑蛋和鹌鹑，养殖鹌鹑就会有利润，怎么会赔钱呢？首先是由于大量的养殖，服务开始短缺，各项服务在涨价。种鹌鹑和种蛋在涨价，取暖用的煤油灯、孵蛋用的架子，甚至是运送鹌鹑的物流服务也在涨价；其次是大量的鹌鹑还在被投入养殖，这造成了巨大的潜在风险。陷在风潮里的每一个新津人都没有看到未来可能的问题，而是在疯狂地投入，但更多的鹌鹑投入之后，销售就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刘家处于产业链的最上游，所以看得非常清楚，当时新津鹌鹑的生产总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整个铁路外送的能力，所以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会造成鹌鹑和鹌鹑蛋的大量积压，这种积压不但会造成浪费，更会引起价格的下降，造成养殖户的亏损。
看到了整体风险的刘家兄弟心急如焚，开始向周围人反复游说，劝大家不要再进入这个市场。这其中当然有一听就懂的明白人，但是误解的人更多。因为刘家兄弟自身还养有鹌鹑，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刘家兄弟想减少竞争对手，不让他们一起发财，有很多人还是继续往里冲。
在自身力量不能阻止鹌鹑热的进一步蔓延之时，刘家兄弟想到了政府，他们找到了县委的相关部门诉说自己的忧虑，此时政府部门也正为社会秩序的混乱而感到担忧。两下里一拍即合，政府便张贴了由刘永行起草的《告全县人民书》的布告，把潜在的风险告知全县人民，同时政府还动用自身的力量，强行禁止管辖范围内的干部和公职人员养鹌鹑，以便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一场可能存在的风波，就这样被平息下来了。
这个20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案例，虽然只发生在县一级，却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力量与政府行政权威在此事中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及时制止了一场小范围内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事实上，如果任新津那场鹌鹑热蔓延的话，那么后来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农产品难卖问题，将首先在新津发生。清醒的民间力量与开明政府的强制力的结合，在此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同时，这一个案例还证明，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慢慢发展市场经济，但所谓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确实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来适时适地地干预和宏观管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求富欲望促使人们行动，但信息永远是不会对称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人们无休止的欲望这两种力量，使得市场经常失灵。如果人们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作为市场配置手段的价格信号其实在时时提醒着参与者，但一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会非常理性地注意这些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案为例，对信息掌握得最完整的刘家兄弟，本来是可以大赚其钱的，但他们选择了理性的行动，最终制止了悲剧的发生，否则在这股风潮中，不知有多少新津人会血本无归。
不过，在此事中带头的刘家兄弟并没能得到什么好结果，相反，他们受到非常多的白眼。虽然在整体上，新津减少了对鹌鹑饲养的投入，大家都没有损失，但没有发生的悲剧使所有人都不明白可能存在的风险，而更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制止大家发财。刘家兄弟积累的社会威望并没能因他们做的这件大好事而有多少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有的时候，真理真的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刘家兄弟的这次创业到这里已经完全取得了成功。这4个第一代创业者此时已经完成了他们第一桶金的积累。刘家兄弟的创业，其实是历史的奇缘，只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才会去创业，而且是高度理性的创业。他们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通过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里好好表现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局面，所以才急于创业。而刘永行摆电器摊的经历使这四兄弟领悟到的另一个道理是，当创业者开始行动，承担巨大的风险时，他就获得了自由。没有人可以规定创业者在社会上应该得到多少报酬，创业者的回报，来自于社会大众的需求和创业者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需求越急迫，创业者满足这种需求越及时、越有效，得到的回报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