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的美国人想要建立家庭基金会的普遍热情反映了这个国家的行善精神，可以理解，也令人钦佩；据统计，全美国的基金会中有75%属于这种类型。然而，这么多的此类基金会因家庭不和而分裂，或者在两三代人期间因疏于管理而衰败，业已形成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咨询、调解、拆散重组，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当争执和分歧已无法调和时，另一个被广泛采取的方法，就是简单地把基金会的现有资产转为一笔或几笔捐款，赠送给一些非营利机构，如大学、医院，然后关闭基金会。不过，对传统的家庭基金会来说还有另一个选择：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把资产转入“社区基金会”。事实上，这已成为公益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发展趋势，具有非凡的潜力。
在美国公益事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重大而意外的突破和整顿——从20世纪初期大型专业化发放赠款的基金会的创立，到60年代帕特曼发起的改革。不过有关家庭基金会的最有价值的创造，莫过于20世纪早期出现的社区基金会了。
它的发明人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erick Goff）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位著名律师和公民领袖。他针对私人慈善信托机构资产呆滞的状况，找到了一种法律手段，去解除那些“死者之手”对这些已长期不起作用的信托金的控制。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在19世纪初为了帮助有前途的学徒们而设立的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基金。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生活中学徒阶层已经大都消失，这项基金成了多余，但是按照通常的法律手续，要去修改变更原来的信托金，是十分费时费力的，不管这些基金已经多么不合时宜。
戈夫日夜思考着这些由于所谓的“死手规则”而被置之不用的以亿万计的社会资金。为了找到使这些资金重新用于有益目的的方法，他与在全国各地城市中碰到的几乎每一位银行家、律师、公务员和商人讨论。
他最后的解决方案既简单又合理，即建立一种新型的基金会，由信托银行和一批负责的公民领袖共同来指导管理。它可以统一掌管许多不同的慈善基金。当捐赠人把赠款交给基金会时，他们应同意如下条件：只要他们提出的慈善目标不是过时或有害的，就会得到尊重；但是基金会的主管们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修正目标，而无需诉诸法庭。
总之，戈夫所构想的是一种新型的基金会，由地方上的知名人士领导，有权接受捐款，并适时修正信托金的目标，必要时可把基金用于新的更适宜的目的。转入基金的投资金额，交给一个或数个主要的地方银行来管理。而分配这些资金的收入的权力则应该交给一个由当地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发放赞助委员会，成员应由地方的领袖，如州或联邦的法官、大学校长、地方医疗机构的领导人等指定。计划中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每年度公开的赠款报告和财政稽查。
在设计了社区基金会的概念之后，戈夫在克利夫兰建立了一个工作模型。1914年这个基金会开始启动，并显示出勃勃生机。之后，戈夫不知疲倦地到全国各地推广他的“克利夫兰计划”。仅在1915年，即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创建1年之后，就有8个新的社区基金会成立起来。
社区基金会的模式逐渐传播到其他城市，对一些新的中小捐赠者特别有吸引力。它向他们提供了符合他们的利益与要求的服务：一个优良的董事会、一套能干的专业班子，以及对资金可信赖的管理。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目标可以随着情况变化的需要而随时调整。
这种模式被接受了，如今已有大约350个社区基金会，分布全国各地，总资产达90亿美元，来自1.8万笔个人或家庭的捐赠。实际上，这一模式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戈夫的期望。社区基金会的作用也远不只是戈夫当年的初衷——仅仅为了把那些僵化的私人信托资金从“死者之手”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人们开始渐渐理解促使社区基金会迅猛发展的动力所在。
其一，是它作为一种家庭公益事业形式的简易方便。所有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基金会所需要的法律、行政和财务安排都被简化了。在这种吸引人的一次完成的交易中，你得到的是已经在运行的一个现成机构。与此同时，你仍然可以取得给予普通慈善捐赠同样的税务优惠。
其二，基金所托付的机构是稳定而安全的。董事会的成员都很有地位；长期以来各地方社区基金会发放赠款的记录和名声良好；而且地方社区基金会又是组成强大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事实，对那些正在寻求一个可信可靠的机构来接受他们捐赠的慈善资金的家庭成员来说，当然极富吸引力。
其三，在社区基金会运动中一再保证的是基金会的投资将由地方的主要银行来掌管。这更使人感到这种机构是体面可信、得力持久的。任何家庭要决定把他们财富的一部分永远移交出来时，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考虑因素。
其四，是地方社区基金会职员有目共睹的能力和在社区里良好的口碑。不像大型的全国性基金会的活动很少让身处各地的公众充分了解，社区基金会总是处于本地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操守与反馈的过程。
渐渐地也为捐赠者演化出更多不同的选择：永久性或非永久性的基金、专为有兴趣的领域而设的基金、捐赠者建议基金等。它们都反映了不同捐赠者的利益，从而增加了社区基金会对越来越多的大家庭在作决定时的吸引力。
对于潜在的捐赠者，戈夫的主意还有一些强有力但不易觉察的引人之处：在社区基金会中建立一项署名的家庭基金，可以得到人们尊重，以示纪念。社区基金会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仰仗的便是一个家庭对自己生根的故土的认同和热爱这一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作为一种交换，捐赠者要让出他们对给予社区基金会的赠款的一切所有权和控制权，这可能使有的人望而却步。但另一方面，根据戈夫原先天才般的构想，捐赠者参加社区基金会又等于买到了无价之宝：机构的声望、持久和稳固、专业的能力和责任等。
戈夫最初的计划也在逐渐完善，使它的优点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现在基金可以捐给指定的目的，可以标以捐赠者家庭的名字，以满足出名和留念的要求。最近，“捐赠者建议基金”让捐赠者个人和家庭有机会为他们提供的基金的分发充当顾问的角色，因此也能获得参与赠款分配过程的满足感。
当然，社区基金会不可能适应每一个捐赠者家庭的所有要求，但是它能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运动能一直迅速发展的原因。
由于社区基金会的成功，产生了一系列的派生物，它们也发展得很快。这包括专注于某个种族或宗教的类似的集体慈善创举。例如，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犹太人公益事业的联合机构就开展了一些重要的此类项目。
同样，现在新的妇女基金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迅速，情况类似的还有一批专门关注于某一特定问题——环境问题、儿童问题、教育改革问题等——的集群式基金会。所有这些机构为捐赠者提供了同样的好处：全数免税、简单易行、直接进入一个从事捐赠者有兴趣的领域项目的富有经验的非营利组织。
传统的家庭基金会虽然有许多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不便，从统计上看，大多数富有的美国家庭还是以它为行善手段的首选。不过，社区基金会及其派生机构现在已愈来愈得到这些捐赠者的喜爱。它的众多社会效益之一，是为美国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打开了广泛参与国家公益事业传统的大门。这部分人占全国人口的20%~25%，仅排列于5%的最富裕阶层之下。这项对美国慈善事业民主化的重大贡献填补了在千百万普通的行善者和独立的基金会创建者之间的空白。
但是，就长远来看，社区基金会是不是能够为这么多日益紧张、最终将自我毁灭的家庭型基金会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找到出路呢？这是一个很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在财富掌控、转移、继承过程中心理和感情因素这一广阔而又神秘的领域，以及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人们和家庭所造成的影响。
不知为何，当一个家庭的成员直接和全面地控制了他们的家庭型基金会时，各种情绪滋生，分歧会出现，人际关系中的昔日旧创就会复发。基金会成不了治疗创伤的合作场所，而只会是激烈倾轧和殊死斗争的战场。但在另一方面，由社区基金会管理的捐赠者建议基金一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对有些家庭成员来说，把自己所继承的财产的最终控制权交给社区基金会会让他如此心痛？一旦作出了这样的捐赠，为什么专业人员的插手和一个较大规模的机构对这笔钱的控制常常会使家庭的不睦缓和下来？是不是这些中立、干练、无威胁性的人们在场，能抑制家庭间的对抗和矛盾爆发？是不是真的不好意思当着陌生人的面争斗？又或者，把所继承的财产的最终控制权交给社区基金会，是不是使权力游戏和争夺控制权的内讧变得没有意义了？
不管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结果激励着我们。家庭参与社区基金会发放赠款的决策过程创造了比较和谐的家庭行为模式。考虑到数目可观的家庭基金会和它们日益严重的问题，社区和同类集群的基金会的不断增长和多样化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和鼓舞人心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