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发掘亚历山大城时所发现之中国丝绸，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从成都平原经滇缅道运至印巴次大陆，再传至中亚的。
中国考古学家于五十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分文物有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痕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确已存在。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所见殷墟最大有字龟甲“武丁大龟”，大且厚实，与其他卜甲相去甚远，考古学家鉴定为马来半岛龟类。同为YH127坑出土的几片甲骨，表面包裹着织物，非丝非麻，却为仅产于印度的木棉。凡此皆可说明，早在商代，西南对外通道即已畅通存在。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经今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西折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南行至今乐山、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两道在大理会为一道，又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出德宏抵达缅甸八莫，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八莫，跨入外域……从云南至西亚的交通线，则由云南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亚，这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又称‘滇缅道’。再由中亚入西亚，就不困难了。”
前引大量材料都说明南方丝绸之路在先秦以前就早已存在。这条交通要道抵达成都平原后，并没有就此终结，从成都平原沿江东下入楚，应该是十分便捷的通道。湖南长沙、湖北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大量蜀锦已经证明古蜀和楚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文化的交流。《华阳国志·序志》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参之《蜀王本纪》及《风俗通》等记载，我们可知楚人鳖灵于古蜀杜宇王朝入蜀并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巴、蜀与楚之间因之长江一脉流贯而自古就联系紧密。那么，这些异域文化因子辗转来到巴蜀大地，有没有可能通过长江流域再传至楚地，从而在最能代表楚风的《楚辞》中留下痕迹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刘玉堂《试论楚对异族文化的吸收》（《荆州师专学报》1988.4）、黄尚明《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江汉考古》2008.2）、薛新力《略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的关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6）、邹芙都《巴蜀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8）、段渝《先秦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形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6）、段渝《略论巴、蜀与楚的文化交流关系》（《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华文化论坛》2008.4）、唐世贵《从〈诗经〉“周南”、“召南”看楚风与巴蜀文化之关系》（《攀枝花学院学报》2003.6）、萧兵《巴楚关系》（《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李诚《古蜀文明与古华夏文明》（《天府新论》1998.5）、李诚《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2003）、李诚《从图腾看屈赋神话传说与华夏文化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1）、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论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等。关于从蜀入楚的这一文化交流线路笔者另有专论述及，此不赘。
至于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之影响，丁山有诸多考证，虽不免有推测成分，但至少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丁山认为“《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鲲鹏之化亦为《大战书》所传金翼鸟故事之变相，邹衍所谓五德终始与印度四大五谛相应；大九州说与印度四大部州尤相符；而其说最值吾人注意者，则屈原《天问》中更寻出若干传自印度之故事，如月中有兔，鳌戴山抃，虬负熊游之类。”丁山还从吴雷胁生故事演自印度因陀罗神话、楚人尚左亦印度人习惯、楚人以肉袒示敬俗同印度、重黎绝地天通故事为婆罗门教分别三界神格说变相、楚史倚相所读《三坟》即婆罗门教之三《吠陀》、《九歌》迎神曲全用婆罗门教祭仪、《天问》宇宙本源论即《梨俱吠陀》创造赞歌之意译、老子有无道一名词皆出《吠陀典》、新郑出土楚铜器之莲鹤方壶即印度艺术之特征、郢都为古代中印交通之枢纽等侧面试图论证荆楚文化所受印度文化之深远影响。姜亮夫于《荆楚名义及楚史地》文中认为：“楚之南疆，实乃我国文化史上文化传播交流最重要之地区。而其事大抵于战国时代为最大……则中土与南洋印度及今日之所谓西南亚者，战国以前有交通关系，可推理而得知。”从姜亮夫的推测，我们可知，楚文化与巴蜀文化、滇越文化通过南丝路在极其遥远的时代就与外界发生着联系，且交流当异常活跃。在这样一个交通大背景下，屈辞所呈现出的广阔世界观念自有其交通来源可寻，当不会为空穴来风。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楚文化中的外来文化色彩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苏仲湘认为印度古文献之“支那”即指荆，而不是秦。季羡林认为屈原《天问》“而顾菟在腹”以及中国古代典籍中大量月中有兔的说法源于印度，他说中国古书中还有颇能透露一点印度影响中国的迹象，譬如屈原《天问》中的一些神话，《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故事，《庄子》中的大鹏鸟等等。此外，季羡林还认为《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之“摄提”一词，不大像中国固有的词，而有一点印度的味道。有学者认为《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寓言亦源自印度。屈辞多有“陆离”一语，历来都解为参差貌，但史树青以楚墓出土的“璧琉璃”为证据，认为“陆离”为“琉璃”一音之转，即为用“璧琉璃”做的佩饰。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越王勾践剑，上有蓝色琉璃佩饰，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亦出土大量琉璃饰，据此，有学者考证楚墓出土的大量蜻蜓眼式琉璃珠，从化学成分和式样考察，无疑是古印度等异域文化的呈现。关于“蜻蜓眼”，毛庆有更多证明，兹引于此：“‘蜻蜓眼’是一种玻璃珠，古代又称琉璃珠，通常为球形，少数有圆中见方的。珠上有若干眼珠纹，每个眼珠纹都由一个圆点的蓝色套上一个或几个圆圈的白色构成，各眼珠纹之间为朱色或绿色，活像一只蜻蜓的眼睛，由此得名。‘蜻蜓眼’的装饰风格全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倒与西亚、南亚的完全一样，而西亚和南亚的玻璃珠早出并更多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玻璃是铅钡玻璃，西亚和南亚的玻璃则是钠钙玻璃。河南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颗‘蜻蜓眼’偏偏是钠钙玻璃，湖北江陵县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和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格上镶嵌的玻璃，也都是钠钙玻璃，足证‘蜻蜓眼’最初是从西亚和南亚进口，以后楚国才有仿制品。从出土数量看，河南侯古堆只出土一颗‘蜻蜓眼’，湖北江陵地区则有多颗，湖南长沙地区多于湖北江陵，而云南地区又多于湖南地区，印度考古出土的‘蜻蜓眼’则是大量的。这种数量的递增现象分明已为我们描绘出一条南方交通贸易古道。”
黄河流域以南诸如巴蜀、滇越和楚文化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既有如此多的确证，那么，以印度为中介，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文化流传至楚在交通上也是不无可能的。交流是双向的，只清理这些文化中的外来痕迹尚不足打动人心，若能从反面证明巴蜀、滇越和楚文化也通过这条贸易古道流向南亚、西亚甚至地中海沿岸，那么，问题就能得以更为全面的证明。笔者于本节前面部分已援引了大量实证。为了形成一个逻辑论证链条，笔者在此再作些补充。
丁山认为：“印度人所谓支那（Cina），余得谓即荆蛮（Kiang－man）之对音。”为楚国之译名。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ina）。“公元前320—公元前315年间，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大臣商那阎的《政论》一书中，也说到有从中国运去的丝。”“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已有非常细薄的衣料……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出土公元前3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上的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完美，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乳房、脐眼完全显露出来，这就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绝非野蚕丝织成。在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内，有一座是雅典的富豪阿尔西比亚斯家族的墓葬，出土有6件丝织物和一束可分成三股丝线，经鉴定，这些丝织品是中国家蚕丝所织，属于公元前430—前400年。”不仅丝绸，其他技术和艺术也有诸多交流，详细可参沈福伟《中西交流史》第一章第三节之“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交流”。
大量考古和实物已充分证明这条中西交通古道的存在。人们一贯所主张的由于山高水急、山川阻越所造成的道路难于上青天的认识，恐怕并不太符合历史真实。由于人们怀有这种认识的偏误，从而认为古人缺乏区域间的文化交流的主观想象似乎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现代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都极为有力地证明：地球上远古居民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能力异常强大且极富渗透力。文化就像调色板中的颜料，原始颜料可能只有几种，但经过不同颜色的混合调制后，新的色彩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喜欢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本色，但我们同样也会欣赏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置屈辞于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诸多疑难问题兴许有柳暗花明的新景，当然，屈辞中涉及的诸多古地理名词也就能得以圆释，我们也不会再惊诧于屈原通过屈辞所呈露出来的那种广阔的世界地理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