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首要之点是：它们并非始于某个理念、某个组织部门或策略计划，而是始于某一个人——它的捐赠者。这位人士的慈善行为是一切之源，其他结果——无论是好是坏或平平——皆随之而来。
开始时捐赠者控制一切。他们出钱，提出基金会的目的（清晰或空洞、广阔或狭小）；决定活动的范围、机构的形态（筹款或执行）、寿命（有限或无限）、选择董事会成员、是否让家庭成员介入；以及制定基金会的风格（积极活跃或消极被动、大胆创新或循规蹈矩）和行事标准（保守或改革）等。
基金会差不多一开始必然会反映出捐赠者本人最显著的优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捐赠者是基金会成败的主要因素：好的捐赠者带来好的公益事业，无能或中庸的捐赠者就会产生无能或中庸的公益事业，而少数腐败的捐赠者也会带来腐败的公益事业。
由于许多基金会的建立是永久性的，而时间一长，捐赠者的勇气和创造性就可能淡化以至于消失，他或她的缺点也就同样会暴露出来并被克服。但直到死亡来临，以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捐赠者对基金会的影响往往还是很大的。即使他或她在创建基金会之初对公益事业兴趣不大，头脑中也没有预定的明确目标，情况也会如此。
总的来说，捐赠者们在美国社会中是值得尊敬的人物。然而很奇怪的是，他们在美国公益事业中却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色。他们的基本作用和独特个性逐渐被一代又一代继任董事们改变着的眼界所取代。能顺应学术、智识和社会潮流变化的专职人员的主见对公益事业的影响甚至更大。
然而，捐赠者仍然是每个公益机构人事的核心和起点。而且，由于美国正面临财富转移的巨大浪潮，因此目前研究捐赠行为、研究它的环境及其复杂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谁是捐赠者，这是相当清楚的。无论钱多钱少，他们无疑都是富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把自己财富很可观的一部分捐赠或遗赠给了公益事业，使他们在美国富人阶层中脱颖而出。绝大多数的美国富人并没有这样做。
除此之外，捐赠者本身则在任何方面都是极不相同的：年龄、健康和精力、动机、家庭状况、主持公益事业的才能、感兴趣的领域、社会观念、运作风格等。他们创建基金会时的想法和情绪也很不一样——从热情高涨到极端消沉都大有人在。
捐赠者之所以成为捐赠者、之所以创建基金会，各自的动机相去甚远，不同的观察家对此所作的解释也大不相同。有些人的捐赠是出于单纯的利他主义精神；有些人把捐赠作为他们遗产计划的一部分；有些人是出于宗教信仰；有些人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和扬名；有些人则企图以此为自己的不良名声涂脂抹粉；有些人把捐赠作为手段，来支持他们所崇尚的事业——教育、艺术、医疗保健或其他；还有些人是出于对社区和本土的感情，或是为了对母亲、父亲或所爱的孩子的纪念；有些人希望以此为杠杆“使家庭凝聚在一起”；有些人的捐赠是有明确的目的；有些人则心中无数，也许只图留名后世而已。
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对于利他主义的冲动总难解释清楚，各种说法互相矛盾。古代的宗教经文和现代哲学与精神病学理论，全都对人生来天性善良持怀疑态度。《圣经》就认为人带着原罪而生，注定是自私自利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于人类天性的描绘，就是把乐善好施说成表里不一和幼稚浅薄。其他哲学家，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到卡尔·马克思，都这样论证过：人类的行为，除了自身的利益，是不可能有别的动机的。乔治·桑塔亚纳曾写道：“在人类天性之中，慷慨的冲动是偶然发生而且可以逆转的；它们出现在童年时代和梦想之中，而到老年时往往减弱和变味。它们只是一种偶尔为之的友善，就像恶棍有时也会流泪一样。”《愤怒的葡萄》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的慈善心肠只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委婉表现”。他曾写道：“也许，在我们许多伪善的德行中，被捧得最高的，就是所谓给予。给予几乎总是一种自私的满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件彻头彻尾具有破坏性的恶行。你只需记住，有些贪得无厌的金融家，在他们一生中，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搜刮社会，而在余下的时间里再把它们还回去。这种本性永不知足，而且还改变不了它。”
00然而，所有的主要的宗教，又都把利他主义当作人类最伟大的美德之一。“利他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初的社会思想家的著作中开始出现。奥古斯特·孔德、爱米尔·涂尔干和让·皮亚杰及其他一些人，都相信它是世代传承的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涂尔干认为利他主义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他曾写道：“它在社会生活中不只是令人喜悦的装饰品”，而是其根本的基础。更早以前，使徒保罗在《圣经·新约·歌林多前书》中就曾说道：“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在20世纪，既有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例印证了对人性悲观的观点，但也有不少令人振奋的事例印证着对人性乐观的观点。譬如，人们经历过纳粹“死亡营”的恐怖，但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心甘情愿地去庇护犹太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不求任何回报。
在美国，私人慈善捐赠的历史，是对人性怀疑论的另一种挑战。虽然只有很少一部分美国富人——也许只有2%——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但是，这个比例数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据统计，有职能在运作的基金会总数就有40000余家。还有众多的美国人，包括中产阶级乃至穷人，都对公益事业十分慷慨。
捐赠者在什么时候创建基金会，也就是说，在他们一生中何时开始捐赠施予，这个问题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对于捐赠者来说，最适当的时机似乎应该是在一个人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而本人的年龄和精力仍然能够使其赋予慈善行为以明智的目标、领导力和持续性的时候。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更为常见的新捐赠者往往都早已上了年纪而精力已渐衰退，整日操心的是公益事业以外的种种其他事务，包括家庭和健康问题等。有的人也许还在为是否要从公司退休、是否要放弃他们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位和权力而烦恼，其他如丧偶、病痛、缺乏组织公益机构的经验等，都可能使他心烦意乱，望而却步。
对于这些年事已长的公益事业新手来说，他们在智力、体力和感情上都会承受沉重，甚至令人畏惧的压力。要决定给不给联合基金会捐款，该捐多少钱，或者决定自己的母校是否需要一幢新宿舍，那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想认真地采取措施去帮助降低犯罪率、提高教育成果、改善医疗保健或环境保护，那么，在观念上和运作上就会面对一大堆问题。看到相当多的新捐赠者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那么经营得当和有效，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种情况更难办，然而也同样常见，就是临终的捐赠。这个人也许曾认真考虑过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自己的私人基金会，但还没有来得及最后敲定，心脏病、中风或癌症就击倒了他。在这种悲痛无望的情况下，当死神正静候床前之时，突然要作出一些很重要而又艰难的决定。对死亡的恐惧，对身后留名的渴望，内心的悔恨、肉体的疼痛或感情的哀伤，以至于惊慌失措，这种种因素都可能左右基金会创建的过程——常常会使其陷入一个犹犹豫豫、毫无结论的死胡同——结果等于是把财产抛弃给别人或者放任自流。
考虑到这许多深层的感情因素，可以设想，捐赠者们建立他们的基金会的方式如果不是非理性的话，那么大多也是很外行的。由于过去绝大多数的捐赠者（又以男性居多）几乎都是在建立大企业方面富有经验的人物，所以从逻辑上可以推想，他们在筹办这种往往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企业”时，会向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士寻求可靠的意见，会汲取兄弟机构的经验，会挑选在公益事业方面确有能力的人士组成董事会和任职，并在对社会或科学的需求与机会作一定研究的基础上，为新基金会订出规划。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找来的不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是他们的律师、会计师或财务顾问，因为他们先考虑的是法律、税务和财务上的问题。很典型的情况是，捐赠者对其他基金会的成败经验毫无研究，对他们自己的基金会也提不出明确的公益目标，在基金会的章程里，只是简单地引用税务法规中的“八股文”。他们选择董事时也不是以对方献身公益事业的决心和能力来考量，而只是看和自己的私人关系。这样一来，整个过程就常常变得很个人化和情绪化，而不是理性、客观地运作了。
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捐赠行为和基金会形成过程中人的复杂性，包括其情感与非理性的方面，对于认识美国公益事业的现实——它的多样性、它的经常性的失败，更主要的是它的伟大之处——是十分必要的。撇开关于慈善行为的充满溢美之词的神话，正面考察它对人类的挑战性，整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易于理解，也更加引人入胜。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建立的大基金会（由临终捐赠者或对非营利性事业没有任何兴趣和经验的捐赠者所创建）中，有近三分之一在成立之初就陷入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困境之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基金会，创建人光给钱却缺乏关心，结果一直是表现平平，毫无起色。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基金会，在捐赠者去世之后，就落入专职人员的掌控之中，其实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被遗弃的孤儿。
全面描绘捐赠行为和基金会的形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奇怪的矛盾现象：有些在生意场上最难对付的铁心汉，在公益事业中竟然真情流露；有些捐赠者平时对钱财方面最为狡诈多疑，而在自己行善时却十分天真；有些人对自己公司的发展颇具远见卓识、心胸开阔，但指导自己的基金会时却反而优柔寡断、不知所措。做这样一些考察，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生活中关于荣誉和公民责任的传统。要不然，像亨利·福特、霍华德·休斯和约翰·麦克阿瑟这些没有慈善之心、腐败、甚至精神变态的捐赠者所脱手的财富，怎么可能在他们死后由其董事和职员转化成为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对基金会的创建做一番明辨是非的调查，使我们可以领悟和珍视那些建立起大基金会的捐赠者们的非凡成就——这些杰出人物所给予基金会的，不仅仅是资金，而且是见识、勇气和作为企业家的才能。
事实上，在美国建立了伟大的公益事业传统的捐赠者名单上，包括了各色人等：有社会下层的罪犯和精神变态者，有无足轻重的老好人，有不守陈规、高瞻远瞩的英雄，还有天才的组织家——他们把自己在商业和金融业中所积累的创造性才能，运用到完全不同的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之中。他们的面貌是如此不同，他们的故事又是如此非同寻常、多姿多彩、令人惊异和振奋。只有将他们的全身肖像都陈列在一个画廊之中，才能准确地展现他们的不同个性和特色。仅做一点概括性的观察和统计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冒险家，这些摇钱树的栽种者，这些圣人、英雄或流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故事，构成了美国公益事业丰富而真实的人间传奇。
下面引述的一些话，有的取自传记材料，有的是笔者与不同的捐赠者多年共事中所听到的。这些引语可以使我们领会许多捐赠者在作出他们慈善行为的决定与承诺时深刻的个人感情背景。
“带着财富进棺材是丢人的。”
“如有可能，我只要买一件特大寿衣穿走就够了。”
“这笔钱是我赚的，你们必须想出主意来拿它干什么。”
“这很有趣，令人兴奋，就像一个小孩进了糖果店！我喜欢。”
“我不想被人忘记！我不想被人忘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全部原因。”
“我喜欢去倾听、去接触我们所帮助的小人物。他们的拥抱和欢笑就是对我的报偿。”
“建立一个基金会，就像是举行一场过早的死亡仪式。我不愿去面对它。”
“说实话，我的钱财比我的主意多得多。”
“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对我死去的亲爱的母亲的爱。”
“挣钱是我的本事，把它捐献出去可就不是我的所长了。”
“我相信，是上帝要我这么做的，他会奖励我的。”
“正如那个古希腊人所说，通过这个支点，我可以移动世界。但移向何处？你有什么主意吗？”
“这是生命所能提供的最崇高的欢乐。”
“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太晚了，而且律师太多了。”
“我父亲死于癌症，我哥哥死于癌症，我也得了癌症。我要竭力去阻止这种灾祸。”
“得到平等，得到尊敬——这就是慈善行为所给予你的，而且这一切令人开心。”
“这将是我留下的痕迹，我在永恒之中留下的小小印记。”
“我有能力，我能作出成绩来。我的生意成功了，只要上帝给我时间，基金会也能成功。”
“稍许的施舍是容易的，要大把地付出就很难。”
“我爱这个城镇。这听起来好像很傻，但这是我在人间的家园，我有债要还。”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开始？”
“这是一个人能盼望拥有的最最难得的殊荣，都好像有了一点点成了上帝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