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驾驶着他那辆从菲律宾带来的，战前就有的“凯迪拉克”V-12轿车。车的挡板上有两面旗子，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有五颗银星的红旗。车牌号码是“1”开头的。前往第一大厦的路程不超过两英里，穿过东京市中心。他在路上时，这条街上的交通停止了，大使馆和总部途中所有的交通灯都变成了绿灯。按照法定限速的行驶，这段路程不会超过10分钟。而麦克阿瑟却是官气十足地花20分钟。这位将军似乎喜欢在车里的每一刻，他坐在后座上很享受，自得其乐地哼着小曲子，看着窗外的城市缓慢地向后移动。他的副官担心他在街上这“丧礼进行曲”般的进程穿过街道会让人把他撞翻来的更容易。日本政界的暗杀事件并不比美国少，但麦克阿瑟从没想过这。有一阵，他上班时是由一辆载着两三个宪兵的吉普车护送的，但他不喜欢被护送的感觉，几个月后，他下令停止护送。
第二天，他的车在半路上抛锚了，随行的副官挥舞着旗子示意一辆经过的吉普车停下来，开车是位年轻的下士，副官并命令他带麦克阿瑟到第一大厦去。这位下士看起来吓坏了。“孩子，你是在担心吗？”麦克阿瑟问道。
“是的，长官。因为您不认识我们少校。”
“如果我给你找个理由，你觉得有用吗？”
“是的，长官。如果您能写下来。不然，任何人，特别是我们少校，是不会相信我迟到的理由的。”麦克阿瑟黑少校写了一条便条，从此以后又只好被人护送了。
在将军每天早上经过的那段路常常会看到一个清道夫。不管什么时候他注意到那辆“凯迪拉克”来了便会掉头。在日本这是当天天皇经过的时候会做的事。但天生具有民主意识的麦克阿瑟渐渐被这种惯例激怒，有一天早上，他告诉他的司机停车，然后他带着一个会讲日语的副官走下车。他让他的副官告诉那个一个劲地向鞠躬的清道夫，在美国，两个人见面常做的事面对面打招呼。在这之后，当“凯迪拉克”驶近，这个日本人就会停下清扫，把扫帚扛在他的左肩上，啪地一声用右手敬礼。而麦克阿瑟会微笑着回礼，并友好地挥挥手。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小步。
在他来到第一大厦后，都会在那里遇到数百名日本人，满怀好奇和必恭必敬。他也很喜欢那样。下午1点半，他又沿原路返回，和简共进午餐。下午3点左右午睡一下，大概4点到5点之间再回到第一大厦。接着把所有的工作做完，常常要留在办公室到晚上9点。晚餐通常是在办公室解决，一些咖啡、巧克力、糖果和一支菲律宾雪茄就打发了。
有时候，他会邀请他的部下，比如反情报部长埃利奥特·索普准将共进晚餐。陆军情报局的工作是监控日本政客和平民。他们窃听电话，拆看信件和雇佣密探。索普知道很多日本政客的丑闻，甚至还知道很多被派到东京的盟军军人和外交官的丑闻，就像是为了公平交易似的。在整个晚餐过程，索普会说一些有趣的花边新闻，告诉他繁荣的外表之下那些真正发生的事。麦克阿瑟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些特别有趣的事让他开怀大笑。“索普，我该不喜欢你的良知！”
晚餐后，麦克阿瑟和简一起看电影。他会穿上那件他的30名仪仗队员送给他的签有他们名字的真丝吸烟衫，坐在前排柳条摇椅的正中位置，点上产自菲律宾的花冠牌雪茄，再看一部关于牛仔或是印第安人或是边境上的美国陆军的电影。关于老西部的电影不能反映现实。都是经过处理，美化，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虚假英雄主义，就像是浸泡在浓浓的蜜糖里的蜜饯——而他，一个成长于这些尘土弥漫的营地中的美国陆军小伙子，完全可以开个系列讲座，来介绍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虚假而不可信。然而，真实吸引他的是电影中浪漫主义，冒险精神，和那些掩藏在平凡的现实背后而超越现实的神圣精神。真正有意义的是它对美国的理解像史诗般。
他另一项消遣活动还有追踪西点橄榄球队的赛讯，这一乐趣在战争期间到达顶峰。原因很明显。麦克阿瑟迫切希望这是个转折点，美国陆军能像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的发电站，就像圣母玛利亚和俄亥俄州。每逢赛季，他每个周一早晨都会看报纸了解周六的比赛情况，常常研究几个小时。他分析完之后，就会写一篇很长的电报，或者更长的快递信件给瑞德·布雷克，告诉他队伍哪里做得不对，哪里需要提高。“纠正这些错误！”他写道。
在1948年前，每个队员都要要能攻能守。然而一种更自由的规则改变那种局面，令麦克阿瑟特别高兴。运动员现在分工更为明确。他激动地写给布雷克，“这让比赛和真正的战场越来越相似。”第二年，在新赛季开始之际，他给球队寄了一封鼓舞人心的电报。“我从远东写信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想法，一种观念——从澳大利亚到东京的所有登陆场上都用红色写着：一切都无法代替胜利！”
他不参加晚会和正式宴会或其他社交场合。基本上他都能拒绝。来访的贵宾有时被请到大使馆用餐，坐在他身边，享受他的招待、他用他的彬彬有礼、翩翩风度和说不完的有趣的故事热情款待，但仅仅一个小时。他出席别人举办的宴会也同样如此，顶多一个小时。他公开表示，他的这种职责是最令他厌烦的而他说得可能没错。
小亚瑟到东京的时候快八岁了。麦克阿瑟通知他的部下，他的儿子不会去上学，而是继续在可敬的吉本斯夫人那里接受教育。他坚持他的孩子要过“正常”生活，也就是说不要他压力太大，一定要成为什么天才。麦克阿瑟对于正在成长中的男孩过平凡人的生活的理解是很奇怪的，有点不可思议。
早餐时间是小亚瑟唯一能和父亲在一起时间。他的父亲年龄太大，工作又太繁忙了，无法为他做一个男孩希望父亲做到的许多事情。比如教他怎么打乒乓球的弧圈球，带他去钓鱼，玩逮人游戏，在车库的大门上装个篮球框打球，辅导他做家庭作业，在他摔倒时扶起他，等等，成为一个可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而不是一个自己只能远远崇拜的神。小亚瑟很少在午餐时间看到父亲，而他睡觉的时候，这位将军才刚刚回家吃晚饭。
小亚瑟不仅非常缺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而且没有同龄的伙伴。大约在东京的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什么美国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后来，被派到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身边工作的军官他们的家属带到东京。周末，他们的的孩子们被带到大使馆和小亚瑟作伴。但当他们去学校时，小亚瑟就由家庭教师私人授课。他的父亲是他们父亲的老大，因此他们被带来是为了取悦他。很显然，他们事先会被告知：不能随便乱讲家里的事，也不能学说爸爸说过的任何话，随时都要保持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手放在那个“小王子”身上。这样的活动风险性太大。真正的男孩去过一次，肯定会拒绝再去的。
小亚瑟的很多伙伴都不是小孩，而是一些上校们。他从来无需费力地让别人接受他，也不需要面对与人交朋友会遇到的挑战。这与麦克阿瑟童年时代大相径庭。当麦克阿瑟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总是和别人打架，然后哭着回家。他的母亲仔细看他的伤口和淤血的地方，确定他的伤不要紧后，便叫他出去再和别人打，直到打赢再回来。
如果早几年当父亲的话，麦克阿瑟可能会对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然而现在却不是这样，如果小亚瑟被磕伤或擦伤，这个当父亲的就会感到惊慌失措。就在来到东京后不久，小亚瑟溜冰时摔断了胳膊，麦克阿瑟几乎疯了。在小亚瑟住院期间，他每天要去看望五次。并在医院设了荷枪实弹的岗哨，还命令医生做了10多次X光线透视检查。麦克阿瑟还仔细研究了每一张X光片，不顾驻日盟军总司令的工作。“将军既不赶约，也不能做他的工作。”他的军事秘书这样说道。或者正如另一位参谋所说，“将军真是疯了。”小亚瑟身体康复后，他就再也不允许他去溜冰了。
小亚瑟身边没有同龄的亲密伙伴，只有大人陪伴，不管去哪里也都有大人陪着，而他的行为举止也不得不像个小大人。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有父母不知道的秘密。这是成长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麦克阿瑟不给他的儿子任何空间。他对小亚瑟的溺爱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同时他又忽略了小亚瑟自己的需要。在这方面，也许他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但在本世纪头50年的美国生活中，可能只有麦克阿瑟自认为这是“正常”的。
1945年底，麦克阿瑟在大使馆和第一大厦的生活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这条中轴线的一端，而总司令部大部分忠心耿耿的参谋们则挤在另一端，他就在这样的小世界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怪圈、一个完全由他掌控的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