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鞋匠
如果结识一个人凭缘分，那么理解一个人靠什么呢？
我认识老鞋匠戴维已有3年，而我所住的这个加拿大北部小镇的人认识他恐怕不少于30个年头了！可每当镇上的人们提到他，似乎总是讷讷无言。老戴维的鞋铺门面很寒酸，窄长的一块薄板上写着几个斑驳的字：戴维修鞋铺。没有时间表，没有任何广告性质的装饰。如果不是那块牌子，这个门面几乎看不到一点点的商业气息。
我第一次去老戴维的鞋铺是个雨天。走进不宽的门，里面是狭长的工作间。浓浓的胶皮味和一种鞋子散发出来的气味混合着潮气扑鼻而来，令人难以久留。
“有人在吗？”暗淡的光线里，老鞋匠戴维悠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把要修的鞋递给他，老戴维头也不抬，鞋子在他手中转动着，那麻利的动作，那庄重的神情，俨然就是一个收藏家在把玩自己的心爱之物。待我准备告知他何处要修补时，老戴维已经移步到柜台里，取出一个黄色纸片，重重地在纸片的上半截写下“8元”递给我，然后撕开下半截纸片放进鞋里，整个动作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他始终没抬头看我一眼，便消失在幽暗之中。
我愕然地接过那上半截纸片，“什么时候取呢？”我呆呆地问道。“总是明天取。”黑暗里传来他含混的英国口音。
房东告诉我，全镇子的人都知道老鞋匠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而今天交去的鞋子，总是明天取。房东还告诉我，老戴维是孤身一人，孤单了一辈子了。
加拿大地广人稀，仿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整个社会都被孤独所笼罩。而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孤独氛围里，并被孤独的人们悲悯为孤单者，那该是何等的境地啊！
我再次走进老戴维的鞋铺时，他蹒跚地迎出来，接过我的半片纸片，找到鞋子。他这次抬起头来，用他那不很灵光的眼神打量我。我也注意到他长着一张普通而平静的脸，稀疏的白发滑过高高尖尖的鼻子，依然没有遮盖住额头上那被岁月犁出的皱沟。
“新来的？”他认真地盯着我这张东方人的脸。天哪，三年多了，我就住在离他不过几步之遥的地方啊！我苦笑：“我是这里的留学生。”老戴维恢复了原态，习惯地垂下头，用自己的手掌在鞋面上细心地、缓慢地擦拭了几下。老人下意识的动作，唤起我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冲动，仿佛这双皮鞋，经老人的手掌一擦，顿时发出了夺目的光亮！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8块钱。老戴维将其中的3块放回我的手心。“学生，只收5块。”没等话说完，他又消失在昏暗中了。
昏暗中，我的周围依旧弥漫着那种鞋铺的气味。可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仓皇离开。我的眼睛湿润起来。
我开始注意起老鞋匠戴维，期待着能更多地了解他，读懂他这本无言的书。从人们口中，我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说。
戴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庄里。二次世界大战时，一颗德国纳粹的炸弹击中了戴维的家，炸死了经常争执的父母和整天爱唠叨的爷爷，戴维也被炸得昏死过去。当一个海员从燃烧着的瓦砾中救出他时，发现这孩子还活着，于是便带着他漂洋渡海来到加拿大。这个海员后来怎样了，以及戴维是什么时候住到这个小镇来的，人们大都不得而知了。
镇上的老人依稀记得，戴维来时还是个壮汉，来到小镇后就开了这个修鞋铺，一开就是30年。戴维性格内向，眼神又不好，人到中年还没个对象。镇上酒馆的老板娘几经奔走，终于撮合来邻镇的一位憨厚姑娘，约好下午1点见面。地点也选得很浪漫：两镇一湖之隔，湖中一堤连通两镇，堤间有一片茂密的紫丁香树，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可闻到花草芳香，可看到湖绿水蓝，他们就约在这石凳上见面。可是，整整一下午过去了，鞋铺门口修鞋和要取鞋的人一直没有看到戴维，等到晚上，戴维仍不见踪影。大家猜测是出了事，小镇人都胆小，于是报警。等到响着警笛的警车从80英里外飞驰而来时，戴维回到了镇上，打开了自己鞋铺的门锁，此时，挂钟的时针已经指向夜里11点20分。
原来，他的约会并不顺利。憨姑娘准时到了堤上，在堤南的石凳上坐定；戴维更早来了半个多小时，就坐在堤北的石凳上。两人都坐得稳稳当当，憨姑娘不知郎君在堤北，鞋匠也不知伊人就在堤南。两人背对背隔着湖堤静静地等着。下午3点，憨姑娘起身悻悻而去；戴维坚持不懈，直等到银月当空。且不说镇上的人及警员如何看待，老鞋匠从此恒下一心：不再赴约。
我发现，如果不是因为修鞋的生意，老戴维几乎是与世隔绝地生活着。他唯一的“交际”活动是收工后提着装满干面包渣的小木箱去后山坡喂鸟。
每一天，老戴维都会穿过遮天蔽日的枫林，来到溪流边的草地上。他把装着食物的小木箱往草地上一放，早就等着他的小动物们便热烈地围将上来，有飞禽——白色的鸥、蓝色的鸭、青色的雁；有走兽——黑色的松鼠、黄色的田鼠、灰色的野兔。我看见，老鞋匠陶醉地眯起眼睛，然后把食物抛撒向它们，似乎口中还念念有词……当月亮升起时，他便会孤独地走向被月光洗过的羊肠小道，回到他的鞋铺里去——在那里，他已经孤单地度过了30个春秋，而且还会孤独地过下去！
是什么使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呢？我困惑不已。这时，突然传来的一个消息震撼了我：在戴维移居到小镇之前，曾因伤害罪被判入狱10年。被他误伤致残的人，正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个海员，案由是因为一位可爱的舞娘……我明白了，戴维修鞋的手艺一定是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学会的。但我无法知道的是，他在学会修鞋的同时，是如何承受着内心的自责……那该是何其痛苦的一段苦旅啊！难道他依然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吗？难道他是用一生的孤独来赎罪吗？
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充沛得使小镇上唯一的教堂都塌了顶。镇长和教长联合出了公告，请求人们解囊捐助，翻修教堂。
一天下午，我把一张崭新的50元钞票郑重地交给教长史密斯先生。
“你是学生，捐钱就免了，”他微笑着，“你可以来做义工啊！”
史密斯先生开始告知我关于翻修教堂的义工计划。这时，我远远地看见老鞋匠戴维蹒跚走来。
血红的残阳挑衅着他那双不大灵光的眼睛，他的头几乎垂到胸口。“你好啊！”史密斯先生总是那么微笑着。老戴维依然没有抬头，将一个小小的信封轻轻地放在捐赠桌上。镇上所有的人都晓得，老戴维从没进过教堂。他的捐献让史密斯有些不安。“啊，戴维，等一等，我是说，”史密斯的语法似乎出了问题，“如果你觉得孤单，不不，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由衷地邀请你参加教堂的礼拜……”老鞋匠没有回答，淡然地做了一个会意的表示，背影一晃一晃地融入晚霞的光芒之中。
工作人员打开老鞋匠的信封，一张支票飘落在人们眼前，上面重重地写着：捐给教堂5000元。
人们面面相觑！如果修补一双鞋子收取5元，就算修补鞋子1分钱成本也不用，就算他不吃不喝，老戴维要补多少双鞋子、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积攒出5000块钱？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起来。
雨果曾说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为广阔的，是人的胸怀。”
小城故事
1998年初秋，一场意外的车祸把我带到了密苏里大学所在的小城哥伦比亚。出事的是我先生的大姐海伦，她是密苏里大学的访问学者，在搭乘一位校友的汽车时，车子因轮胎爆炸翻出了高速公路，她被摔断了腰椎和两根肋骨。
海伦住在外科一个特殊的病房，这种病房我在国内没见过。那是一个环形大房间，外科所有需要手术和术后观察的病人都住在这里。大约有十几张病床，床头朝墙排成一圈，之间用帆布帘隔着。房子的中间是开放式的工作间，医护人员可以随时观察照顾每个病人。
海伦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身体一动不能动。只有右手攥着麻药点滴注射器的控制开关，疼痛难忍时就按一下按钮，自己打一滴麻药。她的腰椎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上午，在此之前主要靠麻药止疼。
这里虽然是医院，但药味儿并不浓，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人情。病房门口挂着关于病人权利的条款，在这里，病人就是上帝，而上帝的权利不容侵犯。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对病人态度都很好，对病人家属也很礼貌。神职人员每天逐一到病人床前问候，按照病人的意愿为他们祈祷。每天的探视时间从早到晚多达五六次，每次半小时，非探视时间如有需要也可以探视。医院向病人家属免费出借呼机，病人和医生有事可以随时呼叫家属。我是因为海伦受伤来到这里。白天多数时间我都呆在她床前，她睡着了我就在一旁看书，晚上我也等她就寝时才离开。对于我的滞留，医护人员并不介意。相反，他们主动告诉我饮料和日用品放在哪里，海伦需要时由我自己拿，有的人还拿来果汁给我喝。病房的“管家”是个年近六旬的胖大妈，每天早上我在门口一探头，她便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吧，你大姑子已经醒了。”
晚上我睡在病人家属休息厅。病房的门正对着一条长走廊，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向里凹进去一块，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厅里有电视和报刊架，靠墙的三面摆着沙发和沙发床，白天坐人，晚上睡觉。留宿的家属可以从医院管理处领铺盖，第二天早上由清洁工统一收送洗衣房。休息厅隔壁的卫生间有盥洗室，医院也有供病人家属使用的浴室。早上和中午我在医院餐厅买饭吃，晚饭由海伦的朋友老刘接我到他家去吃，或是送饭到医院。
我住在医院的第一晚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那天，在家属厅留宿的只有我一人，接近午夜，走廊里一片昏暗，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我和衣躺在大厅一角的一只长沙发上，眼前不断出现电影《午夜两点》中那个杀人女婿的两个手指头。真的是在两点钟，一阵重重的脚步声把我惊醒。朦胧中，只见一个黑人大汉走进来，“呼啦”一下拉开对面墙角一张沙发床，“呼”的一声倒头便睡，我这里还惊魂未定，他那边已然鼾声如雷。事后我听说，他是因为太太生孩子而留宿“待命”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第二天中午，我正在休息厅吃面包，一个高大端庄的白人中年男子走进“屋”，冲着我微笑而来。“你一定是小芹，绍华（海伦的中文名）的弟妹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莫名其妙。这里除了海伦和老刘，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他叫阮迪，是城里教堂的牧师。他听中国教友说海伦受伤住院，她弟妹从亚特兰大赶来照顾，便打听到我的名字来找我，看我有什么困难，他能为我做些什么，这里只有你一个中国人，你当然就是小芹。“你好吗？”他亲切地问。
我们一起去看海伦。阮迪问过她的伤痛后，问要不要为她祈祷，海伦微微点点头。“亲爱的主啊，请保佑绍华……”阮迪满面虔诚。
阮迪前脚刚走，“困难”后脚就到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主任詹妮特找到我，说海伦没买保险，这不符合移民法（在美国，外国学生学者必须上医疗保险），眼下受了伤也得不到赔偿。不过现在按规定补办保险，如果运气好，或许能申请到一笔“前疾病”赔偿金。詹妮特给了我一份医疗保险申请表，我填了那张表，为海伦交了那学期150美元的保费。
第二天上午，医院一位女工作人员也找到我，说海伦的医疗费估计高达六七万美元，因为她没有医疗保险，这笔钱医院将向州政府申请，但如果州里不批，病人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她还说，海伦手术后如果情况正常，按常规将被转往康复中心。但医院是救死扶伤，有钱没钱都得救人，而康复中心则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病人，所以要我早做打算，提前为海伦养伤找好住处。
女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话说得也很中肯，然而现实无情，我一时感到很无助。海伦重伤在床，她丈夫在国内一时还来不了，我不能和他们商量，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精神负担。可我只是一个学生，从外乡来，我上哪儿去弄几万美元，又去哪儿为她养伤找住处呢？万般无奈之下，我拨通了阮迪的电话。
十几分钟后，阮迪应约而来。我把女工作人员的话告诉了他，鼻子一阵阵发酸：“阮迪，我该怎么办，你能帮我吗？”他让我不要着急，说他去找教友们想办法。
送走阮迪，我的呼机响了，是病房的胖大妈叫我去见哥恩斯大夫，海伦明天上午要做手术。
海伦很幸运，哥恩斯大夫是美国最好的腰椎专家，在国际上也颇具盛名。他经常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做手术，在本院的时间并不多。而海伦这次受伤，他刚好在家，并决定亲自为她做手术。
哥恩斯五十开外，相貌和气质均属一流。他和阮迪给我印象最深的都是眼睛，但他们的眼神却不尽相同。阮迪的目光和蔼可亲，让人觉得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想向他倾诉。哥恩斯的目光则镇定异常，使人信心倍增，觉得世间没有过不去的沟坎儿。“你是病人的弟妹？我听说你在亚特兰大上学，耽误了课来照顾她，你这样做很不简单。”哥恩斯称赞说，随他而来的几位助手也在一旁点头微笑。
我这下才明白，怪不得这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那么友好，原来是我的行动超出了美国人的常举。
“你放心，”他又说，“病人的情况很稳定，明天的手术一定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