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第一次战争也是第一次海战爆发。当时朝鲜半岛、新罗、百济等国混战。唐高宗应新罗王的请求，出兵帮助新罗打败了百济。而一直支持百济的日本天智天皇命人护送百济王子回国重建百济。这是日本第一次试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
当时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因此盲目自大的日军便在白江口“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最后以日军溃败而告终。这一败使得天智天皇向唐朝臣服，近千年不敢动兵，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800多年前，元朝建立，志得意满的忽必烈得悉日本幕府拒绝与元朝通好后，盛怒之下在1273年和1280年两次发动对日战争。但元朝海军每次都为台风所阻，无功而返，伤亡惨重，《元史》记载：江南大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仅三人耳”。
忽必烈死后300多年，即1591年，明朝政府接连得到日本丰臣秀吉正准备对中国开战的消息，但是万历皇帝领导下的明政府除命兵部询问一下朝鲜外，只向沿海哨卡下了道注意海防的命令。
次年，经过认真备战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迫使中国参战。1598年，中朝两国水师同日军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战。朝鲜将领李舜臣依靠自己独创的“龟船”打败了日军，保证了此后朝鲜半岛200年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在战术意识、军队素质上已经出现了落后于日本的势头，日军的败退实际上与其后勤运输困难有直接关系。从唐到明，虽然中国的海上力量仍可在东亚称雄，但是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却越来越小。而此时，东亚地区在军事装备上也已经落后于整个世界。
长期以来，日本和中国都对西方采取闭门不纳的态度。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3年后，美国人佩里率4艘军舰在横须贺登陆，迫使德川幕府同意开放。此后，中日两国分别出现了现代海防意识的萌芽。但是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海洋的重视远远超过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实际反响，但翻译到日本却大受欢迎，很多建议被政府采纳。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这是近代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这使中国政府大为震动，发起了一场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海防大讨论”，决定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中日当时互相以对方为假想敌，在东亚展开了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其间中国北洋海军曾总吨位超过4万吨，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十”，使日本一直不敢贸然行动。
可惜清政府终被自身的腐朽而葬送。1886年，正当中国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时，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用于建造“三景舰”以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舰。1887年《征讨清国策》出笼，主张在5年内完成对中国的战争准备，天皇拨皇室经费30万日元用于扩充海军。随着扩军计划的完成，中日海军力量差距逐渐缩小。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奏折才上，甲午战争烽火已经点燃。两个月后，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在黄海全军覆没。
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经评论说：“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它。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中国留学生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常常得第一名，当时得第二名的是日本人伊藤博文。1879年，两人各自回到中国与日本。中国政府对严复十分冷淡，只遣来一位小官相迎，让他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一名教员；而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16年后，他代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国海权意识理念的落后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外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甲午海战后，中国50年中再也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191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亲笔写的挽联中叹道：“伤心问东亚海权。”
1894年冬，日本在甲午战争即将取胜的形势下，于1895年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改名为“尖阁群岛”。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1951年，美、日背着中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把日本所窃取的钓鱼岛等岛屿归在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周恩来总理立刻声明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对日和约》。
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一委员会宣布钓鱼岛附近可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日方立即单方面采取行动，先是石油公司前往勘探，接着又派巡防船，擅自将岛上原有的标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毁掉，换上了标明这些岛屿属于日本冲绳县的界碑，并给钓鱼岛列岛的8个岛屿规定了日本名字。
1996年，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内。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向海上保安厅、警察厅等有关当局发出“指示”，让他们对“不测事态做好准备”。
而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科考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活动非常在意。2000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开始这样写道，中国海军舰船近年频繁出没“日本近海，对日本安全造成威胁”。白皮书中所谓的“日本近海”，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附近水域及津轻海峡等国际航道。而白皮书中所谓的“中国海军舰船”，是指“向阳红”号等中国破冰船、中国海洋调查船等船只。日本几乎每次都会从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中国海洋战略的一部分。
实际上，“新海权论”的主张在日本甚嚣尘上。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制海者制世界”，近代的胜利曾使日本民众的海洋民族意识觉醒，但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又使日本人的海洋民族意识再度丧失。今后日本民族必将再度把目光投向海洋。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装备实力上已经可以称霸东亚。2003年8月，日本防卫厅计划耗资600亿美元，对海上自卫队的全部4艘“宙斯盾”驱逐舰进行改装。改装后的宙斯盾将配备新型雷达系统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些日本媒体称，这一计划的实施意味着“日本舰队将能击败任何周围邻国”。
中国海权的“三大焦点”
1400年中日海权争夺史，时至今日，仍然还有三大焦点问题引人注目。
1.焦点之一：台湾
日本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1）日本“台湾情结”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历史上看，日本国内一直存在一股亲台势力，这股势力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1943年开罗会议以及此后讨论天皇地位问题时，蒋介石从反共目的出发，认为废除天皇会在日本引起动乱，日本有被“赤化”的危险，因此坚决主张保留天皇。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以德报怨”，对日本战俘和侨民优待有加，顺利将其遣返。对待战犯，蒋介石也从反共目的出发，或从轻发落，或宣布无罪，使大批战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使一部分日本人，特别是右翼分子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对台湾有一种报恩思想，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怀着刻骨仇恨。中日建交时，这些人就以不能抛弃台湾为由顽固阻挠。他们大肆宣扬日本对台湾的贡献，把台湾的繁荣归功于日本。日本至今仍有些人怀有一种“台湾情结”，还在对台进行着文化和心理渗透，梦想恢复昔日的殖民统治。
从国际现实来看，冷战期间，日本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对付前苏联。苏联解体后，日本自感不再需要像冷战期间那样倚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顾忌大为减少。日本国会中亲台团体的力量大增，出现了右倾化趋势。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加快，部分右翼舆论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看作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对手，将台湾看做是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此外，由于台湾位于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咽喉要冲，扼日本南下东南亚、西去欧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统一后其海上生命线受制于中国，因此希望中国保持分裂的现状，认为这对日本最为有利。“日美安保同盟”重新定义，矛头也明显指向中国。
（2）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台湾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日“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采取的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后，日本国内要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更高了。12月，中日两国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的代表发表会谈公报，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表示完全赞同。这三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中日建交后，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双方相继签署了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协定。这些协定都充分反映了双方坚持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1974年，大平外相在双方签署中日航空协定的当天宣布：关于日台航空关系，过去曾经存在的关于航空业务的换文，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已经失效，日本政府采取通过民间协议予以维持的方针；日中航空运输协定是国家间的协定，日台之间只是地区性的民间航空往来；日本政府根据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自该声明发表之日起，就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是所谓国旗；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台湾）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
由于日本在台湾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而且日本政界有一股相当强大的亲台势力，1972年12月，日台双方互设机构，台湾成立了“亚东关系协会”，日本成立“交流协会”，以非官方形式继续保持联系。双方经济联系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日本逐渐超过美国成为台湾的最大投资者，甚至有人说，台湾经济仍是“日本的半殖民地”。
（3）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增加，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进一步加大。1995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1996年4月，美日政府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日美公布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一旦发生影响日本安全的“周边事态”，日本将以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的形式，与美国共同介入，并强调“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需根据事态的性质加以确定。1999年5月，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周边事态措施法》、《自卫队法》及《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修正案等三法案，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落实提供法律框架。在这些法案中，日本政府列举了六种“周边事态”，其中包括“日本周边即将爆发武力冲突”，“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并扩大到国际范围，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等等，显然是准备在台湾海峡有事时，进行武力干涉。
2.焦点之二：海域划界
中日之间存在争议的海域面积相当于3个浙江省。中日海域划界争端的历史由来已久。
由于东海最宽处仅为360海里，中日两国在划定各自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时无法避免地出现重叠。1982年4月16日，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地图，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中日两国之间海域应当依据“中间线”原则划分。而这与中国所主张的依据“自然延伸”原则所划定的我方范围，差距甚大。
中方一直主张，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被中日之间的冲绳海槽切断，理应以此作为中日之间海洋的分界处。与其他焦点相比，海洋划界争端在中日海权之争中似乎很难以瞬间掀起狂风巨浪，而是一个在“一二十年都很难解决”的问题。
3.焦点之三：钓鱼岛
无论是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法，还是地形地貌，日本提出的海洋划界理由都很难成立。而众所周知的钓鱼岛争端也是如此，连有些日本学者也自知理亏。在一次中日学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日本教授讲，钓鱼岛处于日本实际控制下，这种控制具有时效性。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时效，并将每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说日本不构成时效的原因一一列举。
既然理亏，为什么日本还要拼命争夺呢？一言以蔽之：海底蕴藏着石油资源。目前处于中日争议地区，已经探明有石油资源的地区主要有两大块，一部分在“西湖凹陷”地区；一部分在钓鱼岛群岛附近。1974年1月，日本与韩国签署了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该项协定在东海海域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韩国所谓的“共同开发区”，但日本始终没什么收获。在得知中国在该共同开发区附近钻出石油以后，日本石油集团于1988年6月3日到8日访华时，也提出与中国建立“共同开发区”。日本人当时这一举动有双重含义，一是意图在石油资源方面与中国分一杯羹；二是由于这一开发区正好跨越“中间线”，如果中国接受这一建议，等于间接承认了日本的“中间线”原则。
历史总归留有遗憾，但现在的人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目前打破“久拖不决”的状态未必对中国有利。因为毕竟“拖”的状态并不影响我们对该海域资源的开采；而打破“拖”的状态反而可能使我国东部沿海面临“岛链封锁”的困境。
海军发展简史
1.木质桨帆战船时代的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