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杰姆下一次来时，布里恩能动脚趾了。杰姆大笑着，看着仍然那么瘦弱单薄的布里恩。他甚至怀疑：“如果这件事落在我头上，我也能做到这一切吗？”
布里恩正等得不耐烦，杰姆走进了门。“哈罗！”布里恩脱口而出。“你能说话了！”
“谢谢！”布里恩向朋友伸出手，“多谢你来看我。”杰姆脸红了。“我为此感到骄傲，”他轻轻地说。然后，他对他的崇拜者微微一笑。“你是一个做到了一切的人，布里恩，你记住吧，这是你自己做到的。”但布里恩知道：没有杰姆·米勒，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3月14日，布里恩出院了。他才仅仅能够站起来。医生们告诉他，他应该继续接受几个月的体育疗法的治疗。他没有在意，还是回家了。
六月初，布里恩终于回到了草坪前的足球场。“这一球，为了杰姆·米勒！”他大喊道。他向前两步，抬起右腿，把球一脚射去。
对布里恩来说，这一射虽然只有15米远，但就像取得了“索普杯”一样漂亮！
一个颈部以下完全瘫痪的青年
詹姆斯·谢泼德正和他的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在海滨玩着冲浪。他们刚刚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大学里毕了业。为了庆贺，他们旅游来到了里约热内卢。突然，一排凶猛的巨浪把詹姆斯拍倒了，他的头重重地撞在海底沙滩上，22岁的小伙子登时从颈部以下完全瘫痪了。另一排海浪把他的绵软的躯体冲到了岸边。詹姆斯的一个朋友狂乱地为他作了人工呼吸。一个海滨营救小组火速把他送到了距离海滩2.5哩远的一个简易救护所。另一些朋友向美国领事馆呼请医疗援助，并给在亚特兰大市的艾伦娜和哈罗尔德·谢泼德挂了电话。
“那个电话使我们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艾伦娜在回忆1973年10月21日的那场灾难时说道，“我们乘第一班飞机赶往里约热内卢。次日凌晨，我们已经在一所狭小的医院里呆望着我们的儿子了。对他来说，那张床太小了——他的脚趾悬在床头外面。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大布娃娃。”
巴西最权威的医生之一，阿洛伊西亚·方塞加和他的同事们断定：詹姆斯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说，即使活下来，也要完全瘫痪，康复似乎根本没有可能。
艾伦娜急迫地对儿子耳语道：“詹姆斯，证明他们说得不对，动一下你的脚指头。”
没有反应。艾伦娜又重复了一次她的请求。这一回詹姆斯眨了眨眼睛。“他听到我的话了！”艾伦娜哭叫道。她又转而求助于医生，坚持要他们给詹姆斯服用抗菌素，以消除他肺部的炎症。
“这简直把我急疯了。”艾伦娜回忆说，“我不许他们放弃对他的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行！”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片刻不停地注视着给他们的儿子输液的管子。他们俯身在他的面前，恳求道：“和我们讲话，詹姆斯，你能说点什么吗？”他努力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来。终于，哈尔德听到了几个微弱却令人心碎的字眼：“疼，爸爸，疼。”
艾伦娜为詹姆斯做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话：“疼”，“我冷”，“我热”。她指点那些句子，詹姆斯眨一下眼睛表示：是；眨两下表示：否。这证明了他的大脑还是完好无损的。
发狂的母亲追着小救护所里已经劳累过度的护士们，迫使她们去检查詹姆斯的血压，调整输液管的速度，做诸如此类使她们保持关注的事情。她轻轻地擦掉他干裂的嘴唇上的食物的碎屑，以鼓励他坚持进食。在寸步不离地守护了八九个小时之后，艾伦娜终于精疲力竭，歪倒在地板上，睡着了。哈罗尔德怕自己也睡着了，一刻也不敢坐下来。
整整六天，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紧紧地守护在儿子的身边。一个护士教会了艾伦娜如何从詹姆斯的胸腔里吸出脓液。詹姆斯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又陷入昏迷。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严重的溃烂。严重的胃出血使他在入院的前三个星期里不得不输入大量血浆。
每当艾伦娜躬身去亲吻儿子凹陷的面颊时，詹姆斯的眼圈都会微微发红，但他却从不让泪水流出来。“他总是尽力克制自己，他的天性就是默不作声地与困难搏斗。”艾伦娜说。
到11月上旬，哈罗尔德通过美国领事馆安排好了用一架美国空军救伤直升机送詹姆斯回国的各项事宜。方塞加大夫再次对詹姆斯残废了的躯体作了检查；之后，他第一次说出了稍稍给人以希望的话：“詹姆斯的病情非常·严重，我不能担保他会活下来。但是，也有可能不致造成全身性瘫痪。”
11月28日，救伤直升机来了。医生给詹姆斯服了镇静药，又把他放进一个铁架里以固定住他的身体。由于高热，詹姆斯时而全身滚烫，时而又冷得发抖。他醒着时，疼痛与恐惧使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而他睡着时，看上去面容枯槁，瘦骨嶙峋。当飞机终于降落在亚特兰大时，他已经和死人并无二致了。
詹姆斯被送进了当地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医生把他缚在一架能转动的病床上，使他既能固定住，又可以减轻因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时转来转去所带来的痛苦。进行一次检查就需他连续两个小时面朝地板伏在床上，艾伦娜便钻进床下，举着一本杂志让他读。“他的身体已经残废了，”她说，“但我不允许他的头脑也变成那样。为了救活他，只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尽全力去做。”
此时，詹姆斯正经受着逐渐加剧的肝炎和肺炎带来的痛苦。他不断地吐血，体重由165磅锐减到80磅左右。他的仅存的半条性命正在完全瘫痪和脚趾微微蠕动之间徘徊着。
艾伦娜不停地对他说着。“伸出手来，詹姆斯。动一下手指，动啊！”她坚信他得努力这样做，否则他就会彻底垮下去了。
一点一点地，詹姆斯开始蠕动他的手指和脚趾了。他能轻轻动一下手腕了。手可以在床单上移动一、两寸了。医生每天都用针刺他，并问他：“你能感觉到吗？”回答是眨了两下眼睛：不能。随后的一天，一个护士正在用湿毛巾为他擦脸的时候，艾伦娜发现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感觉到了吗？”她问道。詹姆斯眨了一下眼睛，他咧咧嘴唇，露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微笑。艾伦娜冲到电话机旁，向哈罗尔德报告了这一喜讯：“感觉恢复了，詹姆斯有感觉了！”
家里的一个朋友告诉艾伦娜，丹佛市的克雷格医院在治疗脊椎损伤方面有特殊的方法。于是，艾伦娜执意要把詹姆斯转往那家医院，尽管她的儿子的身体极其虚弱：他的膀胱严重感染，由于贫血需要大量输血，另外，他的肺炎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1974年1月9日，哈罗尔德飞往丹佛市，征询克雷格医院的大夫们是否同意为他的儿子治疗。当晚，他返回亚特兰大。“这次转院是冒风险的，孩子。你想去吗？”詹姆斯无力地笑了笑，耳语般说道：“是的。”
2月初，詹姆斯又被缚在另一个人体架上，开始前往克雷格医院的旅行。当他到达那里时，疼痛使得他的面孔扭曲了。医生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很糟。但他或许还能恢复部分躯体的控制能力。”
两天之后，医生们已经使詹姆斯的病情稳定住了。随后，开始活动他的手指，为他的关节按摩，强迫他一次欠起一点身来，直到他气力衰竭，昏迷过去。随后，他们又把他弄醒过来，迫使他一次再一次地进行练习。
在那次不幸事件的4个半月之后，詹姆斯的体重开始增加。他强使自己坐了起来。一个叫卡西·考克斯的职业治疗学家对詹姆斯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詹姆斯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在一个天晴气爽的日子里，卡西扶着他离开了轮椅，然后抽身退去。詹姆斯自己站住了。“我还记得我一次站起来时的情景，”詹姆斯说，“妈妈和爸爸站在那儿，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他们不敢开口，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都会放声大哭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像一匹马似的吃东西，体重也迅速增加了，”詹姆斯继续说，“卡西和我一起锻炼，使我的肌肉重新长出来。我们每天锻炼8～10个小时，直到累得支持不住才停下来。但她却从不允许我放慢锻炼的进度。”
终于，1974年6月13日，詹姆斯准备出院了。医生坚持要用轮椅送他到医院的前厅。到了那里，他站了起来，把活动轮椅折叠起来，交给了他的父亲。“我不再需要它了。”他说。他拄着一根拐杖，推开前厅的大门，得意洋洋地走出去了。
艾伦娜决心帮助其他的脊柱受伤者。从1975年到1982年，谢泼德夫妇为脊椎受伤者在亚特兰大医院租用了一个侧厅。之后，1982年5月，一个有40张病床的“谢泼德脊椎医疗中心”在亚特兰大开业了。这个医疗中心有8名医生，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医护人员，200多名专业顾问和治疗学家。这家现已拥有80张病床的简易医院，是全美17个这类脊椎治疗中心之一。艾伦娜为中心筹集了绝大部分款项，哈罗尔德力劝佐治亚州公共健康部门的计划者们赞助此事。詹姆斯则出任董事会的主席。
詹姆斯恢复了健康，走路时凭借一根铝制拐杖和一个长的护腿架。由于他的勇敢和他在创立“谢泼德脊椎治疗中心”的工作中所作的贡献，1985年他被美国青年会提名为“全美10名杰出青年”之一。
不可动摇的态度
放学后，孩子飞奔回家，突然跌倒在地上，一只膝盖擦破了皮。虽然只擦伤一点点，连裤子也没磨破，但到了晚上，这只膝盖疼痛起来。他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他都13岁了，而且是一个边区孩子。边区的人是不为这种小事情叫苦的。他不顾疼痛，双膝跪下做起祷告来，然后爬上床去。他和5个弟兄睡在一个房间。第二天早晨，他的腿部也开始疼痛，但他仍然默不作声。农场的活使得全家忙忙碌碌。他总是在6点钟就得起床，上学前干些杂活，并且要干好，不然就会被叫回来重做。在这个家里，孩子得百依百顺。父母总是公平的，但也很固执。两天过后，他的腿疼得厉害，已不能到牲口棚去干杂活了。这是个礼拜天，他待在家里，父母、兄弟都乘车进城去了。他一直呆到弟兄们从主日学校回来。父母没和他们一起回来，因为礼拜天是两老清闲的日子。这天的饭是由孩子们做的，而父母就留在城里做礼拜。待到两老回来时，这孩子已上床睡觉了。他的腿脚已经红肿，不得不把鞋割破取下来。
“他怎么没告诉我呢？”母亲喊叫着，“快，叫医生！”母亲用湿帕子把他的腿包上，又在他发烧的前额放上一张湿帕。尽管看到这红肿的腿，她还是显得镇定自若。母亲抚养了这么几个男孩，皮伤休假的见得多了。
康克林老医生看了看孩子的腿，摇着头说：“看来，没法挽救了。”
这个病孩子从床上坐起来，问道：“那是什么意思？”
医生温和地解释道：“那就是说，如果大腿继续恶化，我们得把它锯掉才行。”
“不！”孩子大声喊，“决不！死也不！”“越拖得久，越得锯掉。”医生说。“什么你也不能锯掉！”孩子的嗓音像每个发育的男孩子一样变了。母亲转过背，不让孩子看见她的眼泪。孩子直盯住医生，眼里一点看不出幼稚的神态。
康克林医生离开了房间，点头示意母亲出去。当他站在门外向两老说明这样下去的后果时，他们听到孩子在叫他哥哥：
“埃德！埃德，到这里来一下，好吗？”哥哥急忙赶进屋里。只听见这个病孩子痛苦地高声说道：“如果我昏迷过去，埃德，请不要让他们锯掉我的腿。答应我，埃德——答应我！”一会儿后埃德出来了，径直向厨房跑去。转来时母亲问他：“埃德，弟弟要什么？”
“餐叉——咬着它免得喊出声来！”然后埃德站在起居室门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很显然他是在那里站岗的。他直盯着康克林老医生，说：“谁也别想进去锯掉那只腿！”
“但是，埃德——你会后悔的。”医生急促地说。“也许吧，医生。不过我向他作了保证。”
这个家的孩子是从不在父母或家庭医生面前说个“不”字的！可是现在，埃德挡在那儿，就站在起居室门前。
“看来我们只好等一等，看今晚情况如何。好吗，医生？”父亲说。
两天两夜，埃德寸步不离守在门前，困了在地板上睡，饿了在门前吃。这病孩子高烧得越来越厉害，开始说胡话了——他真的已神志不清。但是哥哥毫不退让，仍忠于职守，因为他向弟弟作了保证。
父母知道，如果锯掉这病孩子的腿，他是永远不会宽恕的。每次医生转来，都被埃德那不可动摇的态度所拒绝。最后，康克林医生不知如何是好，他恼怒了，大声地叫道：“你们是在让他去死！”然后走出了这个家。现在除了奇迹外，什么也救不了这孩子了！
在这个可怕的时刻，父母和埃德三人都跪在这孩子床边，一个接一个地祈祷。他们都要出去干活，然后再回来。第二天晚上，其余4个弟兄弟也来参加祈祷。
第三天早晨，医生又顺便来看看，发现起了变化——红肿消退了！他闭上双眼，感谢上帝保佑。孩子入睡后家里仍留一个人守护着、祷告着。
又是一个夜晚，这个病孩子睁开了眼睛，腿上的红肿已大大消退。三个礼拜后，孩子虽然又瘦又弱，但眼睛炯炯有神——他可以双脚站立了。
他——后来在二次大战中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德怀特·迪·艾森豪威尔——准备着去迎接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