萎靡不振
卡内基公司积极扩展的政治化的慈善活动持续到1923年。那年公司聘用了一位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可靠背景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弗朗西斯·凯佩尔（Francis Keppel）来担任总裁。他领导卡内基公司长达19年。如果说以前的掌权者秘而不宣的行事目标是庞大而邪恶的话，那么凯佩尔漫长任期内的政策就是随随便便、有始无终，甚至愚蠢糊涂的了。
在任命凯佩尔的同时，也增加了7位新的董事，使董事会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卡内基公司放弃了要从新来的移民手中拯救国家的圣战，而转向提高全民文化水准的项目方面。至今还不清楚当时是如何选择这个新方向的，也许只是出于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心态。不论原因何在，被资助的那些项目都相当特别，甚至很古怪。
基本的想法是要把大众吸引到成人教育中心、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去（至少这和安德鲁·卡内基还有点关系）。他们相信并宣称让普通的民众接触古典艺术和文学，就可以改进他们的个性、判断力和品味，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到头来，不论从哪方面看，他们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
凯佩尔为人热心且讨人喜欢，但却是个不中用的主管人员。作为一个重要基金会的首脑，他的社会视野太过狭窄。在他主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生活中各种关系紧张和摩擦加剧，不断增长的国际危机更是火上浇油。30年代初致命的大萧条袭来，接踵而来的是新政时期。到凯佩尔退休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在欧洲蔓延。然而在他那些文笔优雅的年度报告中，却很难看到任何有关当代事务和问题的线索。与世隔绝的卡内基公司仍然专注于培训图书馆员、举办成人教育讨论会、发放艺术教学资料等工作。凯佩尔的任内就是陷入没完没了的繁缛琐事的时期。
在凯佩尔任总裁的最后几年中，基金会曾请人进行一项研究，企图论证怎样通过文化活动来“提升”黑人的水平。但他们误选了一位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来主持这个项目，结果产生了一篇关于美国种族关系根本问题的经典报告，极富争议性，而且对后来美国的种族共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基金会对此感到十分尴尬和惊慌，当报告发表以后，千方百计拒绝对这项研究承担责任。
在捐赠者过世后，基金会方向再一次转变的时期，为什么他的这个台柱机构会埋头于那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甚至荒谬无稽的事务呢？为什么卡内基任命的董事们那么快就抛弃了他本人的目标，背离了他的价值观念呢？为什么后来他们全然不能把在美国社会和世界上发生的剧烈变化反映到基金会的项目中来呢？而且，一个被聘用的能力平平的总裁，怎么可能主持这个机构近20年，而丝毫不受董事会的干预呢？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为什么没有撤换他，并取而代之？
得过且过
后卡内基这段历史的两个主要阶段：背道而驰和萎靡不振的时期，如今被学者们委婉地称作“科学公益事业期”和“文化公益事业期”，随之而来的是得过且过的13年（从1942年到195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严峻年代之中，基金会先后经历过三任碌碌无为的总裁。
对于一个人数不多、享有改变方向的充分自由的组织来说，这段时间不正是改头换面的有利时机吗？董事会有没有责任面对基金会存在的问题，并承认自己的错误？
重振复兴
大约在卡内基去世35年之后，他的基金会终于跨入了开花结果的时期。这时推行的项目充满活力，既符合捐赠者当年的精神和关注的方向，又能结合时代的需要。不过这并非是出于董事会的策划或制定的政策，几乎完全是一件幸运的意外使然。
1946年，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国海军军官的年轻心理学家约翰·加德纳被聘为基金会的项目官员。那时的董事会木然僵化，职员们实际上无所适从。加德纳设计了一些研究国外情况的很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才能，于是他成了接替病弱无能的总裁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的最佳人选。1955年他上台了。
基金会差不多立刻就转向了一项“战略性的公益事业”计划，就国家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提出改进的建议。事实证明加德纳是位熟练的战略家与实干家，他能巧妙地运用基金会的资源和想法来影响其他机构，尤其是政府的方针和计划。在这第一项创举中，他以在美国教育中达到“优秀与平等”的目标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他的能干的助手詹姆斯·珀金斯（James Perkins）的协助下，他在许多方面同时推进以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他们资助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研究计划和实验。其次，他们组织了由专家和非专业人士共同参加的有威望的委员会来研究国内的教育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这些研究报告发表的时机都经过慎重的选择，以便最大限度地对决策者们施加影响。与此同时，加德纳也以他本人能言善辩、优美流畅的论文和著作，成为重要的公众喉舌。
由于加德纳的出众才能和人格力量，在基金会内部他得以完全掌控决策和计划。而到了1964年，他的作用开始大大超出公司的范围，他已成为全国性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年约翰逊总统要他主持一个教育方面的重要研究班子，他们完成的报告促使国会于1965年通过了《中小学教育法》。这项里程碑式的立法最终明确地规定了联邦政府在这一关键领域中应负的责任。
次年，当加德纳被召往华盛顿去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的职务时，没有人感到奇怪。那时卡内基公司已经恢复了它的创建者作为慈善家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建立的那种声望。加德纳的位置被另一位非常能干的艾伦·皮弗（Alan Pifer）所接替。他曾在加德纳手下工作，很快就掌控了全局。皮弗最热衷的方面是追求社会与经济的公平。他不断有力地鼓吹宣传，让联邦政府同意自己有责任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在皮弗上任不久，基金会就迅速获得一次大胜：1967年年初它赞助的一个有关公共电视的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不到一个月约翰逊总统就建议通过《公共广播法》。同年11月经国会批准，公共广播公司就建立起来了。事实上，刚担任政府职位的加德纳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公共广播公司的出现多半要归功于卡内基公司，也使皮弗旗开得胜。
皮弗的第二项大计划也是从加德纳时期继承下来的，这就是建立一个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对大专院校未来的财政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由于一项称为GI的法案决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员军人提供助学金，大量新生正开始涌入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前董事长克拉克·克尔受聘主持这项工作。获得基金会1200万美元经费的这个委员会最后发表了大批报告和专论，从各个角度探讨日益扩展和复杂化的国内高等教育制度出现的问题，这对后来政府以及学校本身的方针政策起了显著的影响。
在皮弗领导下的另一项成就是广受欢迎的教育节目《芝麻街》的诞生和儿童电视创作室的建立，后者已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机构。
岁月流逝，虽然美国的社会乱象加重而政治上趋向保守，皮弗却愈加热心为自由主义政策立场辩护。他支持贫穷不幸的人们的权利的激进态度，有点像19世纪时反对英格兰国教对苏格兰人不平等待遇的老安德鲁·卡内基。在皮弗的领导之下，基金会一直以经费集中支持那些为弱势阶层发言的有影响、有作为的新生力量。
加德纳对原有的消极被动的董事会照章全收。皮弗却不同，他从就职时起就以强有力的手腕来挑选比较自由派和多样化的董事，取代那些辞职或退休的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董事会已经从几乎全是白人男性的组织转变为包括妇女、黑人、西裔和犹太人的多样化的团体。这对皮弗是很重要的保障，因为在尼克松和里根总统治下，他的锋芒毕露的观点越来越与国内的气氛失调。
加德纳和皮弗的时期引发出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是精力充沛、卓有成效的领导人；他们把基金会导向了与卡内基的精神和风格相符合的方向；他们的成就肯定会让后者满意和骄傲。
但是，加德纳的总裁任期——虽然他风度优雅、才思洋溢——是不是又一个董事会无所作为，只知盲从领导人驾驭的时期呢？就像过去董事会跟从凯佩尔多年，只是他完全不知驾驭何方而已。而就皮弗而言，他按照自己的观点谨慎地重组了一个自由派倾向的董事会，是不是至少在理论上违背了总裁应当服从董事会决策权的观念呢？不管答案是什么，不容置疑，加德纳和皮弗的时期都是卡内基公司历史上死气沉沉的几十年后的重振复兴。
1982年皮弗退休后由戴维·汉保（David Hamburg）继任。总的来说，他继续推行皮弗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不过保持低调。汉堡逐渐将注意力集中于儿童早期的发展问题，他听从这个领域内最受尊敬的权威人士的意见，使卡内基公司在国内舞台上成为争议较少但影响增大的一股力量。他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风格积极着手重组了董事会。
那么，从卡内基的故事来了解基金会，特别是大基金会在长时间内的控制、变化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教益呢？
捐赠者是否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并承认，一个基金会的目标会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而改变或转向呢？
或者他应当尽可能清楚明确地规定他的基金会的目标宗旨，使其永远不会被抛弃篡改呢？
如果像卡内基这样聪明老练的捐赠者建立的基金会都会陷入连绵数十年的严重问题，其他平凡之辈的捐赠者的情况不是会更糟吗？
是不是时间证明了安德鲁·卡内基对基金会的信念是正确的呢？他认为即使基金会有时走下坡路，但从长期来看，“永续性的基金会还会重生并发挥作用”。
也许除了上述这一切之外，卡内基还以一个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洞察力，制定了一个相当稳妥的战略，分散下注于不同的公益事业，以预防万一他最主要的基金会改弦易辙。也就是说，他还另外创立了一批具有特殊目标的公益机构。
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所有这些机构都照常运行并卓有成效：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历盛衰浮沉，也时有争议，但随着时间而发展，现在已成为专家和公众探讨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匹兹堡的原先的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已合并为一所重要且水准很高的卡内基梅隆大学。
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就其规模和重要性来说，虽然已为一批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所取代，仍不失为一个受人重视并有效用的科学中心。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除了最早成功地赞助弗莱克斯纳报告、推动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之外，又孕育促成了两项意义重大的新事物：极为成功并影响巨大的教师保险与年金协会，以及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两者都能自给自足，并具有全国意义。在卡内基公司的财政赞助下，教学促进基金会本身也是进行教育方面调查和政策研究的有效工具。
这些就是这位苏格兰老人在场上得分的出色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