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是喜欢听奉承话的，有时即使明知对方是阿谀奉承，心中还是免不了会沾沾自喜。所以学会奉承是社交场合中受人喜欢的一种主要手段。奉承的民间说法叫“溜须”、“捧场”等。“溜须”和“捧场”在一定情况下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溜须”是个贬义词，而“捧场”则是个中性词。“溜须”也好，“捧场”也罢，都得要把握好分寸。“溜须”要溜得恰当，“捧场”要捧得值得；“溜须”要有信心，“捧场”要有耐心；“溜须”要持之以恒，“捧场”要有始有终；“溜须”要善戴高帽，“捧场”要把握时机。“溜须”的方式千千万，“捧场”的时机常常有。一个人只要把握了“溜须”与“捧场”的分寸，在交往中就会成为一个“强”者。
一、“溜须”要知己知彼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了解对方的心意，才能有针对性地吹捧；只有懂得满足对方的欲望，才有可能得到对方的赏识。
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已无忧虑之事，便深居禁宫，专以声乐自娱，将其政事委托于李林甫，李林甫实际上掌握了朝政。李林甫深知，只有迎合上意，才能固其宠。若要迎合上意，必须对上意了如指掌。李林甫为了固宠，不但对玄宗的左右，甚至连御婢都讨好，堂堂的宰相不惜屈尊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厚颜至极。
另外，李林甫极尽“溜须”之能事，千方百计迎合玄宗的想法，设法满足玄宗的愿望。
比如，李林甫看出玄宗厌倦外出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和采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半。”李林甫用增加赋税之策来增加蓄积，实际上是用盘剥人民血汗来炫耀自己的功业。玄宗非但未察其奸，反而非常高兴，对宠幸的大宦官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认为不可，玄宗顿时不悦，高力士急忙认错，从此不敢多言。十分受宠的大宦官以至如此，足见李林甫在玄宗面前已受到无比信任了。
对于李林甫来说，固宠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弄权才是他所觊觎的。
为能专权于朝，李林甫竟然胆大妄为到“蔽其天子耳目”、不准群臣正言进谏的程度。补阈杜不听邪，固执地向玄宗上书言事。李林甫当即将其贬为下默令，并对群臣说：“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瑕，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袄三品刍豆。鸣，则黜之矣。后居欲不鸣，得乎？”李林甫借立仗马嘶鸣之得失，威胁群臣勿再上言政事。
面对李林甫的奸恶行为，总会有人挺身而出揭发的。天宝八年，咸宁太守赵奉漳获得李林甫隐恶二十条，欲告其罪。李林甫为了防范被人揭发，早已安置爪牙在各地广布耳目。赵奉漳之状未到，李林甫已抢先得知了消息，派御史将赵奉漳逮捕，诬其妖言惑众，杖杀之。李林甫杀一儆百，朝野震慑，“由是谏争路绝”。群臣皆明哲保身，不再直言。
李林甫一方面缄封群臣之口，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朝廷文武官员的增补控选大权。唐代从太宗始，就有皇帝面试取士之策，并形成制度。
天宝六载唐玄宗“欲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者皆诣京师”。李林甫担心这些初出茅庐的草野之士不像旧臣那样畏惧他，说不定还会在与皇帝对策时论其罪恶，斥其奸恶，他便向玄宗建议说：“举人多卑守贱愚聩，恐有俚语污浊圣听。”玄宗居然深信不疑，轻易将控选权交给了李林甫。李林甫本来就无心选拔人才，但他还是煞有介事地命令各郡各县的地方官精加试练，将卓然超群的人具名送省，委托尚书令复试，并让御史中丞监督，取其名实相符者奏明皇上。表面上，李林甫对此事极为关注，而且规则严格，铨选公正；实际上，李林甫不过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而已。到尚书复试时，“至者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
李林甫反而向玄宗“表贺野无贵贤”，玄宗被李林甫所蒙骗，竟高兴不已，对之更加宠爱有加。
可见，溜须要知彼知己，方能稳操胜券。
二、“溜须”要察言观色
供职于官场、职场，免不了与领导打交道。如能察其言，观其色，就可准确领会领导意图。然后抓住机会，会来点儿事，即巧妙使用一些所谓不十分光彩的“溜须”手段，一定能加快你的成长进程。北宋童贯即是这方面的高手。童贯在太监中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是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儿太监的模样。据说他身躯高大，声如洪钟，“其劲如铁”，而且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童贯就极容易讨到妃子、宫女的欢心。再加上童贯生性豪爽，不惜财物去结纳众人，而且度量很大，不计较小是小非，所以，宫廷内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欢他，他赢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童贯善于察言观色、拍马逢迎的本领直到宋徽宗即位后发挥得得心应手，淋漓尽致。他瞅准机会，一拍即准，终于在徽宗时期发了迹。
童贯主持枢密院，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与宰相蔡京互为表里，狼狈为奸，权势之大，其实还在宰相之上。蔡京是男人，被世人称为公相；童贯是阉人，所以人们称他为“温”相。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自认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压抑”他的“艺术才华”了，就派遣童贯四处搜罗天下名画，以供他观赏临摹。当时，书画艺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东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苏杭一带，于是，童贯就来到了杭州。童贯办这趟差使，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童贯不愧是富有经验而又深谙人情事态的官场老手，他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艺术家往往不顾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于脑后。童贯在苏杭一带把历史名画和时人杰作源源不断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饱眼福之后，对这位使者的尽心尽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贯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个奸诈狡猾的投机分子。宋神宗时，他投机于变法派；后来，司马光当权，罢除新法，当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又积极响应司马光，迅速废除了新法，由此获得了司马光的赏识；绍圣年间，哲宗又恢复新法，新党上台得势，蔡京就又积极支持新法。这条行为没有定轨的政治“变色龙”终于在徽宗刚刚即位时，被向太后赶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贯此次来到杭州，便与蔡京接触起来，没想到二人竟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童贯就想借此机会荐举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于书法，还通绘画。童贯就利用蔡京的这一特长，每次送给徽宗的书画中都带有蔡京的作品，并附上吹嘘蔡京的奏章。
徽宗见了蔡京的书画，本就喜欢，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就决定拜蔡京为相。正巧，朝内新、旧两派斗争不休，徽宗即借调和两派关系之因由，免了宰相韩彦忠，于公元1102年7月，任蔡京为宰相。
察言观色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精明的表现。只有善于察言观色，依势而为，溜须拍马之手段才能玩得纯熟。
三、“溜须”要具有耐心
“溜须”要想成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只要看准目标，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屡败屡战就一定能成功。
明朝第一奸、中国历史上可与秦桧并称的大奸臣严嵩，年轻时他本以为凭才学去平等参与竞争，便可出人头地，结果却败得一塌糊涂。严嵩再也无法忍下去了，于是递上报告，病休十年。
十年中，严嵩表面上苦读于书房，暗中却关注着政治形势。经过研究，他知道取得高位必须有进身之阶，除了本身的资格，还要有靠山。
没有别人的肩膀做梯子，就很难爬上高位。于是，他一面写文章，结交文人墨客，一面利用一切机会巴结在他前后进士及第、已经掌握权柄的人，随时准备投身于政治漩涡里去拼杀一番。
机会终于来了。刘瑾垮了台，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但钱宁和江彬继续刘瑾的把戏，政局日益混乱。于是，这位苦苦修行的不安分者，在正德十四年离开了伴他苦思冥索的红木椅，正式宣告回朝。严嵩从此迈上了阴谋家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此时，他已40岁。
严嵩回朝以后，施展了他多年钻研的进官之术，对内对外，一团和气，极大的野心包藏在柔媚的外衣中。回朝一年，由七品编修升任六品侍讲。经过不懈努力，又过几年，熬上了南京翰林院掌院学士，属正五品。嘉靖六年，48岁的严嵩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属正四品。升迁虽然不慢，但严嵩仍不满足。想想自己的年龄，强烈的“紧迫感”促使严嵩决定加快入阁的进程。
嘉靖帝有一个特殊的爱好：迷方术，崇道教。他少年即位，政事、女色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只缘多病，故求长生”，嘉靖帝一边服长生药，一边斋醮祈祷鬼神赐寿，于是方士道士常出入帝王宫殿，宫内也设牌立位，到处道气仙风。
斋醮活动，需要焚化一篇青丝红字的骄俪体表章，奏报“玉皇大帝”，叫做“青词”。“青词”既要表现对玉皇大帝的奉承景仰，又要表明祈求愿望，多出自大学士之手，不少人因此取得了皇帝的恩宠。
皇帝的“胃口”被严嵩瞧准了，他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写的“青词”奉给嘉靖帝，一次不中再来下一次。终于，嘉靖帝感动了，召见了严嵩。
看着这位干巴巴、眉毛都已经发稀的老头儿，嘉靖帝觉得找到了一匹温顺恭谨的老马，肯干，朴诚。于是嘉靖帝给了他一个礼部右侍郎的名衔，并“开恩”委派他代表自己去祭告父亲的显陵。
严嵩知道不能丢掉这次机会。他大张旗鼓地“隆重”了一番，还觉不够，居然撒起弥天大谎，回朝真真切切地向嘉靖汇报：“祭祀那天，开始细雨，天都替陛下洒泪。待到臣恭上宝册奉安神床时，忽然云开日朗。臣在枣阳采来的碑石，多少年来一直群鹤绕飞护持，可见定是块灵宝。果真，载碑石的船进入汉江，水势突然骤涨，真真百神护佑。此皆陛下考思、显陵圣德所致。请令辅臣撰文刻石，记载上天的恩眷。”
嘉靖帝听完，真是肝舒脾泰，觉得自己果然认准了人。高兴之后，自然是提升封赏，即传口谕提严嵩为吏部左侍郎，再进南京礼部尚书。
不久，又改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一次大谎，竟在仕途上迈了三大步。
为了到京师去，严嵩进一步施展了奴颜婢膝、俯首贴耳的“功夫”。
当时的官场风气论资排辈十分讲究，而内阁阁老中一般人的资格都不如严嵩。1536年，严嵩以祝贺皇帝寿辰的名义到了京城，夏言为报跪请之谊，以首辅的身份向嘉靖皇帝说了严嵩一大堆好话，为他谋得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使其进入了和内阁基本持平的权力机构。
可见，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使用手段，而且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做到一以贯之，坚持到底。
四、“溜须”要胆大心细
要想成为“溜须”的高手，有两个品质必须具备：一是“胆大”，二是“心细”。“胆大”可以使你在时机到来时，当机立断，避免犹豫不决，贻误良机，这样就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目的。“心细”可以使你从所求之人的一言一行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找到下手的突破口。纵观古今，“心细”的人有很多，但是由于胆子不大，没有果断采取行动，错失良机，最终无法“脱颖显扬”；“胆大”的人也很多，但是由于“心”太粗，鲁莽行动，最后把事情办砸了。同时具备“胆大”和“心细”的人却不很多，清朝的大太监李莲英就是其中之一。
据传，一日慈禧出宫，路过李莲英的府第，见李府门上挂着“总管李寓”的匾额，慈禧凝望了片刻。李莲英没有忽视慈禧的这一神情，虽是太监总管，但挂上这种牌匾，未免招摇。李莲英等回宫以后，即刻向慈禧请了一会儿假，回到家中，摘下匾额，除下上面的金字。然后他到慈禧面前说：“奴才不常回去，小太监不知好歹，居然在我家门上挂了‘总管李寓’的匾额，我是头一回看见。我刚才回家一趟，摘下匾额，撕下金字，把那个混账小太监狠打了一顿，交内务府查办了。”慈禧心里本来有点儿不高兴，听他这么一说，便烟消云散了，就让他放了那个小太监，不必送内务府查办。李莲英的谨慎，可见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