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友谊
◆文／佚名
1945年冬，波恩市的街头，两个月前这里还到处悬挂着纳粹党旗，人们见面都习惯地举起右手高呼着元首的名字。而现在，枪声已不远了，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深深的恐惧之中。
奎诺，作为一名小小的士官，根本没有对战争的知情权。他很不满部队安排他参加突袭波恩。然而，更糟糕的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是巴黎调来的法国军官希尔顿，他对美国人的敌视与对士兵的暴戾几乎已是人尽皆知。接下来是两个星期的集训。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奎诺在这里认识了托尼——一个健硕的黑人士兵，由于惺惺相惜，这对难兄难弟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使波恩俨然成为一座无险可守的空城，占领波恩，也将比较容易。而突袭队的任务除了打开波恩的大门外，还必须攻下一个位于市郊的德国陆军学院。而希尔顿要求更加苛刻，他要求每个突袭队员都必须缴获一个铁十字勋章——德国军官胸前佩戴的标志，否则将被处以鞭刑。也就是说突袭队员们要为了那该死的铁十字而浴血奋战。
突袭开始了，法西斯的机枪在不远处叫嚣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在盟军战机的掩护下，突袭队顺利地攻入了波恩。然而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全是因为那铁十字。在陆军学院，战斗方式已经转变成了巷战。两小时的激烈交火，德军的军官们渐渐体力不支，无法继续抵挡突袭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举起了代表投降的白旗。突袭队攻占了陆军学院之后迅速地搜出每个军官身上的铁十字。手里攥着铁十字的奎诺来到学院的花园，抓了一把泥土装进了一个铁盒，那是他的一种特殊爱好一收集土壤。他的行囊中有挪威的、捷克的、巴黎的泥土，还有带血的诺曼底沙。他正沉浸在悠悠的回忆中，托尼的呼唤使他回到了现实。托尼神秘地笑了笑：“伙计，我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们的休息时间少得可怜，奎诺跟着托尼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从豪华的装饰来看，这个办公室的主人至少是一位少校。满身泥土和硝烟气息的奎诺惊奇地发现了淋浴设备，他边嘲笑着托尼，边放下枪支和存放着铁十字的行囊，走进浴室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他出来时，托尼告诉他说希尔顿要来了，他要了解伤亡人数，当然，还要检查每个士兵手中的铁十字。奎诺马上穿好衣服背上枪支、行囊，与托尼下楼去了。
大厅里，每个人都在谈论手里的铁十字，奎诺也自然伸手去掏铁十字，然而囊中除了土壤外竟无别物。奎诺陷入了希尔顿制造的恐怖之中，他没想到会有人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背叛战友。奎诺首先怀疑到托尼，并向其他战友讲了此事，当下大家断定是托尼所为。
所有士兵此时看托尼的眼光已不是战友的亲昵，而是对盗窃者的鄙夷与敌视。他们高叫着、推搡着托尼，而此时托尼的眼中并不是愤怒，而是恐惧、慌张，甚至是祈求。他颤颤地走到奎诺的面前，满眼含着泪花地问道：“伙计，你也认为是我偷的么？”此时的奎诺狐疑代替了理智，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托尼掏出兜里的铁十字递给了奎诺。
当那只黑色的手触到白色的手时，托尼眼中的泪水终于决堤。他高声地朝天花板叫到：“上帝啊，你的恩惠为什么照不到我。”
“因为你他妈是个黑人。”从那蹩脚的发言中，人人都听得出来是希尔顿来了。他腆着大肚子，浑身酒气。随之，一个重重的巴掌甩在托尼的脸上。而后检查铁十字，不难想到，只有托尼没有他要的那东西。
再之后，盟军营地的操场上，托尼整整挨了三十鞭。
两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浑身如鳞的鞭伤基本痊愈。但在这两个星期里，无人过问他的伤情，没有人关心他，奎诺也不例外。
又是一个星期六，奎诺负责看守军火库，他在黄昏的灯光下昏昏欲睡。忽然，一声巨响，接着他被砸晕了。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病榻上。战友告诉他，那天是托尼的巡查哨，纳粹残余分子企图炸毁联军的军火库。托尼知道库中的人是奎诺，他用身体抱住了炸药，减小了爆炸力，使军火毫发无伤，托尼自己却被炸得四分五裂。其实，他本来是可以逃开的。
50年过去了，奎诺生活在幸福的晚年之中。对于托尼的死，他始终觉得那是托尼对自己表示愧疚所做的一种弥补。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因为他的曾孙，在一个盖子上写有波恩的铁盒中，发现了一枚写着“纳粹”的铁十字。
年近九旬的奎诺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那眼泪，是因为悲哀而痛苦，不是为自己年轻时的愚鲁，而是为托尼年轻的生命；是因为富有而喜悦，不是因为那锈迹斑斑的铁十字，而是为了那段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友谊。
珠峰12小时生死兄弟情
◆文／佚名
上午7点，面对“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杀”
故事发生在2003年5月。
我是一个记者，当时去采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下，我认识了尼泊尔夏尔巴人边巴多吉，他被指派为我的高山向导。
初见边巴多吉时，我心里凉了半截。这个夏尔巴人太矮小瘦弱了，个头不及我的肩膀，黑黝黝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可能由于高山反应的缘故，他还有点儿咳嗽。我半信半疑：这样一个人，能带我上珠穆朗玛峰吗？
2003年5月26日凌晨1时，我们从8300米的突击
营地开始了冲顶行动。
这一次，中国珠峰登山队分成A、B两组。我与王石分在B组，分别由边巴多吉等三名夏尔巴人带领冲顶。刚出发不久，我头盔上的顶灯就坏了。为了保护我，边巴多吉一路与我形影不离，用他的顶灯照亮我前方的道路。
走了三个多小时，我感到疲乏和困倦，呼吸也急促起来。因为缺氧，头也涨痛得要命。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吩咐边巴多吉给我把氧气加到两个流量。边巴多吉不同意：“现在加大流量，等你登顶下来时，就会没有氧气了。”我喘着气说：“不行，我现在快透不过气来了。”边巴多吉迟疑了一会儿，在我的氧气瓶上扭了一下。随后，我们又上路了。
上午7点左右，山上刮起了大风，第一个不幸发生了——我戴的风镜的螺丝松动了，呼出的热气直扑风罩，视线一片模糊，无法前行。我只好脱掉羽绒手套修理风镜，刚把风镜修好，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只手套被风吹落到十几米下的岩石边，而那块岩石则倒挂在万丈冰川上！
我正准备冒险去捡手套时，边巴多吉一把拉住我，他咆哮着骂我：“你脑子出问题了吗？如果你离开绳索的保护去捡手套，一旦滑落，就是‘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杀’。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下撤。如果你不戴手套登顶，就要以截去胳膊为代价。”眼看登顶在即，我泪汪汪地坚持：“我要登顶！截肢我也要上！我就想上珠峰去看一眼……”边巴多吉沉默了一会儿，一只手套递到了我面前：“戴上吧，想登顶就必须戴上。”我惊呆了。为了帮助我圆登顶梦，边巴多吉竟宁愿自己被冻僵截肢！
我推开了那只手套。边巴多吉抓过我的手，强行给我戴上了手套。然后他把左手插进右腋窝，说：“你看，我可以把手放到腋窝取暖，这样就没事了。”说罢，他率先向前爬去。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哽咽着叫了一声“兄弟”。山风呼啸，也许他并没有听到我的呼唤。
上午10点，预约死亡在成功咫尺之遥
上午10点左右，我们快到第二台阶了。这时有两条“路”可以走，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听边巴多吉的劝阻，坚持选择了一条“绝路”去走。边巴多吉只好扶着我，让我站在凸出峭壁的那块岩石上，我紧紧抓住绳索，下蹬、运气，拼尽力气向上一跃。但是，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可能是我用力过猛，只听“哗啦”一声，岩石垮塌了一大块，我像一片树叶一样悬挂在了海拔八千多米的绝壁上！我听到边巴多吉“嗷”的一声大叫，刹那间我心如死灰——造化弄人，天不助我啊！
这时，边巴多吉不顾危险冲到了岩石边，他一手攀住岩石，一手拼命地抓我。他的身体已经探在悬崖外，如果他脚下一滑，就会飘落下去……我冲他喊：“别管我，你这样很危险！”他抓了几次，没有抓住我。急得他嘶哑地喊叫：“别怕，你不会死的。我会救你——”可此时其他的登山队员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安全的路。仅凭他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救不了我的。边巴多吉叫我别害怕，他说看到后面又来了一个外国登山队，等他们到达这里时，我就有救了。说罢，边巴多吉唱起一首叫《约定》的英文歌。大意是：太阳跟月亮有约，约定了月亮接受太阳的光芒；冰川和雪花有约，约定形影不离、相伴一生……边巴多吉的歌声并不动听，但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却另有一种苍凉感。我不再害怕，不再绝望。我相信，山神会被他的歌声打动，定会保佑我。
那个外国登山队终于上来了。他们所有人连成一条线，后面的人抓住前面的人的手，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边巴多吉。他的一只手被后面的人抓着，他探身在悬崖外，瘦小的身子几乎完全倾斜悬空了。终于，他的手指碰到了我的脚跟，他再向上提了一口气——天哪！他终于抓住了我的一只脚，把我的脚死死地摁在了岩石上。我重新站稳，无法抑制地哭了。边巴多吉冲我挥手，用没戴手套的左手冲我做着V字手势。这时，我明显地发觉他的左手已经不太灵活了，我一定要把手套脱下来还给他，他却死活不肯接受。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在海拔八千多米的地球之巅，我们俩的泪水同时掉落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下午3点，我差点成了一具尸体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转身走回头路，陡然发现处处都是险境，每挪动一步都像踏在地狱边上一样。而我脑海里还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氧气不多了。如果不及时下撤，氧气是维持不到突击营地的。可当我检查氧气瓶的时候，却发现氧气流量并没有开到2，而是只开到了1.5——这基本上可以供应我下山的消耗。这时，边巴多吉诡秘地一笑：“请原谅我骗了你。”哦，我的好兄弟！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就在我们下了“中国梯”和“第二台阶”后，珠穆朗玛露出了其狂野不羁的个性，“下山风”刮了起来，人根本无法在风中站立。前方就是“死人路段”，一具被风干的外国人的尸体赫然出现在路中央，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边巴多吉催促我赶快跨越尸体，可我根本不听他的话，索性紧紧靠着死人身边睡下了，因为这是途中唯一可以避风的地方，简直比天堂还安逸……我彻底醒过来时，是在边巴多吉的肩膀上——他正艰难地驮着我往下走。我惭愧极了，这是边巴多吉第三次救我了！见我醒来，边巴多吉喘着气说：“刚才那地方，为什么叫‘死人路段’？就是因为很多登山家下山的时候，在这里避风，睡了几分钟，结果就永远睡过去了。假如你刚才再睡上十分钟，这里就会又添一具尸体了。”
晚上7点，我们俩同时滑向深渊
晚上7时，我们快到8300米的突击营地了。胜利在即，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温暖。我冲着边巴多吉用地道的四川话大叫一声：“兄弟，我要请你喝我家乡的苦丁茶——”话音刚落，我脚下一个踉跄，重重滑倒在地。边巴多吉急忙来拉我，可他被我的惯性拉着摔倒了。我俩飞快地向坡下滑去，那是一个七十多度的陡坡，坡下是无边无际的黑暗，是死亡的深渊。坚硬的冰川和裸露的岩石划破了我们的脸，氧气瓶和冰爪与冰坡剧烈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我意识到这次彻底完了。我的心里一片悲凉，没想到，在九死一生登顶成功后，却在下山途中死于非命。难道命中注定我离不开珠穆朗玛峰了？
但奇迹再次发生，在我的一条腿已经掉下悬崖的时候，滑动停止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抱着边巴多吉的一条腿，而他正好抱住了身边的一块岩石。我俩同时停止了坠落。
大约挣扎了十多分钟，我们终于一点点地离开了悬崖。当我们小心地爬上十几米的山坡，系好绳索后，我们不约而同地跪了下来，哭喊着拥抱成一团。山风呜咽，像是庆幸我们大难不死，又像是被我们的生死情谊所打动！
从上午7点差点进行“全世界最惨烈的自杀”，到晚上7点差点坠入万丈深渊。这一天的惊心动魄，我比任何人在一生中经历得还要多！
边巴多吉问我：“兄弟，你还想登山吗？”我点点头，“我这辈子离不开攀登了，我要登遍地球七大洲的最高峰，下一个目标就是大洋洲的查亚峰。”
下山之后，我注意到边巴多吉的左手越来越不灵活，我使劲帮他搓手活血。他苦笑着说：“没用了，它要休息了。”我心如刀绞。对于一个登山向导来说，失去一只胳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我捧着那只冰冷的胳膊失声痛哭起来！
边巴多吉却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别难过，我们夏尔巴人的一切都属于大山，一手一足甚至一根头发，都属于大山。我的这只胳膊迟早要献给大山，这是山神的旨意……”
我和边巴多吉洒泪而别。保重，我的兄弟！
山风呜咽，像是庆幸我们大难不死，又像是被我们的生死情谊所打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