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好奇到成功
一个人爱好什么，可能就会得到什么。古人云，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钻研学问，深究艺术，攻坚技术，倘若达到如痴如狂的境地，其成功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结果就会不期然而然。
1903年12月17日，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村海滩上，世界上第一架有动力引擎的飞机成功地飞上了天。它的发明者就是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
莱特兄弟俩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师家里，威尔伯生于1867年，奥维尔生于1871年，父亲弥尔顿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牧师，母亲虽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特别注意对兄弟俩兴趣的培养。
有一天，兄弟俩缠着妈妈给他们找翅膀，他们想像小鸟一样飞上天。于是妈妈就教他们做借助风力飞上天的风筝。后来他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特别大的风筝，当他们跟着小伙伴们一块去田野上放的时候，小伙伴们都笑他们的风筝太大了，根本不会飞上天。的确，他们的风筝经过一半天的折腾才飞上了天，不过有了这一次的经验，莱特兄弟俩知道了太大太笨的风筝就得到风力大的地方去放，才能够放飞。后来兄弟俩回来以后，又反复琢磨，最后终于做出一个又轻便、又庞大的风筝，他们的这个风筝让朋友们羡慕不已。
另外，兄弟俩对爸爸怀里的一块表也非常感兴趣，他们常常把爸爸的表要过来，然后躲在家里的某一个地方对怀表进行解剖。
在一次次反复拆装的过程中，莱特兄弟弄清了怀表的构造，明白了是什么东西让它走动起来的。
开始弥尔顿还总担心宝贝儿子会把自己心爱的怀表弄坏，结果，儿子们不仅没有把怀表拆坏，还告诉了他许多表的原理。
弥尔顿先生知道这两个儿子非常喜欢机械，于是常在外出回来时，给他俩带玩具回家，玩具刚回家是好好的，但没多久，这玩具就被兄弟俩弄得面目全非了。但过了一两天玩具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一次弥尔顿给兄弟俩带来了一个会飞的螺旋桨，这个螺旋桨由一根橡皮筋带动，只要将这根橡皮筋绞紧，然后一松手，它就会向天空中飞去。威尔伯看着空中飞旋的螺旋桨，对弥尔顿先生说：“爸爸，要是我们能做一个大的螺旋桨，我就可以坐在它的上面，飞上天去了。”
“不许胡说，只有神创造的安琪儿能飞上天。”“难道我们不是神创造的吗？”
从此以后他们对飞行这个问题更是感兴趣了。
莱特兄弟俩中学毕业以后，由于家境的贫困，使得他们只好去做工挣钱。在工作过程中他们也没有忘记飞行的兴趣，他们常常在一些废旧的物品上安装上可能飞上天空的假想模型。
后来兄弟俩有了资金以后，便自己开了一个自行车行，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飞行的问题，这时他们常常去购买大量的书籍，然后学习有关的飞行知识。
1896年，当时著名的德国滑翔飞行家李林达尔在一次滑翔飞行中不幸失事丧身。莱特兄弟知道后非常悲痛，当时就下定决心要把李林达尔的事业给完成了。
在1900至1902年间，兄弟俩先后制成了三架滑翔机，并进行了近千次的飞行试验。1903年，他们决心给飞机装上发动机，让它自己飞起来。于是第一架装有内燃发动机的飞机诞生了。
这次试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冒险，为此兄弟俩都争着去，相争不下，他们只好用投币的方式来决定谁第一个试飞。弟弟奥维尔荣幸地拿到了试飞权，于1903年12月17日驾驶着带有内燃发动机的飞机飞上了蓝天。
如果没有莱特兄弟对飞行活动的如痴如醉的爱好，人类飞上蓝天的愿望，很可能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俗到极处便是雅
关于雅与俗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到现在仍然有人坚持雅者自雅，俗者自俗，雅与俗势如水火，绝不可能走到一起。其实，正如在一定的情境下两极会相通，雅与俗在一种更高的境界中也会殊途同归，达到和谐与统一。
在封建社会的诗人中，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那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德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恁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他终于在47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
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烂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已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推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