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医学学科相比，儿童精神病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不是从精神病学中分出来的，而是源于儿科学和对儿童精神生活复杂性的认可。儿童精神病学总是以实践的社区为基础的，因此它包括儿童指导诊所、少年法庭和其他问题儿童的集合地点。该领域的先驱们，虽然受的是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对于如何处理儿童精神健康问题上却有宽泛的概念，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认可父母、社区和学校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学校咨询和少年法庭的咨询在早期治疗方面成果非常突出。在1920—1930年的美国，联邦基金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开始赞助儿童指导诊所的发展来预防精神疾病。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奥地利的日益增长的种族仇视，使得大批心理分析者前往美国并在蓬勃发展的儿童指导运动中找到岗位。这些人的加入强烈地影响着这个领域的发展。例如，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JudgeBaker指导中心，儿童心理分析者影响了WilliamHealy和AugstaBronner医生的早期工作，两位医生都在儿童不良行为的科学研究和对少年法庭的理解方面享有盛誉。GeorgeGardner医生，第一任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学院院长和JudgeBaker中心主任，也鼓励用一种广阔的视角来对待儿童精神健康及其研究工作。
强调社会背景和强调儿童精神科医生不仅仅是生物学从业者的一体化观念仍在继续。例如，著名的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部儿童精神病学家LeonEisenberg在明确承认精神障碍的生物学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因素在症状表现中的作用。Eisenberg极力强调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社会责任及社会因素的作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社区年轻人暴力预防计划项目在传统的社区范围内运行并且用更全面的整体分析方法来理解儿童的精神病理学（Marans，2000）。耶鲁儿童研究中心的项目包括警察、学校、父母、社区领导人，以及各类临床医生以共同对被暴力影响或涉及暴力的儿童和青少年作出处理。Sson，Raudenbush和Earls（2003）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儿童涉及社会、家庭和社区背景这个“集体效力”的概念。这些因素，由于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可以导致儿童显示出心理弹性或进入一个更病态的轨迹。
五、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医学
在医学实践中，互动是否应该包括对病人更为社会化的关注长期引起争论。医学“社会化”的反对者反对医学从业者加入卫生保健政策和立法的制定。例如，早在1909年，在美国儿科学会上就有一个关于内科医生在公共问题上的角色的辩论。Dr.ThomasRotch在“美国儿科学会对公共问题的地位和工作”演讲上，提倡医学研究中结合科学和社会行为的方式。他首创用X线技术判断骨龄的技术，并试图利用这些来建立一个适当的标准以确定儿童参加劳工工作的资格（当时的社会改革主要关注劳动在儿童发展中的消极影响）。Dr.ThomasRotch的工作曾受到了一些同仁的非难（Rotch，1909）。Dr.IsaacApt表述了他的看法：我们的任务是刺激和鼓励科学工作达到其最高境界。涉足政治或立法问题是最远离我们目标的。”此外，Dr.L.E.也评论道：“……此类的议题，……虽然有社会学的意义，但并不像其他更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论题那样符合我们大部分人所遵循的工作路线。”关于社会医学的辩论仍然在继续。
六、当今儿童精神医学——社会方法的重要性儿童精神医学处理儿童和青少年精神、情感和行为问题的病因、治疗和预防。因此，儿童精神科医生应该关注导致儿童或青少年行为和情感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他（她）的社会背景。这样，儿童精神医学就与社会医学原则协调一致了。
为了突出社会因素和政策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关系，Harknett等2005年做了一项研究来比较全美各州在儿童健康、教育与行为方面的花费和儿童在这方面的表现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各州的教育支出和儿童行为之间存在有力的、积极的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指标是：高中退学率、失业率、青少年怀孕率和财产犯罪逮捕率）。虽然干预教育预算肯定不是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但是作为精神科医生认识到这些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儿童生活中的关键性作用是重要的。因而，儿童精神科医生如果真正希望根除问题少年的不良行为，就应宣扬、提倡更多的教育支出。
为说明儿童精神健康专家的社会一医学责任，现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表现为例。发表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杂志”上一篇文章发现：多发性神经纤维瘤（雷克林霍森氏病）type1基因（NF1）上的基因缺陷与儿童ADHD之间有普遍的联系。所研究的儿童样本是有ADHD躯体、认知和行为特征的儿童；超过半数NF1儿童完全满足ADHD的DSM一W诊断标准。这种基因信息和ADHD之间的联系有望可以改进患有ADHD的儿童的诊断和干预。在同一杂志上，D.P.McLaughlin和C.A.Harris（2006）发表了他们关于养育实践（parentingpractices）和儿童行为之间关系及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儿童ADHD表现有关的研究结果。儿童行为障碍的变化与养育实践以及父母感觉能力有极强的相关关系。因此，该研究强调了ADHD儿童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与NF1数据一起，验证了儿童精神病学框架中社会医学的整体分析方法。
儿童精神病学，可能比其他任何医学学科更能包含社会医学的原则。儿童精神医学能经得起变为更生物学驱动的学科的压力吗？它能证明不仅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治疗而且在预防上更为整体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吗？当我们继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生物因素仅仅是精神障碍的危险因素，疾病的表达与社会因素相关，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为“是”
七、服务机构的变化趋势
虽然儿童精神医学和社会医学之间的平行性可能很明显，虽然儿童精神医学实践使得社会医学原则具体化，但是当前的趋势正在侵蚀这一遗产。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儿童精神医学曾长期扎根在社区中。曾有这样的理解：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进入服务机构，虽然无可否认进入服务实施是受经济和社会地位限制的。儿童指导诊所的运转曾被大部分儿童精神病医生视为最佳实践的化身。私人开业者常常是心理分析人员，他们曾活跃在儿童指导诊所。现在，全世界的私人化运动，“行政管理保健”的使用，对药物治疗依赖的增长，和对儿童精神健康障碍的长期课程教育缺乏认可共同影响了更全面和更社会化的处理方法的使用。现在基于拨款的限制，儿童指导模式已经过时，替代它的是更侧重咨询的服务如在学校中的那些服务。
八、当代发展中国家对保健的关注
在发展中国家，儿童精神障碍管理“系统”的建立越来越普遍，但是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如果缺乏资源，系统很难建立。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依赖的是缺乏质量控制的指南和使用陈旧保健方法的单位。有些单位一建立就被保藏起来，因为它们的建立是被作为政绩来看的，社区仍然难以得到现代化的服务。鼓舞人心的是，随着对于现代治疗模式更好地了解及它们自身所显示出来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建立更和谐的、更人道的保健系统，尽管人们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受到财力紧张和缺少受过训练的专家的限制。
许多国家所烦恼的倾向是私有化。虽然私有化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地方经济的进步趋势，但对资源缺乏的国家的卫生保健的后果却是令人失望的。通过从保健网络抽取人力资源到私人机构，和允许卫生保健取得商品经济的地位，国家不再给予保健卫生补助，使许多人完全失去了保健，看病花钱更多了。随着健康保险的建立，许多临床医生试图转到私立部门，使得公共部门经过训练的临床医生越来越少。政府由于担心发生这种方案方面的消极后果，采用了“控制性保健”“行政管理保健治疗”和“买保险”的看病方案。西方的行政管理保健太经常地把财政资源管理当成焦点，从而削弱了对病人所需的适当保健的注意。不幸的是，这些方案原本所期望的减少卫生保健的花费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因为医院或诊所管理部门花了大量的财力来监督和实行基于保险的行政管理保健治疗方案。
药物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地为全世界各国的供应商提供本地的教育培训。这种教育是服务于对该药品生产企业有特殊利益的特定障碍类型的，这可能会扭曲儿童和青少年获得的治疗，而且可能造成关于疾病发生方式和流行情况的错觉。药物公司基于直接的财政动机可能会鼓励对儿童期精神障碍诸如ADHD或焦虑症的过度诊断。而另一方面，由药物市场所产生的公众意识的增长也提高了对儿童精神健康的认识。评估这些实践带来的影响在世界各国是很不相同的。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专业儿童精神病学是很难得的资源，故其可能仍然只能作为一个诊断能力有限的咨询领域，没有能力促进国家政策的讨论。精神健康提供者进入学校的咨询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力（Kapur，1980）。学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在那里可以观察和访问高危儿童。然而，虽然关于学校咨询服务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的潜力已经有很多论著，但这个潜力还是未能实现。
必须肯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医生可以在培训其他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护理和志愿者社团的专业人员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可扩充儿童精神健康的资源。我们十分需要增加受过训练的人员去初级保健部门工作，但这样的训练却相当地滞后。同样地，那些提供外派咨询师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咨询师本人都有责任提供一些与当地文化一致的并且在该国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现实可行的培训和咨询服务。
九、国际事件对国内实践的影响移民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让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意识到国际事件对儿童精神健康的影响。例如，某些移民人群中儿童和青少年所出现的精神健康问题可能就是他们在祖国的创伤经历的直接延伸，某些移民人群中呈现出的症状也可能是来自适应一个新国家的困难。从国际舞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当代的心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当我们发现移民个体所表现出的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在其祖国而不是在移民国家的问题（Murthy，2000）。
十、结论
对我们来说，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整体地位仍然是个挑战，就像社会医学先驱者所面对的挑战一样。虽然现在所示范的更为综合的方法，比如在非洲为HIV/AIDS儿童继发的精神健康问题治疗时所应用的方法（Earls，2006），得到人们的一些认可，但是社会医学这种更为整体的分析方法在某些社团的运用还是很明显地被淡化了。
有关卫生保健的国际交流的增加有助于儿童精神健康方面的改善，并且有助于对现代观念的了解。国际讨论也导致了媒体曝光国家问题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比如不接受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未来，我们将关注于如何才能提供一套正确诊断和治疗以及同时又满足儿童个体需要的服务。我们有义务保护儿童和青少年这个弱势群体，避免让他们接受一些没有确切疗效的治疗或是使用未被批准的、甚至有害的治疗等。相信通过不断努力地传播信息并且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完整的保健，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的未来将大有希望。儿童精神健康保健的丰富多彩是和社会医学中的整体分析方法相匹配的。
（AmiraDkeidek，MyronL.Belfer著）
（王晨阳译；柯晓燕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