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唐高宗一语道中人才与治国安天下的关系。事业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一批贤能的人才云集于周围。唐中期宰相刘晏是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理财家，他之所以能指挥庞大的理财系统灵活自如，之所以使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得以很好地付诸实施，除了他自己的决心大、能力强、措置得宜外，他的择能任贤、善用人才也是一重要因素。刘晏深知“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没有合适、有能力的人，事情是办不好的。因而他“通拥滞，任习‘能’”，十分注意用人问题。刘晏任人，“必择通敏、精悍、廉耕之士而用之”，即通达事务、精明强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是他用人的德才标准。因而，为了做好工作，刘晏对属吏的挑选毫不马虎。但他在选拔人才时并不注重资历，而是大胆起用有才能的年轻人和低职小吏。史称他“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或“皆新进锐敏”、富有朝气的新秀。刘晏主管东南财政之初，曾利用“停天下摄官”、“独租庸得补署”的机会，选择了当时“能任繁剧事务、有才能干”的“补署为官，“积数百人”。
《新唐书·刘晏传》说：“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如包佶，为进士及第，是朝中低品官员，因罪贬岭南，刘晏对他的才干很是欣赏，便起用他为汴东两税使。其余如韩洄、裴腆、李衡、卢征、李若初等，也都是刘晏因才而录用的，并皆“有名于时”。正因为他拥有了这一支人才济济的人才队伍，“趣督倚办，故能成功”。并且还为以后的理财工作培养了骨干，“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列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
“若用例，一吏职尔”，北宋名相寇准的一句话，道尽了己方人圆用人之道的要旨所在。“用例”只是用人的基本规范，但如果完全按规范办事，不需“己方”亦不需“人圆”，人才的选用只需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就够了。
6.用人不能缺少神来之笔
领导者要突破固有的用人局限，尤其是地位的限制，能够摘掉这副有色眼镜用人。事实证明，大凡用人不设限的人，都能在用人上有神来之笔，伊尹之于商汤，就是这样一个神来之笔。
商汤是古代黄河下游商国的国君。据传说，其祖先是帝喾的小儿子，名字叫契。契曾帮大禹治水，立了功，禹赐其姓氏，封他在商地。子契就在封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叫做商，商是夏的属国。夏桀胡作非为的时候，正是子契第十四代孙商汤执政商国之际。又据传说，夏桀身体高大，力大无比，可赤手空拳同虎豹搏斗。但他自负勇武，总认为天下无敌，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嫌宫室太简陋，就耗费巨资，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时间，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寝宫。为讨宠妃妹的喜欢心，命人把府库中存放的精美绢帛搬出来，一匹一匹地撕给她听。在宫苑还特建一处酒池，偕宫女驾舟荡桨在池上嬉戏。还嗜酒如命，一旦醉酒，就拿人当马骑。骑不尽兴，把人杀掉。如此昏庸残暴，惹得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商汤见状，决定顺乎民心，推翻夏朝。但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反复权衡之后，总觉得万事齐备，还缺一位足智多谋的大贤来辅佐他。大贤在哪儿？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正当他忧心忡忡之际，忽然感到妻子的陪嫁奴隶伊尹这几天做的饭菜，不是淡得没有一点点咸味，就是放盐过多，咸得发苦。商汤很恼火，就派人把伊尹找来大加训斥。可伊尹不慌不忙地说：“我也知道，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适当，吃起来才有味道。我这几天做的莱时咸时淡，且咸淡出奇，是我有意借此提醒大王：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样，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如愿以偿”。商汤听了大吃一惊：一个做菜的奴隶怎能讲出这番话来？他略加思忖，便开始了解伊尹的身世，并惊喜地发现：他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士，曾一度做过莘国国王女儿的宫廷教师，由于莘国灭亡而至今日。他还了解到，伊尹很有抱负，很有见解，对夏桀极为不满，对自己确是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才。于是当即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为右相。
接着，商汤根据伊尹的建议，先历数夏桀骄奢淫逸，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规劝那些被夏控制的部族反叛夏朝，归顺商国。又对不听规劝的葛伯族出兵进攻、直至消灭，还剪除了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方国。同时，也采用了伊尹“网开一面”的策略：给部族中某些人以改邪归正的出路。于是，商汤美名大震，很快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商汤又发表宣言，挥师伐夏，并于鸣条之野，大败夏桀。夏桀本人也在溃逃中死于南巢。
不久，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建立了商朝，定都于毫。伊尹又帮助商汤制订了各种典章制度，规定官吏要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否则就要受罚，甚至罚作奴隶。因此，商朝初期，官吏都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商汤死后，因其长子太丁早死，伊尹就辅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传位给中壬，伊尹又辅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把王位传给太丁的儿子太甲，伊尹又辅佐太甲。可惜，太甲开始不遵祖训、吊儿郎当，满朝文武为此急得团团转。伊尹在此关键时刻，毅然将太甲送到桐宫软禁起来，让他悔过自新。同时，自己代他掌管天下。三年后，太甲果然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尹欣喜异常，亲自迎他回宫，并交还政权。后来，太甲成了勤政爱民的一代贤君，而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故事，也为人们称颂不已。
用人的神来之笔固然不会常有，但在使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才时，有一两次也就足够了。有谁能否认商汤用伊尹这一神来之笔对他的帝王基业的巨大意义呢？
用人的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大凡用人的高手多能以一次神来之笔找到左膀右臂，因为高手用人懂得以圆阅人之道。其实，只要放开眼界看人，三教九流中到处都有能人。
7.有爱才之心就能画出最大的圆
人常说人才难得，但古代帝王往往因从小深居宫中，不明人间的人情世故，一点小事就对手下的能将功臣频挥屠刀。如果心存爱才一念，也就不会总做自毁长城的傻事。
爱才一念是用人者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唐朝的李泌就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宰相。
李泌（721～789），字长源，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后居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是唐代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他自小聪敏好学，博涉经史，诗文俱佳，尤精易经。因鄙薄选举流俗，故不预科举。玄宗、肃过朝，曾以散官身份职掌枢要，为皇帝高级顾问。代宗即位，召之为翰林学士。后数度出任地方长官。德宗登基后，累迁至宰相。他平时好谈神仙诡道，对权力颇不热衷。即使任相，也常常弄神弄鬼，并不孜孜为政，所以为时人所轻。其实，他是借此保护自己，同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德宗保持一定距离，也超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之外。正是这种超脱的态度，才使他免除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权臣的排斥，得以在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人所不能的作用。他对功臣的保护，即其中突出的事例。
李泌认为，君主对功臣不疑、不责，是使其安心效力的前提。代宗时，宰相元载恃权获罪被杀。抄没元载家产时，发现了大将路嗣恭送给元载的一件琉璃盘，直径盈尺，异常珍贵。而以前路嗣恭送给代宗的琉璃盘，直径不过九寸。代宗认为路嗣恭有意交结元载。当时路嗣恭刚刚平息了岭南的叛乱，代宗与李泌商议，欲待路嗣恭返京后，治其罪。李泌在几年前，被元载排挤出京，路嗣恭曾根据元载之意，促成此事。代宗将此事告知李泌，以为李泌定会同意处置路嗣恭。不想李泌不念旧恶，反而劝解说：“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人，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代宗终于醒悟，以路嗣恭为兵部尚书。后来路嗣恭果然不负期望，多有建树。
德宗时，藩镇不断反叛，吐蕃也连连入扰。唐朝著名将领李晟、马燧在与叛御边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是朝廷的栋梁。吐蕃非常忌恨李、马，遂实行反间计，称他们与吐蕃密约联兵抗唐。唐朝内部的一些佞臣也乘机散布谣言，说李、马有叛乱的迹象。一时间疑云四起，朝野上下流言蜚语颇多。刚愎多疑的德宗也对手握重兵的李晟、马燧有了猜忌之心。李晟气得大哭，请求辞职出家为僧，马燧也有去意。值此关键时刻，刚刚任相的李泌率李晟、马燧等入见德宗，直言劝谏说：“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入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罢这番入木三分的议论，始恍然大悟，说：“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于是君臣之间恢复了互相的信任。
由于李泌的努力，代、德二朝的许多有用人才受到了保护和合理的使用。所以当时虽然内忧外患深重，但唐朝中央政权却屡经动摇而始终不倒。李泌在这方面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知人善任、爱护人才的政治家。
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本人既非明智，又缺乏李泌这样的明智之士，终于干出了杀边防大将袁崇焕的蠢事。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勤于王政，生活也不奢华。他十七岁时曾以果断与睿智，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宦官魏忠贤的问题，被称“沈机独断、刈除奸逆”。然而朱由检却扮演了一个亡国之君可悲角色，落得个煤山自缢的下场。其原因，除了明皇朝代表的封建制度已近末世外，朱由检在用人方面政策失当、用人多疑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犹疑不定，选人失准。
崇祯皇帝疑心颇重，不断变幻任才标准。表面上希望忠良辅政，实际上不知怎样才算忠良才俊。崇祯曾用出题测试的办法考察廷臣，企图以对策考试选拔良才，但这种考试拘泥于文论，不能考出真实水平，在明末阶级矛盾激化、********急迫的客观环境下非但难出应变之才，甚至给奸巧之人提供了弄假作弊的条件。陈演本是一个“庸才寡学”善于拉拢逢迎的人。在朝廷廷试之前，他勾结买通宦官，窃得皇帝考试题目，做好准备，考试之时“条对独称旨”，合于皇帝口味，被选入阁，不久任内阁首辅。他对国事“无所筹画”。却贪污受贿，臭名远扬；崇祯帝又改为从六部和地方大员中各选一人入阁，采取平均主义凑数办法，结果人非其才。如张至发以外僚入阁，不懂朝廷制度，“诸翰林多不服”“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崇祯皇帝也发现他不能胜任，匆匆将他撤换，理由是身体原因，其实张至发结实得很，皇帝让他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说是皇帝命令他生病回籍调养的。后来，崇祯又以圣人之后为理由，选孔贞运为首辅，孔贞运是孔子六十三代孙，不尚实际，只务虚名，也匆匆而去。
崇祯皇帝采用枚卜的方法决定内阁成员，先让廷臣推荐一批候选人，然后“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决定人选与次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皇帝已失去判别人才决定人事的能力，更谈不到知人善任。在这种心存疑惑、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崇祯一朝的阁辅大臣走马灯似地轮换。内阁与六部，始终没有涌现出一位杰出人物。崇祯掌权十七年中，内阁成员五十余人被更换。其中十人被削职、革职，二十五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六人。刑部尚书易十七人，兵部尚书凡十四人，亦罕有善全者。
二是刚愎自用，猜忌忠贞。
明朝阁臣并非都是无用之辈，只不过皇帝多变多疑，使他们无从施展才干而多有后顾之忧。如孙承宗曾以首辅身份视师辽东，初有成效。刘鸿训处事果敢，颇有魄力。钱龙锡协心辅理，朝政稍清。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这些人物的素质是不错的。但他们同情过东林党人，崇祯皇帝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猜疑，怀疑他们朋比为奸，将他们相继罢免。
崇祯皇帝的一个战略性错误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是因猜忌错杀了袁崇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