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有益。
三是要求湘军将领还要“坚忍耐劳。”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备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战斗到底的决心。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实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同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清代思想家魏源讲过这样一段话：“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长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长，则不可以选人。”所以，作为领导者，在用人上，一定要深知人，并且要善选人。比如，对于遇事爱钻牛角尖者，你不妨安排他去考勤；对于脾气太犟、争强好胜者，你可以安排他去当攻坚突击队长；对于办事婆婆妈妈、爱“蘑菇”者，你最好让他去抓劳保；对于能言善辩喜聊天者，你可以让他去搞公关接待。
在日常的人事管理当中，如果坚持了这一原则，将使组织发挥出最高效能。
9.随大流者难以成大事
领导者把握大局的道路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有小风小浪，也会有大风大浪，关键一点是，切不可被诸多骤然而至的风浪迷住了双眼，以至看不清航向；更不应随大流，以一种“要错大家一起错”的心态让自己误入歧途。
曹操在正是在对大局洞若观火的基础上的变招取胜的。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这种做法按现代说法叫“打鬼借助钟馗”。
“打鬼借助钟馗”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
但是“打鬼借钟馗”失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远的不说，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坞。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称为“万岁坞”。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据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谓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专横跋扈、滥施淫威的暴徒，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董卓的前车之鉴如何汲取，曹操阵营内部谋士们的不同意见如何采纳，是对曹操能力和胆识的严峻考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的重要将领们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程昱首先表示意见：“依情报显示，皇上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
荀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须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
首席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但吕布、陈宫等雄据徐州，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
夏侯？的意见也差不多：“纯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做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
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来讲，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袁绍阵营里为了奉迎天子之事，意见纷歧，大老派的审配坚持反对意见，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报判断，或许不致于有所行动。”
荀大声表示：“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讨伐项羽，便以为义帝复仇做为出师之名，因此得到天下诸侯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使我们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是大好机会啊！拥护皇帝顺从民望，此乃大顺；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杰，此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此乃大德。即使会遭到其他势力围剿，也难不倒我们的。要不及时决定大计，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啊！”
在众人争执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当年反董联盟时自己和袁绍间的对话。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这次举兵失败，您看我们应以何处为据点最为适当？”
曹操反问：“以阁下的意见呢？”
袁绍：“我认为我们应以黄河以北的冀州山区为据点，争得北方异族的协助，以向南争取霸权。”
曹操当时并不同意袁绍的看法，他认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确如荀所言，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呢！
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
此后，曹操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终于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许都，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观察大局的眼光。而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以及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属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世之略”，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他所布的这一妙局真可谓流传千古。
遇事随大流是一种从众心理，但说到底还是对事情的走向看不清楚，也没有勇气以求变的方式寻求突破，于是，平庸便成了随大流者的最终归宿。
10.寻求最佳的变通时机
变，固然是领导者面临的一个永恒主题，但不能为变而变，变的目的是工作进展更有成效，局面能有新的突破。所以，在最佳的时机求变，可以让变通的措施发挥最大的效力。
三国时期，治军是诸葛亮的强项。过去，他同刘备的分工，犹如刘邦与萧何。刘备在前方开拓，抓作战，他在后方支援，抓治国。治国与治军是相通的。
街亭败后，蜀国局势很不好，因为通常战争失败，往往导致内政出现严重混乱。诸葛亮却善于以失败为改革机遇，开始了最著名的治军实践。他认为，街亭失利证明军队有问题，要抓住明罚、思过、减兵省将三个方面实行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