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边境上的小村，成立了很多团支部。这些都有他们付出的心血。保尔和莉达整天都在村子里做各种工作。拉兹瓦利欣不喜欢去村里。他不喜欢接近农村里的青年，因此就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时常做错事。可是保尔和莉达做这些事情却得心应手，非常顺利。莉达成了姑娘们的核心，交了很多知心朋友，并且和她们保持联络，使她们慢慢地培养了对共青团的活动和工作的兴趣。区里的青年人都熟知保尔。第二军训营吸收了1600名即将参军的小伙子参加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出尽了风头。手风琴使柯察金更加贴近民心，他和农村青年人非常和睦。他时而奏起雄壮激昂、令人振奋的进行曲，时而奏起抑扬婉转，温文尔雅的乌克兰民歌。在这悦耳动听的音乐的鼓动下，很多乌克兰青年加入了共青团。青年们倾听着保尔的音乐，倾听着这位出身贫寒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他的身心与音乐融合在了一起。歌声传遍了各家各户，每人家里又多了些新的书籍。
走私的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他们不但要提防哨兵，还要留意那些热血青年。国境线上各村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希望亲手捉到敌人，有时头脑发热，有的动作有些过火。这时，保尔就只得出面去帮助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坚决反对宗教的蓝眼睛、爱辩论、急性子的青年，利用特殊渠道得到消息，说夜里有一批走私物品要偷运过来交给当地的一个磨坊主，他说服全支部的同志，带上他们训练时用的武器，在他的率领下，当夜悄悄地把磨坊包围起来，等待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边境哨所也了解了这个情况，并且派出了他们的哨卡。夜里双方发生了矛盾。多亏边防军人经过训练，共青团员在这次事件中才没有伤亡。他们被缴了械关到外村去了。
当时，保尔在营长那里。第二天天亮，营长把他才接到的关于此事的报告给了他，所以保尔赶紧去了那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含笑告诉他夜里发生了什么事，又说：“我们就这么办吧，保尔，他们都很棒，我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可为了使他们听话一些，你去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
板棚的门被推开了，11个小伙子起立，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两只脚非常不自然。“您看看他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特派员生气地甩了一下手，说，“惹了那么大的麻烦，现在我只好对他们采取措施。”
格里沙一听，非常气愤，他说：“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做得不对吗？我们只是为苏维埃政府做点事。我们一直在观察着那个富农，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敌人给关起来。”他说着，很委屈地扭过了身子。
柯察金和萨哈罗夫非常困难地板着面孔，装出一副阴沉模样，交涉一番，才结束这次事情。萨哈罗夫对柯察金说：“你能保证他们以后不再犯，而是采用别的方式协助我们，那我们就会很客气地放了他们。”“好的，我可以保证。我想，他们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这个支部的团员回去时，非常地高兴。这件事没有张扬出去。磨坊主不久还是被抓了起来，这次是按律治罪。
生活富足的德国移民住在庄园里。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隔不远。坚固的房子以及营边的其他别的建筑物，像是一座座小城堡。安托纽克匪帮就藏匿在那个庄园里。安托纽克曾经是沙皇军队里的一名上士，他拉拢一些亲信，拼凑成“七人帮”，在小镇附近的大道上做案。他们非常狠毒，既憎恨走私商人，也对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不定，无固定藏身处，今天在这里抢劫了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者，明天又窜到20公里开外，拦截一个邮递员，并抢了很多东西。安托纽克跟与另一位土匪头子戈尔季相互竞争，两人关系恶化。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专区警察局在他们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一带活动，进城的大道都很不安全。可这个匪徒非常狡猾：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溜出边境，在那儿避避风头，然后又出其不意地重返故地。每当听说他又出来做案了，利西岑总是咬着自己的嘴唇。
“看你还能逍遥到什么时候？混帐，我非亲手抓住他不可。”他愤愤地说。有两次，利西岑找到线索，亲自带人去追击，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专区派来了剿匪队，头领是讲究穿戴的菲拉托夫。他很是傲慢，他认为没必要规定向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就直接把队伍带到了谢马基村。夜里进村后，队伍就歇息在村边的一个小屋里。这队全副武装，行动秘密的部队引起了住在旁边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马上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根本就并不知道他们，就误认为他们是匪徒，急忙派一个团员赶紧去区里报信。菲拉托夫作事这样糊里糊涂，以致差点拼起来。利西岑一报告，连夜集合民警和10多人骑马直奔谢马基村。他们悄无声息地靠近村头，跳下马，穿过篱笆，冲到门口。门口的哨兵连哼都没哼就被放倒在地上。利西岑用力踢开门，房门被踢开了。他们立即冲了进去。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昏暗的灯。利西岑左手拿着手榴弹，右手挎着手枪，高声喊道：“马上投降，否则就把你们炸死！”
那些人还没有睡醒就从床上跳下来，再迟延片刻，他们便被冲进来的人杀死了！看到利西岑举着手榴弹凶神恶煞的样子，他们都举起了手。不一会儿，这队只穿着衬衣的人全被赶到了院子里。菲拉托夫直到看了利西岑的勋章，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得差点要发疯，恼怒地啐了一口，轻视地骂道：“蠢材！”
区里传来了德国革命的消息。汉堡巷战的枪声这里都听得到，边境上也有了回应。大家紧张地期待着，不停地翻报纸。革命声音也在西方传来了。要求入伍的志愿书雪片似地不断送往团区委。柯察金费了很大劲说服各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是拥护和平的，目前并不打算动武，然而没有什么效果。每逢星期天，各个支部的团员都来到镇里，在教堂里集合，举行全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团支部的所有人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透过窗子看到了他们，马上迎了过去。以格里沙为代表的11名团员都着行军装，站在那里。
“格里沙，这是干什么？”柯察金惊奇地问道。格里沙却对他挤了挤眼，和保尔并肩走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团员立即跑过来。格里沙关上门，表情凝重地说：“同志们，我在进行战斗的熏染。今天，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下来了一个绝密文件。立刻要同德国资产阶级开战，不久还要跟波兰资产阶级开战。因此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全体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胆小的可以写申请留在家里。我告诉他们，关于开战的消息，严禁外泄；让每个人自备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猪油，如果没有猪油，那就带点洋葱或大蒜，过一会儿，在村外秘密集合。我们先去区里，再到专区拿武器去。这些话对大家影响颇深。他们向我问这问那，但我说，不要多问，就这么办！谁不愿去，打个报告，打仗要坚持自愿原则。团员同志就都回家了。那时，我心里打不定主意：要是一个也不来呢？那我只好解散他们，自己也不管了。我坐在村外等着。他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人刚哭过，还假装没事的样子。10个人全来了，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做事如何？”格里沙骄傲地说完了这些。
莉达很恼火，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却不知因此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说：“你怎能骂我呢？这可是最标准的检验！这样才能看出每个人的品质。为了搞得更贴切，我曾想带到专区，但大伙有点累了，就让他们回去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不然，这算什么呢？不讲话不合适……你说已经取消******了。可他们很勇敢，应该表扬。”
保尔由于很忙，因此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可是拉兹瓦利欣却时不时就往城里跑。他每次去都全副武装，暗地里把自己比成库柏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很爱这样的旅行，进入森林，就向小动物开枪，或者拦住那些单身的过路人，像侦察员似的，煞有介事地仔细寻问，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快到城边时，拉兹瓦利欣就收起武器，然后像没事似的走进了区团委。
“谈一谈你们那里的事情吧，”费多托夫问。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房间里人总是满满地。大家积极发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一定要八面玲珑，要能同时听4个人说话，回答第5个人的提问，手里的笔还不能停。
费多托夫很年轻，然而1919年就入党了。在那时，他刚15岁。
拉兹瓦利欣简单地回答他：“这些一句话可不好说。我从早忙到晚，干别人干不好的事。你们清楚，那是个新区，环境不好，一切都得从头干起。我又建立了两个新支部。有什么任务吗？”说着，他就傲慢地坐在椅子里。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搁下手里的文件，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叫的是保尔，并没有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悠然自得地吐了口烟，说：“他不爱来，因此这种差事也只好由我来做……有些当书记的真是悠闲，只有像我这样的蠢材，才让人骑着到处跑。保尔一去巡视，好长时间也不回来，我只好干所有的工作。”拉兹瓦利欣分明是告诉人们，只有他才是区团委书记最恰当的人选。
“这个人，我一直很讨厌他。”拉兹瓦利欣走了以后，费多托夫坦率地对其他同志说。拉兹瓦利欣的阴谋是被无意中揭露的。有一次，利西岑顺便上费多托夫的办公室去取邮件。不论谁去区里，都会把信件捎回来。费多托夫与他谈了很久，所以拉兹瓦利欣的阴谋被揭露了。“不过，你还是让保尔来一趟，我们这里的人几乎都没见过他。”利西岑快要走时，费多托夫对他说。“可以。然而有个条件：别把他调走。这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这一年，边境上也庆祝十月革命，保尔被选为村委会主席。当波杜布齐大会结束之后，邻近三个村子来参加大会的5000名男女农民，排成一个浩荡的游行队伍，由管乐队和军训营开道，红旗飘扬，很长的队伍穿过村子，走向边界。在这一路上，他们纪律严明的向界标方向进发，这种场面波兰人根本没见过。营长加夫里洛夫和柯察金骑着马率领着大伙。在他们身后，铜号雄壮的音乐，风卷红旗的声音以及游行队伍高亢的歌声汇成一片。身穿节日盛装的农村男女青年全都兴奋异常，少女的笑声不时传来。成年人表情庄重，老人们显得格外严肃。这队人马像一条大河，盘沿着往远处流去，望不到边。这条长河的堤岸就是边境：队伍始终走在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寸步不离。保尔停下了马，人群涌过他的身旁。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接下去，又是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红军的哨兵兴高采烈，而波兰哨兵却惊慌失措。欢庆十月革命一事，虽然事先已经正式通知波兰方面，可是他们看到游行队伍时仍感到惊慌失措。野战宪兵巡逻队急忙调集人马。边界的哨兵比平时多了四倍。此外，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后备队伍埋伏在洼地里。可是，这支欢快的队伍始终唱着歌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进。
一个波兰哨兵站在小丘上。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这个波兰哨兵卸下枪贴在脚边，注视着队伍。保尔清楚地听见他用波兰语说：“公社万岁！”
从他的眼神中，也能看出他就是这个意思。保尔仔细打量着他。是朋友！在这波兰哨兵的心中同情着游行的群众。保尔轻轻地用波兰语说：“同志，向你致敬！”哨兵越离越远。他注视着游行队伍走了过去，步枪依然贴在脚边，始终保持自己的姿势。保尔不时回头看那个哨兵。另外一个波兰哨兵出来了，他胡子已经白了，眼睛黯然无神，保尔依然很激动，他好像是自己在说话，就用波兰语说：“你好，同志！”可是没有回音。加夫里洛夫冲他微笑了一下。原来，他全听见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他说，“在边界上不单只有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没注意吧？他是宪兵。”
队伍开始向山坡下走去，那里是分成两半的村庄。乡亲们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年轻人已排在道路的两旁。在波兰境内那一半，站在屋顶上和棚顶上的人都对着这边看着。有些人家的门口和篱笆旁也集结着一群人。当游行队伍走进热烈欢迎的人群时，乐队高奏《国际歌》。然后人们在一个简单搭起来的，挂满青枝绿叶的讲台上发表令人振奋的演说，演讲者中有年轻人，也有老人。保尔也在会上用乌克兰语演说，他的话连波兰人都能听到。可是波兰当局惟恐这些讲话会搅乱人心，决定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巡逻队的宪兵用皮鞭驱赶居民，还朝天放枪。
街上空无一人。枪声一响，赶跑了屋顶上的年轻人。这一切，苏维埃这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大家皱起了眉头。这时，青年们推着一个牧羊老人上了讲台，他激动地说：“看到了吧，孩子们，他们曾经就这样对我们。现在，村子里没这现象了，农民再也不受欺侮了。地主老爷完蛋了。孩子们，要把握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说话，但想说很多话。在沙皇的时代，我们一生就像老牛拉车一样，苦得很哪！看看那边的老百姓，我真为他们难过……”他用干瘦得手指着对面，抽咽着哭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