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徒手。信河街人。今年三十六岁。
我现在被软禁在信河街的康宁医院里。已经半年多了。这里的医师一进来就对我说，乖，手臂伸出来让我看一下。医师一说，我很听话地把手臂伸给了他。医师抓住我的手臂后，在我上臂的肱二头肌上捏来捏去，弄得我身上一阵阵发酸发痒，忍不住“咯咯咯”地傻笑起来。就在我笑得眼泪都掉出来的时候，医师拿起原本放在盘子里的大针筒，毫不犹豫在我的手臂上挖一下。这种情况早晚各出现一次。每次的间隔是十二个钟头。在这中间，我有时会心慌起来，特别希望医师来给我挖一针。所以，我怀疑医生给我打的是“美多芭”和“度冷丁”，因为这个针一挖，我的身体就不听指挥了，好像身体上面有很多根绳子吊住，一举一动都被牵引着，人也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不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更可怕的是，近段时间来，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断裂的现象，“断”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而且，“断”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空白的面积越来越大。我知道，这是脑神经坏死的前兆，用不了多久，我的脑神经就会失去自控能力，荣幸地成为一个痴呆病患者。现在，每一天，大概有一个钟头，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这种清醒，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莫大的折磨，因为只要我一回过神来，一些我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就会一件一件地从脑子里跳出来，放录像一样。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把这些事写下来，公之于众。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不想让这些事每天在自己的脑子里播放一次，这种情况既痛苦又没有实际意义；还有一个理由是，如果我不把这些事写下来的话，等我死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神经病。那我就不是病死的，而是冤死的了；再一个理由是，我在大学里当过文学社的社长，觉得自己的文笔颇为可观，这时不拿出来练练尤为可惜！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的手现在还能动，而且，在这之前，我已经偷偷收藏了很多医师查房时留下来的笔和纸。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头脑清醒的时候，开始写出自己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到这些文字，就当是对一个垂死者的临终关怀吧！如果有人看完之后，又把这个故事转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
2、信河街人民医院，是信河街最好的医院。
在医院里面，我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官居药剂科科长。手握整个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进出大权。
那时，医院的手术费还没有调上来，住院费也还没有上调。医院给病人做一个手术的费用，加上材料费，床位费，化验费，护理费，陪人费，等等等等，摊开来一算，只能摸摸平。那医院的主要收入从哪里来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都是从我管辖的药剂科里来的。用我们的行话说，这叫“以药养院”。那时候，国家还没有实施药品降价制度，药品还在一个很高的价位上运行。一个新药品进院后，要定多少的价位，只要我们医院的药事管理委员会开个碰头会就定了。有的时候，甚至连碰头会也没有开，我拟了一个价格，跟院长通一个气，就上架了。
信河街人民医院的院长叫季曾节，是我的恩师。我在医学院读药学专业时，他是我们德高望重的系主任，是我的导师。在医学院里，季曾节院长对我就特别照顾，在各种场合表扬我，说我的脑子比别人转得快，能够做一些有开拓性的工作。他还多次说过，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他表面上是这么说，私底下也是这么做的，逢到节日的时候，譬如说清明节啦！七月半啦！中秋节啦！冬至啦！我们信河街的人都要在家里烧几个菜吃。季曾节院长会叫我到他家里去吃。为了我能够跟我爸爸一起过节，他们家的节日都是提早一天过的。我医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调到信河街人民医院当院长了，我没有费一点力气，他就把我的手续办好了。如果不是他，我也不可能进这么好的医院。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对季曾节院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候，我对别人说起季曾节院长，说着说着，眼眶会没有来由地红起来。这一点，我自己也很奇怪，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几十年，对他也是有感情的，但我跟别人说起我爸爸时，从来没有眼眶会红起来的感觉。所以，我有时想，在我的心中，季曾节院长的形象比我爸爸要高，他在我心里埋得也比我爸爸深。而我，也可能把他看作自己心目中一尊神了。我去寺院烧香拜佛时就有这种要哭的感觉。
我先是分配在药房，很快就调到药剂科，也没有多久，就当上了药剂科的科长。我知道，这都是季曾节院长的原因。可是，说起来，我内心有愧，我并不是死心踏地想呆在医院里。
3、我的爸爸黄一钧，原来是信河街著名的皮鞋老司。他十一岁就跟人学做皮鞋，练就了一手好本事，经他手做出来的皮鞋，只有四个字：合脚，有型。有人传得很神，说穿上我爸爸做的皮鞋，觉得脚下呼呼生风，跟《水浒传》里那个神行太保戴宗一样，会腾云驾雾。后来，我爸爸做鞋的摊子，发展壮大为一个皮鞋厂。质量一直很好。但我爸爸埋头做皮鞋可以，抬头吆喝做生意却不在行，加上他年纪渐渐大了，而且，几十年跟鞋胶打交道，呼吸道被甲苯彻底打败；再加上他年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政府不让他做皮鞋，把他的皮鞋摊子都砸烂了。那段时间，爸爸每天要抽四包烟，早上一醒来就开始喝烧酒（我妈妈就是在那段时间生病走了）。这种生活状况一直维持到他又可以做皮鞋为止。但是，他已经患上很严重的支气管炎了。后来还增加了高血压的毛病。曾经有一段时间，爸爸的皮鞋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厂子了，但是，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越开越小，奄奄一息。爸爸觉得力不能逮，他又不想就这样丢掉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工厂，无奈之下，他叫我去接手他的工厂。我出于对爸爸身体的考虑，并且，我对自己投身经济大潮也是跃跃欲试。在我们信河街，有条件出来做生意，却还死赖在单位里，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所以，就向季院长递了辞职报告。季院长不但没有同意，反而提拔我当了科长。我对他说，我不行的，我怎么当得了科长呢！
季曾节院长说：你行的，你有做生意的天赋。药剂科的科长就是要能做生意，你肯定会做得好的。
是的，对于做生意，我不隔膜。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帮爸爸的皮鞋厂做事了。那段时间，爸爸负责工厂的生产和内部管理，我抓产品的推销，爸爸的皮鞋厂几乎就要“中兴”了。其实，我就是做了一件事，因为我一接手这件工作后，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在我们信河街，大大小小的皮鞋厂，有五万多家，我爸爸的皮鞋厂只是沧海一粟，掉在里面，想出人头地几乎没有可能。而且，这么多同一类型的皮鞋厂，都在争夺同一个市场，分割到各人名下就非常有限了。我当时就想，不要跟大家挤在一起，自己开辟出另外一条路来行不行呢？我跟爸爸商量之后，在电脑里，给我们的工厂做了一份自我报告，然后，我把这份报告发给当时在全国做鞋做得最好的森达、富贵鸟、金猴，还有当时在广东那边做贴牌的佩雷斯、戴雀曼等几个厂家。我在报告里说，我们的工厂愿意做他们的影子企业，给他们做贴牌加工。在报告里，我着重介绍了爸爸是个“身怀绝技”的皮鞋老司，做出皮鞋的质量胜人一筹。一开始，爸爸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他对自己做的皮鞋有感情，他问我说：明明是自己生的孩子，干什么要改成别人的姓名？
我跟他说道理，说：如果这个孩子改成是李嘉诚的儿子呢？你改不改？
爸爸就无话了。
我接着说：我们这么做只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在积累财富，积累经验，等到哪一天条件成熟了，就不做李嘉诚的儿子咯。我们终有一天要打出黄一均的牌子。
我这么说后，爸爸才同意了我的思路。没有多久后，戴雀曼公司就给我们回音了，表示要来我们的工厂看看。我知道，这事已经成功在望了。几天后，戴雀曼果然派了三个人来考察，他们看了爸爸做的皮鞋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就这样，我们家的工厂，成了信河街第一家给人家做贴牌加工的皮鞋厂。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赚了以前十年的钱。只可惜，第二年以后，信河街其他的皮鞋厂也跟着做起了贴牌加工，而且，他们把价格压得很低。把我们的客户都拉过去了。而这个时候，我也正好从医学院毕业，到信河街人民医院上班了，我就顾不上爸爸的工厂了。而爸爸的皮鞋厂再也没有起色。爸爸的支气管炎也越来越严重，一到冬天，喘气都很吃力，他还有腹涨的毛病，走路很成问题。而我这个当医师的儿子，对他这种病却束手无策。因为爸爸得的是职业病，是慢性病，只能维护，不能根治。我长期拿“复方定喘胶囊”给他吃，只能缓解一些症状。这让我很羞愧。所以，我总想给爸爸一些补偿，我想最好的补偿，就是接手爸爸的工厂。但是，季院长提拔我当了科长，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我离开医院。我知道，他这么做，全是为了我好，我怎么好断然地拂了他的意呢？这让我很两难。
就在这样两难之中，我当了三年的药剂科科长。
这三年，也是药剂科比较风光的三年，各家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轮番打上门来。还好，我没有被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打倒。我能够坚持住的理由有这么几个：第一，我知道，单位里有很多人，正拿着显微镜盯着我，他们巴不得我做出点什么事，譬如说我出去跟某个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吃一顿饭什么的，那就等于把我的尾巴踩住了，就有扳倒我的理由了。我虽然不在乎这个科长，但如果被人扳倒，首先就是塌了季曾节院长的台。那我是不肯的；第二，巴结我们的业务代表，总是给我暗示，意思是说事成之后，少不了要感谢我的。有一个叫贾天宝的业务代表更粗鲁，直接就把红包塞过来。碰到这种情况，我只能把这个人请出去，请他以后再也不要来了。不能说我跟钱有仇。坦率地说，我很喜欢钱，而且不是一般的喜欢——要不我为什么想辞职去爸爸的皮鞋厂呢？除了要帮帮爸爸外，那就是奔着钱去的嘛！但是，我还年轻，只有三十出头，最主要的是，我有我自己要找的鲜花，干吗还要去在意那些野草啊？
4、我当药剂科科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叫杨丽妮的女子。
杨丽妮是信河街医药公司销售科的副经理。信河街医药公司跟我们医院原来是一个系统的，后来剥离了出去，但合作的关系一直维系着。所以，有些事就显得通融一些，办起事来，多少总带些感情的成分，不一定按部就班地走。譬如说，他们公司进了新的药品，我们都会接受。反过来，如果我们医院临时紧缺什么药品，他们公司也会不遗余力地帮我们调配。
那一次，是杨丽妮他们公司宴请我们医院。名义上是请我。因为我刚刚走马上任，而且是跟他们公司直接对口的部门，有句话叫“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请我吃饭，无非就是要表达一个态度，做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公司的头头脑脑都隆重登场。我们医院也相当重视，季曾节院长亲自带队赴宴。
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跟杨丽妮接触。在这之前，我听药剂科的同事说起过，医药公司的杨丽妮是个很“会“的人。在信河街，说一个人“会”，是带有一点点贬义的，特别是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除了说她能干、有魄力外，还有厉害的意思。而一个女孩子被冠予“厉害”，就让人不大好接受了。另外，有人还告诉我，杨丽妮是个神通广大的人，据说她跟信河街的许多大领导都关系密切，在信河街，没有她办不成的事情。我年轻气盛，听了之后，多少有些不服气，在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副经理，能有多少神通呢？只不过是少见多怪罢了。
但是，我看见杨丽妮后，觉得跟传说的有很大的出入。就拿杨丽妮的外貌来说，还是很好接受的。她长着一副标准的南方人身材，大概在一米六二左右。如果完全按照南方的标准来要求的话，杨丽妮的身材显得瘦了。瘦得让人总想去扶她一把。一点也没有给人很“会”的感觉。
其实，杨丽妮留给我最大的印象，还是她接人待物的风度。那天晚上，参加酒宴的，一共有十个人，只有她一个女的。一般的女人，碰到这种情况，要么就不知道自己的手往哪里放，不知该说什么话，缩在角落里，口也不敢开；要么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整个房间里到处挤满了她的身影和坚硬的笑声，还有她夸张的动作。但是，杨丽妮一点也没有不自然的表现。她那天化了淡淡的妆，围着一件红色的披肩，自始至终，脸上一直挂着淡定的微笑，跟人说话的时候，声音轻轻的。但是，只要她一开口，大家马上就不说话了，等着她把话说完。大家好像都有一个感觉：杨丽妮要说话了，先让她把话说完吧！好像不让她，对她就是个巨大的打击一样。
杨丽妮还有特别亲和的一面。在酒宴的过程中，医药公司的人都称我黄科长，只有杨丽妮，她直接叫我的名字，而且，把姓也免掉了。她说：徒手，你以后要多帮帮我噢！她不说关照。她说“帮”。这就让我不由地对她怜爱起来，看着她，瘦瘦弱弱的，又那么粉嫩可爱。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要帮帮她了。
熟悉了以后，我跟杨丽妮见面的次数就多起来了，有时候是在酒宴上，也有两次是在我组织的药品推介会上。如果是在公众场合碰到她，她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圈的人。蒙杨丽妮不弃，只要碰上了，她都会在很远的地方就冲我挥手。然后，很主动地向我走来。一路走一路微笑。走近了，用很轻很清晰、但很坚定的语气对我说：徒手，我们又见面了。我可以感觉得到，杨丽妮这么做的时候，很多站在边上的男人，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来，把我烧死就心情都有了。
在这两次“推介会”上，因为我是组织者，说话的时候，就有了可信度和不容质疑的威信。因为杨丽妮叫我要帮帮她，我就给她介绍了几个客户。在我的“推介会”上，杨丽妮也做成了几笔生意。
我是诚心要帮帮她的。所以，生意做成后，我很高兴。杨丽妮当然也高兴。她碰到我的时候，笑得更甜了。但是，她没有说谢谢的话，也没有说要请我吃饭的话。这让我感觉很好。如果杨丽妮这么说了，我反而会觉得她客套了，虚假了，也就不会再帮她了。而她只是这么笑笑，我觉得，所有的话就都包含在微笑中了，微笑贯通了我们的心灵。那还要说什么话呢？
再后来，我就听说杨丽妮离开信河街医药公司了。杨丽妮为什么要离开医药公司呢？她离开医药公司后去往何处呢？这些都是一个谜。有人传说，杨丽妮离开信河街医药公司，是因为她另外组建了一家医药公司，名字叫惠民医药集团公司。她要自己当老板了。
惠民医药集团公司我是知道的。它是近几年崛起的一个企业，它们多面出击，旗下的分公司遍地开花：有医药公司，有医院，有药品超市，有制药厂，有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建了一座自己办公的大厦，名字就叫惠民大厦。等等等等。势头非常迅猛。短短几年里，惠民医药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信河街所有老牌医疗行业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信河街，跟惠民集团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人医药集团公司。只有它可以跟惠民集团扳手腕。人人医药集团的老板也是个女的，名字叫庄旖旎，她原来是信河街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后来下海自己办医院。她在信河街第一人民医院时，跟杨丽妮两个人被封为医疗系统的两朵金花。据说她们的私交也很好，下了班，经常约在一起喝咖啡。如果传言是真的，那么，杨丽妮在信河街医药公司上班的时候，她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个身家超亿的大老板了。
这真是叫人看不出来。也让我对杨丽妮刮目相看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