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终要说的是，可以扼杀一个人，但一个人哪怕再脆弱，可人的尊严不可以扼杀，人所以为人，就有这么点自尊不可以泯灭。人尽管活得像条虫，但是否知道虫也有虫的尊严，虫在踩死、捻死之前装死、挣扎、逃窜以求自救，而虫之为虫的尊严却踩不死。杀人如草芥，可曾见过草芥在刀下求饶的？人不如草芥，可他要证明的是人除了性命还有尊严。如果无法维护做人的这点尊严，要不被杀要不自杀，倘若还不肯死掉，便只有逃亡。尊严是对于存在的意识，这便是脆弱的个人力量所在，要存在的意识泯灭了，这存在也形同死亡。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53节。
说人是脆弱的，不错；说人是有力量的，也不错。人不要夸大自己的力量，但人确实有力量。这力量就因为人拥有尊严，拥有对自身存在的意识。人的自我拷问和自我审视，是在确立“人有弱点”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这只是第一前提；人的自审还有第二前提，这就是人有尊严，有了第二个前提，自审才不会变成自虐与自我践踏。高行健的自审与自救，正是在这双重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就显得真诚而有精神力量。
4上帝缺席之后的自疑与自我拷问
高行健不是基督教徒，没有“上帝”这一参照系，但他比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作家更坚定地把“上帝”视为生命内在的精神，即上帝站立在自我世界之中。他认定，全部生命之谜与谜底都必须到自己生命的深处去寻找，对此，他有一个彻底的表述。他说：“生命是个让人永远迷惑而解不开的谜，越深究越不可解，越丰富，越任性，越不可捉摸。上帝在生命之中而不在生命之外，主体不在别处，而在这自我。生命的意义，与其说在这谜底，不如说在于对这一存在的认知。”高行健：《没有主义》，第84页。既然生命的意义在于对自我存在的感知，那就应当努力向这存在的深处走进去，并对这一存在提出怀疑与叩问。怀疑与叩问便是价值。高行健一再肯定“自我怀疑”的价值。他说：“这自我归根结蒂，也大可怀疑。尼采把自我视为真实的存在，可自我不过是一种观照，一种观照的意识，向内的审视。
”高行健：《没有主义》，第81页。又说：“当你一层层剥去了被别人附加、强加的东西，你才渐渐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包括‘自我怀疑’的价值。”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54页。高行健所以“揪住”尼采不放，就因为尼采只有自恋与自我膨胀，而没有自责与自我怀疑，他以为只有超人的权力意志是开辟历史道路的动力，不承认自我怀疑更是一种巨大的动力。怀疑，自我怀疑，是推动人类走向深处的杠杆，它不仅推动着人类的思想不断前行，并且使人获得观照世界的冷静与深邃，又使人对自身存在有个确切的认知。高行健是一个充分发现“自我怀疑”价值的思想者，无论是在中国范围里还是世界范围里，他都是一个对于自我的认识高度清醒的作家。这种高度的清醒，使他创造了独特的“冷文学”。
他的冷文学，不是我们曾批评的缺乏人性热情的冷酷文学，而是以中性的目光观照对象包括观照自我的冷静文学。他把“自我”存在进行分解，然后以自我的三种人称（你、我、他）代替人物，又以其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高行健小说文体”。无论是《灵山》的三种人称，还是《一个人的圣经》的两种人称（隐去“我”，只剩下“你”和“他”）都有一个人称负载“中性的眼睛”，这个长着中性眼睛的叙述者，既是“自我”的一部分，又是自我审视者与批评者，他事实上负责着“自审”、“自省”、“自我怀疑”、“自我提问”的角色使命。这双中性的眼睛及其负载着它的人称（有时是“你”，有时是“他”），乃是高行健发明创造的内心世界的精神法官。高行健在主体内部分解出多元主体，使主体之间形成关系，这便是内在主体间性，也可称为主体际性。主体间性关系中有一主体充当法官的角色，另一主体则充当被拷问的角色，这便形成主体之间的对话，也正是灵魂之间的论辩。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高行健笔下的“他”，是故事的主角，是历史角色。而高行健笔下的“你”，是现实角色，是审视者与批评者。“你”和“他”拉开了数十年的时间距离，对“他”进行叩问与调侃。这里不仅产生自审，而且产生“自嘲”，但没有自恋与自辱。历史场景中的“他”，曾是一个“造反派”，曾带着革命面具混迹于大风浪之中，“你”对“他”的回顾、审视、评判与调侃，正是“我”对“我”的回顾、审视、评判与调侃，这个过程，是“自审”过程，也是“自救”过程。试看“你”对“他”的审视：
你总算能对他做这番回顾，这个注定败落的家族的不肖子弟，不算赤贫也并非富有，界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生在旧世界而长在新社会，对革命因而还有点迷信，从半信半疑到造反。而造反之无出路又令他厌倦，发现不过是政治炒作的玩物，便不肯再当走卒或是祭品。可又逃脱不了，只好带上个面具，混同其中，苟且偷生。他就这样弄成了一个两面派，不得不套上个面具，出门便带上，像雨天打伞一样。回到屋里，关上房门，无人看见，方才摘下，好透透气。要不这面具戴久了，粘在脸上，同原先的皮肉和颜面神经长在一起，那时再摘，可就揭不下来了。顺便说一下，这种病例还比比皆是。他的真实面貌只是在他日后终于能摘除面具之时，但要摘下这面具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久久贴住面具的脸皮和颜面神经已变得僵硬，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嘻笑或做个鬼脸。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26节。
这个自我——“他”混迹在“革命”之中，为了混过去，他带着假面具，变成自己的异化物。但是，即使变成异化物，还是混不下去。这个荒诞的世界无处可以逃遁，无处可以安生。革命的风暴，不仅毁灭了他的幻想，而且也毁灭了他的面具，于是，他干脆把面具放下，给自己一个更彻底的还原。还原后的自我，不仅是个脆弱的人，而且是什么都没有的“无产者”。他不仅没有宗旨，没有主义，没有理想，没有空想，没有幻想；没有同志，没有同谋，没有目标，没有权力，没有组织，没有斗志，没有敌人，没有民众，没有上级，没有下属，没有领导，没有老板。
中国现代文学受卢梭《忏悔录》的影响，曾出现一些自我反省的文学，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和巴金的《真话集》等。这些作品的自我反省，均是作者的自白。无论是卢梭还是郁达夫、巴金，他们的自白都是主体单一的独白形式。也就是说，在自我内部没有一个审视者和拷问者。因此也缺乏灵魂的论辩与精神的张力。而高行健走出这种局限。富有深度自审的文学，不应只是自我谴责的文学。自我谴责往往只是内心黑暗面的展示，展示的结果是确立一种伦理原则。例如郁达夫的《沉沦》，他对性欲的暴露，最后确立的是为国争气的民族伦理原则，而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心理深度。高行健的自我审视却放下伦理判断，他致力的是把自我存在的矛盾状态充分展示出来。例如在《一个人的圣经》中，他展示的是无处不在的恐惧状态。
这种状态是作家的内心感觉，也是作家的内心真实。这种状态本是难以捉摸的，但高行健却准确地捕捉和表现。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造反”之前、“造反”之中、“造反”之后，也无论是在恋爱或做爱之中，都被恐惧的感觉所覆盖。可以说，恐惧布满一切地方，从床第到每一根毛孔。认真阅读高行健这部长篇，会感到这是真正的文学，而其文学才能不是在描写性爱动作与性爱场面，而是在描写性爱之时以及性爱前后的心理恐惧，那种可怜又可笑的恐惧，那种文学之外的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无法感觉到的恐惧细节。这种恐惧，正是深层意义上的内心自白，它的精神内涵远远超过性爱所造成的道德不安。由此，我们可以说，高行健的自我审视，乃是精神深层的自审，而作品中的内在主体对话，乃是他独创的自审形式。
高行健曾经通过他的笔下人物声明他不“忏悔”。他说：
你只是不肯牺牲，不当别人的玩物与祭品，也不求他人怜悯，也不忏悔，也别疯癫到不知所以要把别人统统踩死，以再平常不过的心态来看这世界，如同看你自己，你也就不恐惧、不奇怪、不失望也不奢望什么，也就不忧伤了。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24节。
高行健声称“不忏悔”，但又无情地向自我拷问，这是不是矛盾呢？不是。高行健所以不忏悔，是他不愿意进入任何先验的思想框架去审判自己，包括拒绝神圣价值框架，当然也包括伦理道德框架。也就是说他的自我拷问、自我审视不是为了去接近神或圣人。他的自审只是为了回归一个平常的正常的人，一个剔除恐惧、忧伤、耻辱、虚假的人。这种自审，完全是人性的原因，完全是自身需要的原因。这就如同他明知文学难以伸张正义，但还要作努力。
这令人绝望的努力还是不做为好，那么又为什么还去诉说这些苦难？你已烦不胜烦却欲罢不能，非如此发泄不可，都成了毛病，个中缘由，恐怕还是你自己有这种需要。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24节。
高行健的自我拷问也完全是自己有这种需要。自己审问自己，自己需要通过审判和拷问告别过去的自己，告别过去的阴影与噩梦，告别过去的伪装与假面具，告别过去的荒唐与幻相，告别过去的理念与主义，告别过去的自己热衷的老问题与老框架。由于出自自身的生命需要，他的自审显然格外真挚，格外彻底，格外有力度。这是和宗教忏悔和历史忏悔不同的个体诗化生命的忏悔。换句话说，高行健的自我拷问，不是遵循上帝的命令，也不是遵循道德理念的命令，而是遵循内心平常平实之心的绝对命令。盛行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斗私批修”，只要放在高行健自审的参照系之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实的悔过，完全是在就范一种先验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完全是服从一种外在的政治命令，它只是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而不是个体生命、人性平静与人性升华的需要。总之，高行健在中国禅宗文化支持下的“自救”意识与“自救”文字，给人类精神文化提供了别一境界，也给灵魂对话创造一种新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