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在全球所奠定的地位，为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人提供了巨大的益处。对于华盛顿来说，美元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燃料”，能够让美国政府以较低的利率出售美国国债，从而降低借贷成本；美国企业收购外国公司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美国公民则因为美元的地位，而能享受便宜的汽车和低成本的房屋抵押贷款，还有更低的国外旅行费用。
然而，新的货币体系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首先，美国向各国央行保证，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美元兑换黄金。但是，美元的流通量扩张的速度已超过了金矿的开发，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国以美元兑黄金的承诺不再相称；其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高度稳定，这看似不错，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把美元当成主要储备资金，而美国只有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扩散到世界各地。而长期贸易逆差又势必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
这真是个进退两难的矛盾，突发危机也只是时间问题。美联储担心，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欧洲盟国怀疑美元兑换黄金的能力。如果这一怀疑变成现实，就将导致各国的银行挤兑。这样一来，面临崩溃的就不仅是美元，还有全球的金融体系。
“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当然，只要各国央行继续持有美元储备而非黄金储备，这自然也就没什么令人担忧的。比方说欧洲各国央行就非常愿意持有美元储备，这不仅是因为美元的交易费用低于黄金，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可以赚利息，何乐而不为？
冷战时期，为了拉拢欧洲各国组成同盟国，美国乐得让欧洲各国央行赚点利息。说穿了，这都是受利益驱使。美国政府输出美元的真实意图是为美国公司在海外扩张创造新的前哨基地，是为美国产品打开海外市场作打算。随着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西欧的经济复苏将促使该地区较少受苏联的影响。于是从1948年到1954年，为“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华盛顿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也被称作“欧洲复兴计划”），170亿美元被输送到欧洲。
尼克松总统上台后，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将政府目标确定为说服欧洲盟国重估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帮助美国提高出口地位，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当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个雷厉风行的强硬派，与其说他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说服欧洲，倒不如说他是在强行对欧洲施压。当时，他对欧洲盟国丢下了那句名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问题。”
康纳利有他强硬的理由，他明白如果欧洲盟国希望继续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军事支持，那么他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在冷战时期，被美国的霸气所镇住的欧洲各国面对巨大的贸易收支逆差，只好调整本国货币兑美元的价值，忍受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的屈辱。这种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忍无可忍的欧洲各国决定撕破脸皮不再跟美国讲情面。到了1970年，美国的黄金覆盖率在世界各国央行急剧下降至22%，跌幅超过50%。“美元过剩”的危机终于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又开始膨胀，蚕食了欧洲对美元的信心。各国因此纷纷抛弃美元，按35美元一盎司兑换黄金，使美国黄金大量外流。
1971年8月，为了使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这一举措被称作“新经济政策”。可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种货币像美元那样，能永久地脱离金银或其他任何有形资产的抵押而流行于世。唯一支撑美元的是脆弱的抽象的东西，那就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来自人们相信美国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兑现所有美元。不幸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越南战争产生的庞大费用，迫使美联储过多地发行美元，以支付累积的债务。这一策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元兑换黄金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模糊。
那时，美国通胀率超过了5%，消损了美元的币值，外汇交易员狂抛美元。那时美国支持美元价值的唯一手段，就像今天一样，是向国外出售美国国债。由于美国国债是由美国政府提供担保，因此它被广泛地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私人投资者将它视为“无风险”投资，而且认为它具有高度流动性，在债券市场上极其容易被大量买卖。但是外国政府不愿意投资美国国债，因为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债券所产生的利率，那么所有的投资回报都将被通货膨胀吞噬掉。
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时有发生。当时，美国国债支付的利率是11%，而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3%，购买债券就将损失2%的回报，这显然阻止了外国资金投入到美元资产中。国外买家止步不前，使美元的价值进一步下跌，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美元告急！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开始迅速贬值。为了重建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美国必须找到一种能有效影响其价格的实物。
美元绝处逢生
真是“天佑美国”！正当美国陷入绝境之际，欧佩克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那时美元已损失了1/3的价值，而欧佩克升降梯般上下变动的石油价格，直接而合乎逻辑地呼应着尼克松的重大决定。1975年，美国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主要内容只有一项：这些国家在石油交易中只能用美元来结算！如此一来，全球的石油进口国就都必须持有美元，而随着油价上涨，进口国还必须持有更多的美元。于是，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又找到替代黄金的新的依托，那就是被称为“黑金”的石油。美国攻打伊拉克不惜花费巨资，背后的真正原因就是为确保石油按美元结算。
虽然美元找到了石油这一新的依托，但美国国内的通胀率却创下了新高，美元的价值和地位依然岌岌可危。在此危急时刻，当时的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似乎早就准备好了做他的前任不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拼命地提高利率，直到通货膨胀受到控制。他采取了一系列加息措施，使利率逼近了20%，这是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不敢想象的举动。沃尔克的这一举措就像丧钟，使整个美国经济，乃至每一个美国人都遭受了惩罚。但沃尔克坚信：只有将利率抬高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水平，美国才能一劳永逸地除掉通货膨胀这个恶魔，美元的信誉和美国的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恢复。
沃尔克的铁腕货币政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艰难程度表现在各个领域。全美各地的汽车装配厂、炼油厂以及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业，包括小型商店纷纷关门倒闭。美国1982年失业率突破10%，创194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12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其中大部分人领不到失业补偿；同年，有66万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多的。美国从1981年到1983年的经济损失达5700亿美元，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
到了1982年7月，通货膨胀率终于从之前的13%下降到4%，仅为原来的1/3。沃尔克此时又下达了命令，在他的任期内首次下调了短期率。几个月之后，债券市场开始上扬，长期利率下跌了，道琼斯指数从800点左右一路上涨到2000年的11 72298点。随着利率下降，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整体上涨了近35%，重建了美国金融市场和货币的信誉。这意味着，即使美联储再下调利率，美元的价值也不会随着利率并肩下滑。
美元玩技屡试不爽
如今，美元保持独一无二的地位，实在要感谢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他杀死了13%的高通胀，使美元价值的上下波动完全能根据美国的需要而确定。美国需要借钱时，美元就变强势；需要赖账时，又变弱势稀释债务。现如今美国欠债太多，便忽悠大家“黄金能保值防通胀”，把黄金炒高。可炒高黄金究竟对谁最有利？自然又是美国。单美联储在纽约那个金库就储藏了全球25%的黄金。截至2010年9月底，黄金占美国外汇储备的721%，而仅占中国外汇储备的6%。一旦炒到足够的高价，美国很可能大量抛售黄金来回收美元。届时，美元肯定立刻转弱为强，而黄金则大幅下跌。
美元已玩到了最高境界：对外贬值，对内保值，想低就低，想高就高，大斗进小斗出，不断地循环，完成对全球财富的掠夺。由于美国尚未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所以美元的中期走势还会以偏弱为主，以稀释债务。其实这个戏码，美国玩过好几个回合了，虽不新鲜，但屡试不爽。
美元虽然可恶，目前却没有其他货币能够替代它。因此，美元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却是你唯一的朋友。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舞，洞察敌情，保护自己，避免成为这个博弈游戏中的输家。慷慨背后的秘密
——欧美富人为何爱捐钱？2010年，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宣布，将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给社会。两人不仅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加入到捐赠自己一半以上财富的行列中，还前往中国和印度等国劝说富人捐款。在大家印象中，欧美豪门多乐善好施，中国富人则多为富不仁。果真是这样的吗？
不捐也得被迫充公
我在多伦多定居后，许多在纽约的朋友经常开车过来玩。于是，我当仁不让成了导游。我最喜欢带他们去游玩的景点是卡萨罗马（Casa Loma）城堡，因为城堡的主人、金融家亨利·佩拉特爵士（Sir Henry Pellatt）极富传奇色彩。
亨利爵士出生时家道中落，父亲只留给他一个银托盘和一只高脚杯。他从电力行业赚到了第一桶金，财富最多时拥有两个1000英亩的大农庄、珍贵的宝马、十几辆名车、几十个仆人和园丁。他小手指上戴的巨大钻戒光闪耀眼，令人目眩。不过最能体现他巨额财富的，是卡萨罗马城堡。
坐落在多伦多上城的卡萨罗马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府邸，是亨利特别为爱妻建造的。城堡外观庄严，有漂亮的大花园和多达98间装饰华丽的套房。建筑内暗藏秘密通道和电梯，还有一个足可以烤一头牛的烤箱……
朋友们每次参观完都禁不住啧啧赞叹。有一位姐们儿直叹说：“要是这辈子能住上这样的城堡，死也瞑目了。”我笑道：“Are you sure？这样的豪宅，就是送给你，你也住不起啊！”
这其实不是开玩笑，实际上，这栋豪宅连亨利爵士本人都住不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多伦多市政府给卡萨罗马增加了物业税，从每年600加元增加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亨利爵士不得不拍卖艺术品和家具以支付税款，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 303加元物业税，他和太太只得搬离了城堡。
可怜的亨利后来搬进了一处窗户正对着卡萨罗马塔楼的小公寓，每天忘楼兴叹。亨利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只剩手指上的大钻戒了。亨利爵士“弃城”而去后，城堡最终被多伦多市政府收归，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这类故事在美国也不胜枚举。比如铁路大王范德比尔（William Vanderbilt）死后，继承人因缴不起他留下的豪宅“听涛山庄”的物业税，只能将豪宅奉送给美国政府。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欧美富人赶着在生前筹划身后事，就不足为怪啦！
我曾任职的公司，某次接了一位英国皇室成员的大单。这名皇家成员是著名的慈善家，她在非洲有几个慈善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学校和医院。我们公司所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位慈善家通过掉期交易，来免缴政府高昂的税额。公司接到任务后，会计师、律师和分析师全被调动起来，为她量身定做一项10年计划的合约——股权收益掉期合同。
最后做好的这份合同实在太漂亮了，我想在华尔街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吧。在这笔掉期交易中，皇室成员在10年内能合法逃税5000万美元，而我们公司将落袋1000万美元。因为股权收益掉期不是证券，完全不受任何监管，也不必向任何人披露，包括税务局。当时听说这笔省下的巨额税金，也将投入到其慈善基金中去。这就令我疑惑了，既然准备捐出，为何要逃税呢？后来，通过巴菲特、比尔·盖茨设立慈善基金的事例，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操作最透明的私人慈善基金。截至 2009年年底，基金捐赠规模达335亿美元。基金会有3个受托人：比尔·盖茨、梅林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其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医疗保健和减少极端贫困，在美国扩大教育机会和获得信息技术。为了保持慈善基金的资格，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捐出其资产的5%，也就是说每年起码得捐掉15亿美元。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为何爱捐钱
两位巨富的善举令人敬佩。可话又说回来了，任何举动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背后总有潜在的动机，伟大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也不例外：
首先，富人捐赠巨额财富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把赚钱作为上帝赋予的责任，但同时相信富人进不了天堂。《圣经》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和进天堂得永生相比，在临死前将身外之物都捐了，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是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家，富可敌国，而他设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之一。洛克菲勒有写日记的习惯，几乎每篇日记里都提到上帝的信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的……我的职责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然后听从良心的差遣，用我所赚的钱，为我的同胞的利益服务……我距离见上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把上帝给我的财富与更多人分享。大慈善家卡内基更说过一句话：把财富带进棺材的人是可耻的。
除了坚定的宗教信仰之外，富人们倾囊一捐还有个心理因素，那就是与我们普罗大众一样，不喜欢缴税。巴菲特曾透露，他每年缴给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比他的秘书还要少。
此外，不喜欢缴税这一点，从盖茨基金的类别上也能得到印证——非经营性私人基金。这是美国国税局为富人制定的一条税法条律501c（3），普通收入者永远无法触及。根据此条款，美国富翁建立的非经营性私人基金可以完全免税。建立一个这样的基金，既可免去重税又可获得社会声誉之善举，何乐而不为？
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拥有的绝大部分财富是微软的股票，市值约500多亿美元。百年之后，如果他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儿女，按美国法律需要缴纳遗产税。税率几何？50%上下！以转移产权生效之日的收盘价来核算税额，当日纳税。也就是说，在他的儿女接受遗产的当日，需缴纳250亿现金的遗产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