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影响的新闻界人士谴责整个交易是场大骗局：“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赠送，纯粹是盗窃而已。这些艺术品最多花了赫什霍恩500万美元，但却要花掉纳税人1亿美元（2000万美元建筑费，外加8000万美元免税额），政府还得每年出200万美元来维持这个博物馆，永无休止。”
这些争议公开后，一度相当欣赏赫什霍恩的艺术评论家艾琳·萨里嫩（Aline Saarinen）愤慨地写道：“像乔伊这样耍弄政府，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到最后，里普利巧妙的外交手腕和白宫的影响力还是占了上风。现在博物馆耸立在林荫道上，成为大家熟悉和公认的华盛顿一景。争论平息了。董事会大胆而有选择地逐步卖掉和交换了一部分原有的藏品，更新和提高了收藏的水平，博物馆的声誉也与日俱增。
对赫什霍恩来说，这整个事件是一个漫长艰巨的历程。但由于他很清楚自己最需要什么（在国家的纪念物上留名），也有心接受史密森博物院的关键要求（董事会有处理收藏品的自由），这一座充满朝气、不断发展的博物馆才得以建成，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成为展现当代艺术的高水准艺术机构，永世长存。要得到最佳的结果，事先的算计必须样样恰到好处。赫什霍恩不仅运气好，同时也目标明确、办事谨慎，他最终所取得的成功，恐怕任何雄心勃勃的捐赠者也未曾梦想过。
沃尔特·安嫩伯格的“交易工具”
沃尔特·安嫩伯格一直以来都是一位手段高明、老谋深算的慈善家。他慷慨大度，有创造性，同时他也相信，必须把资金用于明确的目标，并对其使用保持相当的控制权。这样做好像侵犯了受赠人的主权和自尊，但安嫩伯格做得很有分寸，即使没有完全消除，至少也缓解了人们害怕他越权的担心。从这一点来看，安嫩伯格处理捐款的方法，可能是一个捐赠人对受赠人所能要求的最大限度的约束了。
在安嫩伯格赞助的活动中，最能体现他的风格和目标的要算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德诺创建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安嫩伯格学院了。他为之慷慨地捐出了自己公司将近三分之一的股份，价值在10亿美元左右。学校的法人地位给捐赠者带来税务上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优惠，其中之一就是：作为一所由国税局认定为非营利事业的学校，安嫩伯格学院可以捐款给其他机构，只要它们的目标与它一致，并且帮助管理这个资助的项目。
拉德诺的这所学校其实没有教师和教室设施，也没有自己的学生。它是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西北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签订“工作协议”，创立一个共同领导的安嫩伯格传播学院。在每个学校中，都成立一个联合董事会，由大学和拉德诺的安嫩伯格学院各自指定半数的成员。协议通常以10年为期。拉德诺的学校提供经费，大学进行教学。结果，安嫩伯格借助这些大学的声望，把按他目标和要求制定的项目承包给大学，同时又参与总体的管控，以分阶段拨款的办法，保持对这些项目相对短期的经济约束。安嫩伯格捐赠给公共广播公司的1.5亿美元巨款也是通过拉德诺的学校捐出的，也以同样的联合董事会管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拉德诺的学校看成是一个非营利联合体的控制中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公益事业谈判成交的工具。
不用说，大学里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很冷静实际。一位安嫩伯格项目的负责人说：“事实上，没有一笔捐款是无条件的。谁付钱就要由谁定调子。如果不想要这笔钱，你就不需要去听他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另一位负责人说：“这是一笔交易。你放弃了一些权力，但是你从中也得到了不少。”美国教育理事会的一位官员认为10年期的合同是“非常明智、合理而恰当的”。
但是著名的教育家、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说他绝对不会向他的董事会推荐这样的协议：“我认为，让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来分享对学校的控制权会使许多人忧虑不安。”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的首任负责人是著名的评论家吉尔伯特·塞尔迪斯（Gilbert Seldes）。他并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验，对于安嫩伯格可以行使的权力感到不安。他在1964年写道：“我一直坚信：按沃尔特·安嫩伯格的标准，不论是他周围的人或他自己都没有做过任何不妥的事。他们相信学校是他们的，只要他们继续给钱，就始终是他们的。他们从未听说过思想独立。他们认为学术自由不过是疯子或搞颠覆活动的教授的胡言乱语。他们投了资，把自己和大学的名望挂起钩来，他们就期望得到回报。”
然而，塞尔迪斯的继任者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后来这样谈到协议：“它行之有效真是奇迹。如果对学校的宗旨和目标有任何异议那就会引出许多麻烦。所幸的是，安嫩伯格大使从没有将他的学术见解强加于人。”
对于安嫩伯格利用拉德诺的学校来控制接受捐赠的学院的做法历来众说纷纭。它使人不要忘记大学对于其地盘遭到入侵是很敏感的，也证实了安嫩伯格的确能划清一位赞助人的权利和义务与被赞助人之间的微妙界线。
现在他已经撤除了他的控制工具，把拉德诺的学校改变成一个基金会，作为他慈善事业最后重组的一步。这个案例已成为历史的一页，然而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一页。
阿曼德·哈默：越轨行为之一例
做交易对于某些捐赠者来说，可能是一种乐趣、一种生活方式，但有时它也会成为一种病态。后者之中最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可能莫过于阿曼德·哈默的个案了。这位已故的加利福尼亚油商和艺术收藏家把公益事业的交易做到这种地步，不仅给他可能的受赠者和他的公司带来损害，最后也糟蹋了自己的声誉。
哈默毕生介入过各种各样的生意，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位于洛杉矶的西方石油公司。他对艺术的兴趣由来已久，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困难重重的年轻的苏联政府给他一批没收的油画抵作应支付的账款。从此他就开始买卖和收藏艺术品，这成了这位石油商一生最重要的副业。
在冷战时期他的石油公司日渐兴隆。哈默刻意为自己树立起一个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良好的美国商人声望。他时不时地宣布与苏联合作的一些宏大项目，但大部分随后都不了了之。同时，他也常在报章上宣称要对一些博物馆作重要的捐赠，常常提到的对象之一就是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1975年有位收藏家要把一大批法国讽刺画家杜米埃（Danmier）的版画卖给美术馆，但听哈默说他要买来赠送给博物馆，博物馆就罢手了。
几年以后，博物馆在一次拍卖中与哈默竞投一批馆藏正缺少的19世纪晚期法国油画，也因为哈默表示要买来送给博物馆，就放弃了叫价。这两次哈默都把作品弄到了手，而博物馆一无所得。1975—1985年期间，哈默一再安排这间博物馆展出他的部分藏品，并配以举办一些他希望的社会活动。在这些场合中，他总是强调他最后将要把自己的收藏捐给博物馆，从而得到一些媒体的注意。
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说：他们以为也是董事会成员的哈默不但会把收藏捐给博物馆，还将赠予一笔相当数目的基金，作为未来的收藏经费。但到1988年这种愉快和睦的气氛与期待变成了痛苦。哈默宣布他计划在洛杉矶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来存放他的收藏，包括那些他一再答应要给予县立艺术博物馆的作品。这使他遭到城市中各界领袖排山倒海般的批评。
1990年年底哈默博物馆开馆时，另一场风暴发生了。法院的文件披露拿出9500万美元费用的是西方石油公司，而不是哈默。更甚的是，哈默曾高价卖给公司一批绘画作品，公司为一些组织作出的捐赠也都冠以他的名义。
1990年12月博物馆开幕不久哈默就去世了，留下一大堆烂摊子。股东们就他的石油公司赠品问题提出起诉。他的一个侄女也对遗产处理上告，指控他骗取了他妻子应得的收藏的一半利益。新的博物馆尽管已花费了过量的钱，仍然资金不足，没有完全竣工。毫无经验的管理部门宣布为了弥补经费的短缺，将在门厅开两间书店，还要挖掘潜力，把它办成“90年代单身人士的聚会场所”。
很明显，人们会问：当县立艺术博物馆对哈默的收藏和他本人的可信度已经相当怀疑时（他们现在已承认这一点），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礼遇？不过对于今后要做这类交易的人，教训是很清楚的：没有真诚的慈善目的和顾忌，光为自身的利益而做交易，只能导致灾难和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