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成立至今已历经漫长的历程，最初它只是一支仅能满足近岸防御型海军，然后逐步西方化发展成为了一支近海防御型海军，再经过新世纪大发展后，成为了一支初具远洋海军雏形的海上力量。多年的发展变迁也见证了中国这个传统陆权国到海权国的转变过程。
古代中国的海洋之路
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民族，自久远的上古年代起，就繁衍生息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源远流长的黄河，温和湿润的气候，肥美的沃土和丰饶的物产，构成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华夏民族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璀璨文明。世人往往瞩目于中国的黄河文明，事实上，从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了勇敢探求的脚步，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中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让我们依循历史发展的时间表，对我们祖先在蔚蓝色海洋上留下的航迹，作一个简明的追寻。
殷商末期，周武王设有“苍兕”官职，专门负责管理舟楫事务。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战斗任务的部队——舟师，即古代海军。濒海临江的吴、越、齐、楚等各大诸侯国的造船业已较发达，能制造“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系列型制战船，还出现了专门供国君乘用的座舰“艅艎”。拥有上述战船的舟师，可以编成类似今天的“特混舰队”，征战于海上。公元前485年，吴国国王夫差派遣徐承领一支舟师从长江口浩浩荡荡沿海北上，远航奔袭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齐国出动庞大的舟师，出航至黄海海面截击吴国舟师，将其击败。这次吴齐黄海大海战，比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还早5年。它表明古老的中国是世界古代海军及海战的发祥地之一。
当然，由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受到时代的限制，我们的祖先曾一度对浩瀚的蔚蓝色海洋充满幻想，对海洋的描述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司马迁的名著《史记》就记述了秦始皇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派遣方士徐福率领一支载满童男童女的船队，出海去寻“蓬莱”、“方丈”和“瀛洲”三神山，结果未能如愿的历史故事。自然知识的贫乏固然容易使人们对海洋变幻莫测的景象产生迷惑和幻想，但它另一方面却激发起人们探索海洋奥秘的高度热情。在这种探索热情的激励下，我们的祖先在无垠的大海上划下了更远更长的航迹。
秦王朝之后的汉王朝，拥有居世界首位的造船业，能制造出高大雄壮的“百尺楼船”和轻捷快速的“艨艟”等战船，使战船的型制进一步系列化。汉武帝任命过“楼船将军”、“戈船将军”、“横海将军”和“下濑将军”等，使楼船军具备相对稳定独立的组织指挥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军队的一大军种。中国使用风帆战船的时间，比西欧至少早七八个世纪。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拥有以风帆为主的5000艘战船，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吴国发达的船业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吴国使臣奉派远航至东南亚。公元320年，孙权派卫温将军统率万人船队远航到了台湾。
唐宋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不仅制造出大型的“五牙”战船，而且创造性地制造出操作方便、航驶快捷的“车船”，成为近代明轮船的雏形。舵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的成熟，特别是众所周知的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使这一时期我国的航海业兴旺发达，开辟了世界上最远的航线。唐朝组建庞大水师，数次越海东征高丽。宋王朝则组建有18支禁军水军和10支厢兵水军以及巡海水军，对于抗击金军南渡和稳定南宋的偏安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唐宋两朝，又都以浩大气势着力倡导海上对外商贸关系，均在有关口岸设置了“市舶司”等类似海关的机构，向外部世界敞开了国门。一时间，中国的口岸和对外航线上千帆穿梭，盛况空前。开放的国门涌入了外来的经济文化，促使中国在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高度经济文化的统一文明大国，并对外部世界开始有所了解。宋代赵汝适的著作《诸蕃志》便是这种开放国门眼光向外的时代产物。而唐宋之后的元朝，伴随其浩大的军事征服行动，其与世界的交往更是达到历史的高潮，“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历史地记述了大元王朝海外交往的盛势，当时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发生关系的亚非国家已达百余个，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368年，元王朝的残暴统治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彻底推翻。以朱元璋为首的大明王朝封建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繁荣。15世纪初即位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继续大力推行开放国策，“锐意通四夷”，一心要在其有生之年建成一种前世未有的天下太平、万国咸宾的隆盛之世。1405～1433年，郑和作为永乐皇帝的使臣，率领庞大的宝船队，以“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的精神，先后7次扬帆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等37个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迈向海洋的庄严史诗中谱写了空前辉煌的篇章。
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汪洋大海上，由数万人和百余艘船组成的郑和远航船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壮丽画卷。这幅摄人心魄的壮丽画卷，不仅充溢着中华民族勇于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顽强不息精神，而且包含着闪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光辉的堪称世界之最的高超航海技术和杰出的航海能力。宝船最大排水量达1.48万吨，可载重7000吨，九桅十二帆，行驶在万顷碧波之中蔚为壮观。1414年，郑和船队第四次出航驶越印度洋，是世界上有史籍记载的首次跨洋航行，比哥伦布的大西洋之行早78年。当时绘制使用的《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不依赖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而且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航海图集。郑和船队采用的“罗盘定向”和“牵星过洋”等航海技术，开天文导航之先河，表明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毫无疑问，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勇于征服海洋的传统精神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善于征服海洋的真实历史写照。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导。15世纪是人类历史开天辟地的伟大世纪，在古老的东方，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全盛时期；而西方世界则刚刚从“黑暗的中世纪”中挣脱出来，开始奔向资本主义的崭新时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规模与持续时间均大大超出西方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作为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先导，郑和下西洋的杰出航海成就对于西方航海探险家们的实际引导，常常令世人淡忘。从15世纪初开始，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和大西洋东岸的葡萄牙不约而同地分别进行向西、向东方向的航海活动。1415年，葡萄牙人占据了非洲西北角的休达地区，建立基地准备南航。但是，当时欧洲航海界对于沿非洲西岸南航持重重疑虑，多数航海家认为赤道附近的海水是滚滚鼎沸的，因此长期游弋于非洲西海岸而不敢南航。直到1417年，葡萄牙航海家才心惊肉跳地慢慢驶抵几内亚，但未敢跨越赤道。而英勇无畏的郑和船队早在1418年就不仅越过了赤道，而且南航驶抵非洲东海岸南纬3°的麻林。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出发去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迦马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出发环球航行早114年，是当之无愧的地理大发现的先驱。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具有远远超出航海范畴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郑和是那个时代的巨人，巨人的身后是一个繁荣强盛无以匹敌的伟大国家。巨人的举止及其影响，与这个强盛国家的伟大形象是密不可分的。郑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还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外交家和友好和平使者，他不仅开通建立了亚非海上交通网，而且将伟大中国的文明教化和尊威传播到遥远的西洋各国，舶去了中华民族的友好、文明和进步。郑和远航西洋，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外国优秀经济文化成果的学习引进。郑和随员编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真实地述录了海外各国的社会概貌、风俗人情、山川道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情况。描述郑和七下西洋事迹的《西洋记》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鲁迅先生称其影响波及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义和团运动。郑和的远航，还极大推动了华侨在南洋的开发，直到今天，郑和仍被当年华侨的后裔们奉为圣贤。今天，在当时郑和船队航经之地，人们可随处寻觅到这位伟人的踪迹，感受到伟人无声的巨大影响。
在郑和船队斗风搏浪于西洋波涛的时代，大明王朝还积极致力于水师与海防建设事业。在沿海设置有99个卫和140个所；在要地设置有48个水寨充作水师的基地，分别辖有水师1，各配置50～100艘战船，在长江下游还另设有2支水师。明朝初期至中期，是其海上武装力量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水师共计拥有战船一千数百艘，分布于万里海岸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海防体系。
16世纪中叶，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一批骁将指挥水军纵横驰骋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万里海疆，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创造了海上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等战略战术，剿平了嚣张四扰的倭寇。16世纪末，在应朝鲜国王请求援助其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明朝水军与朝鲜水军密切协同，在露梁海域一举全歼了由500余艘战船组成的日军舰队，成为载入世界海战史册的帆船舰队在远东海域的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歼灭战。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舰队渡海东征，从以“海上马车夫”著称的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一部古代中国的文明史，与中华民族对广阔海洋的不懈探索和勇敢征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本不乏哥伦布。在人类开始走向海洋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华民族的海上力量和航海事业就雄居世界前列，海权意识已闪耀在我们祖先英勇的海上征服行动中。
闭关锁国，落后于西方
有一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长期致力于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外国朋友威廉姆斯，用他政治家（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博士）兼容的眼光，对中国历史发表过这样一段论说：要是郑和的远洋事业能够继续下去，进而到达美洲大陆，其影响所及，会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方向。
这毕竟是一种推理和假设。无情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郑和没有成为哥伦布，甚至“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并非郑和没有哥伦布的素质和机遇，也并非中国的航海技术不具备到达美洲大陆的可能，而是中国没有成就哥伦布的时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创造一个新时代所必备的海权意识。
郑和不可能成为哥伦布，郑和以后也不可能有第二个郑和，因为中国从明朝开始，出现了一个与世界性走向海洋的大潮相反的逆向运动——禁海。
明代初年，中国的沿海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山东开始逐次向南蔓延，至江、浙、闽、粤而达到整个沿海地区，其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为此，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其初衷是禁止内地商贾出海勾结倭寇从事海盗贸易，以免危及沿海地区和社会安宁，保证国家财富不致外流。明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种为防倭寇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做法，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它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洋发展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必然导向国家僵化、停滞，远离世事，痛失文明的恶劣后果，完全与其良好初衷相背离。朱元璋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他所建的海防体系也不能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海防具有保卫国家海洋方向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捍卫国家禁海令，阻止民间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防”与“守”。它说明，中国的海防，从一开始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而是没有进取精神的闭关自守国策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是重农轻商、重陆轻海传统思想的产物。当世界还同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中的时候，中西方的这种蓝色落差并不显著。中国的统治者们也正是在这种文明落差的危机到来之前，在黄河文明的最后繁荣之上高忱无忧。
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皇帝，但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使他在倡导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只是为了“示中国富强”、“厚往而薄来”。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做“花钱买名气”，有一点“威慑”的意思，他在位期间，海禁有所宽弛，但仍有不少清规戒律，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倒是郑和，在屡下西洋的对外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当永乐、宣德皇帝有裁减“宝船”的动向时，他曾大声疾乎保留宝船队，他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们的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于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的这一思想，很有些海权意识的味道，他的海洋控制观点，起码前出到了南洋；他的海洋利用观点，则走得更远。如若发展下去，中国的海权和蓝色文明或许有希望。可惜，这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郑和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中国致力于紧门闭户的禁海，政策而西方殖民主义者则开始了拓殖时代，并开始撞击中国的大门。1514年，葡萄牙的舰队首先闯入广州湾东莞县附近的屯门岛。此后来华商船络绎不绝。1557年，葡萄牙贿赂广东官吏，以每年交纳一定地租的条件，获准在澳门居住。结果，年复一年，逐步霸占了澳门。1575年，西班牙商船来到中国，被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阻止其在广东通商，便北上厦门开辟通商口岸，1626年开始，占据了我国台湾北部。1601年，荷兰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在广东通商的企图也遭到葡萄牙人的阻挠，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据了我国台湾的南部地区。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广州湾，同年，5艘船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的船只。然而，这些来自海洋的外国船队，非但没有破除中国“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反而使之更顽固地将海洋当做屏障，进一步禁海锁国，企图割断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当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得意于一时间的驱逐“夷人”的胜利，得意于一时间番香番货绝于市的时候，并不知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中国的文明与先进送给了西方，将中国抢占蓝色文明鳌头的机会送给了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