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返回长安，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他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肃宗则言：“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李泌陈述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肃宗问：“何谓也？”李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说，李泌的这五不可留，还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项必去的理由。身受宠荣，能冷眼相对，不沉迷其中，这是难得的政治家气度。肃宗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劝道：“且眠矣，异日议之。”李泌则坚持道：“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说到这儿，肃宗有些不高兴了，反问道：“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勾践也！”李泌还是坚持道：“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昔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肃宗无可奈何，只好听其归隐嵩山。代宗李亻叔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亻叔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泌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泌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泌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才武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曾有一位家乡远亲到元载这儿求取官职，元载见其人年老不堪，猥猥琐琐，便未许他官职，写了一封给河北道的信给他。老者走到河北境内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签了元载之名，老者十分不悦，但既已至此，只好持此信去拜谒节度使。僚属们一听有元载书信，大吃一惊，立即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派人将信恭恭敬敬地存到箱中，在上等馆舍招待老者，饮宴数日。临行时，又赠绢千匹。这可见元载的威权之重。
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泌。在李泌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也就是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到朝中寻求僚佑，代宗对李泌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泌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泌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客观地说，元载是不容李泌的，但元载虽为权臣，毕竟只是文人宰相，未握兵权，代宗若要除他，易如反掌，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元载与李泌的天平上，代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所以，要提出种种借口与许诺。
李泌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朝中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代宗对李泌道：“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这一解释，李泌似乎不能接受，他对答道：“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对此，代宗只好解释道：“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
李泌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道：“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这一建议，可以说是十分荒唐。李泌自肃宗时即参与朝政机要，多次谢绝任相的旨意，而肃宗也实际上将他视为宰相。代宗即位，召其至朝中，也是要拜为宰相，但李泌又拒绝就任。如今常以代宗欲用李泌为由，要将他放为州刺史，应当是秉承了代宗的旨意。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泌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以后，李泌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泌从未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于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任命宰相，但李泌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
名利是一剂强心针，名利更是一株毒人草，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得失者，无不落入名与利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陷入其中。凡此人等，内既无方，外亦不圆。从这一意义上说，淡泊名利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让领导者逢凶化吉的大智慧。
8.要时刻保留防人的算招
如果领导者不幸陷入了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能免被人算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比他多算一步，这是人际智慧的较量，就好比下棋，他能算到第三步将你的军，你还有第四步暗伏一个笨象留作后手，即使不能反败为胜，起码先保自己大难不死。
春秋时，楚平王无道，宠信奸臣费无忌，荒废国政，父纳子媳，朝纲不振，法纪荡然。时太子建居于城父（地名），统兵御外，平王又信谗言疑太子谋反，乃召太傅伍奢询问。伍奢说：“大王纳太子妃充实后宫，已经有背人道；又疑太子谋叛，太子是大王骨肉之亲，难道大王竟信谗贼之言，而疏父子之信乎？”平王既惭且怒，就把伍奢囚禁监牢。
费无忌又乘机进谗：“启奏大王，伍奢有两个儿子，一名伍尚，一名伍员，皆人中之杰。他们听到父亲被囚，安有坐视之理，必投奔吴国，为大王心腹之患。不如使伍奢函召二子来都，子爱其父，必能应召而来。那时斩尽杀绝，岂不免除后患？”平王大喜，即命伍奢作书如子。伍奢说：“臣长子伍尚，慈温仁厚。臣召之，或可来。次子伍员，为人警惕机智。见臣被囚狱中，安敢前来送死？”平王说：“你但写无妨！”
伍奢只得奉旨作书。平王遣使者至城父，以书示伍尚，备致贺意说：“大王误信人言囚尊翁，得群臣保奏，谓君家三世忠良，宜即开释，大王即刻省悟，即拜尊翁为相国，封君为鸿都侯，封令弟为盖侯。请即上道面君，以慰尊翁之望。”伍尚一点也不怀疑，看完信就转交伍员。
伍员，字子胥，有经文纬武之才，扛鼎拔山之勇。反覆拜读父亲的来信，觉得其中颇多疑问，说：“平王因我和哥哥在外，不敢加害我父。用父亲的信来诱我二人前往，好一同杀掉，断绝我们报仇的念头。兄看信以为真，则大谬矣。”伍尚以父子之爱，恩从中出，即使同遭大戮，亦无遗憾。伍员则以与父俱诛，无益于事，坚不前往。兄弟二人，遂各行其事，伍尚以殉父为孝，伍员以报仇为孝，于是分道扬镳。伍尚至都城，果与老父伍奢并戮于市；伍员则逃至吴国，佐公子姬光，取得吴国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及楚平王死，其子轸即位，为楚昭王。
伍员在吴，听到楚平王已死，不能亲手刃及其身，以报父兄之仇，废寝忘食，日夜于吴王前请命伐楚。吴王准许之，陷楚都郢城，楚昭王出奔。伍员遂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这时伍员的老友申包胥逃亡山中，听到伍员对楚平王掘墓鞭尸，不禁愤慨。遣人对伍员说：“你虽然为父兄报仇，但平王已死，也就应该算了，而你竟掘开他的坟墓，鞭尸三百，未免有点过分了吧？”伍员对来使说：“请你回复申包胥，我是日暮而途穷，故倒行而逆施！”
伍子胥能见机识诈是他的高明处，只是有了多算的这一步，才有了他后来的奇功。伍子胥算高一招后采取的是逃跑的办法，但如果你逃无可逃又当如何？
有一种说法，就是“真正聪明者，往往聪明得让人不以为其聪明”。这话不无道理。古往今来，聪明反被聪明误者可谓多矣！倒是有些看似“笨”的人，却成为事实上最聪明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手下的郭德成就是这样一个用一种最笨的做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人。
当时的郭德成任骁骑指挥。一天，他应召到宫中，临出来时，明太祖拿出两锭黄金塞到他的袖中，并对他说：“回去以后不要告诉别人。”面对皇上的恩宠，郭德成恭敬地连连谢恩，并将黄金装在靴筒里。
但是，当郭德成走到宫门时，却又是另一副神态，只见他东倒西歪，俨然是一副醉态，快出门时，他又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脱下了靴子———靴子里的黄金自然也就露了出来。
守门人一见郭德成的靴子里藏有黄金，立即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见守门人如此大惊小怪，不以为然地摆摆手：“那是我赏赐给他的。”
有人因此责备郭德成道：“皇上对你偏爱，赏你黄金，并让你不要跟别人讲，可你倒好，反而故意露出来闹得满城风雨。”对此，郭德成自有高见：“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想想，宫廷之内如此严密，藏着金子出去，岂有别人不知之道理？别人既知岂不说是我从宫中偷的？到那时，我怕浑身长满了嘴也说不清了。再说我妹妹在宫中服侍皇上，我出入无阻，怎么知道皇上是否以此来试一试我呢？”
现在看来，郭德成临出宫门时故意露出黄金，确实是聪明之举。恰如郭德成所言，到时的确有口难辩，而且从朱元璋的为人看，这类试探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郭德成的这种做法，与一般意义上的大智若愚又有所不同，他不只是装傻，而且预料到可以出现的麻烦，防患于未然。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领导者行蓄势之道、以外圆处世的同时，千万别忘了立身的根本———内方，比如防范心怀叵测者的无端打击和陷害即为其中之一。只知自修而不知防范，绝不是智者行径。
9.凡事多往坏处想一点
实际说来，善算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不是总想从别人那里算计点什么，别人也不会防之如贼。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你处于峰口浪尖上，有至多的人在算计你，这时候恐怕最正确的算法不再是加法而是减法。
自古强臣的下场多是凄惨的。如果据此简单的说高官显位都是害人的，也会失之片面。其实，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的位置变了，地位高了，最易产生骄狂之心，凡事没有了小心谨慎，问题便会油然而生。身处高位的人面对的诱惑是最诱人的，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会因一念之差，从而走上看似美妙的死路。这就要求为人下者不仅要时时自爱，更要刻刻自省、自律，万不可因一时的得意而放纵胡为，方可高枕无忧。
西汉显贵最久的家族，非张安世莫属。终西汉一朝，张氏家族屹立不倒，成为历史上一个鲜有的特例。
张安世本是著名酷吏张汤的儿子，张汤死后，汉武帝怜其遭人暗算，便对张安世着意提拔，加恩眷顾。他历任三朝，深得皇上信任，虽是朝廷重臣，却从不敢骄狂自恃，反是如临深渊，凡事无不小心谨慎。
他的儿子认为他怯懦，张安世便开导他说：
“你的爷爷太刚则死，许多权臣又因野心太大而亡，这个教训不能不吸取了。我如此行事，一则为我，二则也为你们后代着想啊。如果身居高位，便意得志满，骄奢淫逸，四处张扬，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日后你自然知道我这样做的好处了。”
他确是一个有心之人，凡事都用尽心机，即使有的做得看似没有必要，他也考虑再三，不敢疏忽。每当和皇上商量国政作出决定之后，他必称病不朝，掩人耳目。一待政令颁布之后，他还故作不知地派人去丞相府探问详情。如此一来，当真瞒过了群臣，没有人知道他参与决策的事。
霍光死后，有人奏请皇上让他接任大将军之职。他得知此事，不喜反忧，向汉宣帝极力推辞。汉宣帝不准，他便勉强接受，却从不以大将军自居，为人处事倒比从前更加谦恭了。
有人向汉宣帝报告说：
“张安世辱没大将军的威名，实不堪任。有此卑微的大将军，当是我朝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