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基金会通常会成为争夺家产（包括创造这些财产的家庭企业）控制权的战场，揭示出了美国财富的一个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进一步看，基金会更常常是为个人恩怨感情而非权力财富而殊死搏斗的舞台，这又揭示了与美国财富相关的一个精神生理学方面的问题。
从长远看，对大型的家庭基金会危害最大的就是财富的腐化效应。它对富裕家庭的后代带来的明显影响包括离婚、酗酒、吸毒、心理问题和个人不负责任的态度等。这是由于继承不劳而获的财富所造成的。
下面的四个例子都是家产殷实、已传到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基金会。
F.M.柯比基金会
新泽西州的F.M.柯比基金会有2亿美元的资产，它是由F.W.伍尔沃思（F.W.Woolworth）公司的合伙创办人弗雷德·摩根·柯比（Fred Morgan Kirby）创建的，他早年开办“一元超市”廉价连锁店赚了大钱。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艾伦·普赖斯·柯比（Allan Price Kirby）继任基金会的主席。后来，艾伦自己在实业上也颇有建树，他主控了一家规模不小的铁路股份公司——阿勒格尼公司。
艾伦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当他1973年去世时，在他留下的唯一一封有关继承权的信中，提到他希望他身后“世世代代”都要继续他的基金会工作。在不很明朗的情况下，由他的长子弗雷德接手了家庭基金会和阿勒格尼公司的掌控权。这个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在家庭成员的手中。之后，在弗雷德的精明领导下，公司业务兴隆，终于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金融服务公司。由于股票的价值稳定上升，家庭成员对他独揽大权的不满不太显露。但是在基金会的董事会里，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弗雷德是董事会主席，他的兄弟和两个姐妹都是董事。敌意不时爆发，有时演变成有关弗雷德职位的激烈争吵。
1986年春，弗雷德写信通知其他董事，他已自行任命他的妻子和子女为董事会成员，因为根据章程规定，他有全权决定董事任命。当其他人提出抗议时，他索性撤销了兄妹们的董事职务。这引起了家族中难解的冤仇和长年的诉讼，最后这场纷争绵延到了有亿万资产的阿勒格尼公司，成为争夺它的控制权斗争的一部分。
基金会变得半死不活。新泽西州的检察长提出起诉，以基金会和阿勒格尼公司之间的自相授受和股票交易为部分依据，要求法院出面指定一批独立的董事。最后，案子提交到最高法院。1990年，高院判决弗雷德的做法符合基金会的章程，现在他完全控制了局面。
对败诉者唯一的慰藉是法院的一则说明：“考虑到弗雷德和柯比家原告之间的血缘关系，也考虑到原告多年来在基金会的服务，可以认为弗雷德的做法缺乏周全考虑，以及对家庭的忠诚……但只要他的行为没有对基金会造成危害，弗雷德的地位使他有权因任何理由或无需理由便将他的同胞兄妹排除在外。”
卡夫里茨基金会
华盛顿特区的卡夫里茨基金会是1962年由莫里斯·卡夫里茨（Morris Cafritz）创建的。他是一名俄国移民，在美国首都成为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在40岁时，他娶了一个19岁的美籍匈牙利美女，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她是华盛顿社交界的著名女主人。一位社会专栏作家形容说：“他自己平淡实在，俭朴节省，平民本色，而这位黝黑美人却光芒耀眼，活泼多变，充满社交野心。”
卡夫里茨建立基金会，是为了要帮助不同的社区组织和犹太联合募捐协会。不久他就去世了，留下了哥伦比亚特区迄今的最大一笔遗产。他把其中一半给了基金会，而余下的大部分给了他的妻子格温德琳（Gwendolyn）。
格温德琳控制了基金会以后，就逐渐把捐赠的重点转向情趣高尚的文化项目，如拯救意大利歌剧的委员会、华盛顿歌剧协会、科科伦美术馆之类。
莫里斯和格温德琳有三个儿子，如今都是富有的商人，他们和母亲都相处得不好。在莫里斯去世后，格温德琳酗酒越来越厉害，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已经几近与外界隔绝。1988年她去世时，在最后的遗嘱中把1.4亿美元遗产都给了基金会，没有给儿子留下一分钱。不过她规定他们中的一个，卡尔文（Calvin），应当加入基金会董事会。
其他两个儿子随即上诉要推翻这个遗嘱，理由是母亲在写遗嘱时已神志不清。估计他们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钱，因为他们两人都已相当富有。据悉其中一个是想掌握基金会所持的大量公司股票，从而取得对他父亲建立的商业帝国的控制权。
而另一个儿子老三和一位在艺术界与自由派政治圈影响很大的黑种女人结了婚。（他们的女儿朱莉娅组织了一个名为Pussy Galore的摇滚乐队，被描述为继Teen Age Jesus and The Jerks之后最乖戾刺目的乐队。乐队演唱的大部分歌名都不堪入耳，以至于主流媒体鲜少评论。其中有一支歌名甚至肯定要激怒女孩的祖父：你看上去像个犹太佬。）
有一种推测认为：这第三个儿子的目的是要用卡夫里茨基金来支持他妻子毕生从事的斗争——将艺术从华盛顿的上层白人手中夺过来。其实远在诉讼开始以前，这个家庭的关系就一直不和谐。直到官司结束，仍然毫无任何缓和迹象。毫无疑问，母亲在遗嘱中排斥另外两个儿子的做法，导致了这场纷争的爆发。
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也就成了分崩离析的家庭成员争执不休的场所。它不能调和、解决矛盾，反而成为牺牲品。
纽约的S.H.和海伦·朔伊尔（S.H.and Helen Scheuer）家庭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200家基金会之一。40多年来，它有着大量捐赠的记录，主要是支持犹太人的事务。
基金会的创建人西蒙·朔伊尔（Simon Scheuer）是德国犹太人的后裔，他在19世纪移民美国并发了小财。西（Si）——人们这样叫他，是位精明的投资者，尤其在房地产方面。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已积累了大量财富，就在那时成立了家庭基金会。
西和他的妻子海伦有五个孩子，四子一女；他们在富有文化但非常奢侈的环境中长大。但父母经常告诫他们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较为不幸的人们。夏天他们经常到田纳西州的山区或墨西哥去，在那里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这些孩子之间关系亲密，就像他家的一位友人所说：“如果你和其中一个交往，你就是在和他们全体交往。他们彼此相爱，互相支持。”
海伦是如此专注于她的家务和孩子们身上，以至于朋友们常常感到她几乎与世隔绝。晚年她最引以为荣的私藏是一支精巧的手链，上面镌刻着她的22个孙辈的名字缩写和出生日期。她的子女个个都事业有成，有一位获奖的电影制片人，一位作家和电视工作者，一位心理治疗医生，一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这个家族的声望堪称犹太人中的肯尼迪或洛克菲勒家族。
但是，这个“铁桶王国”也有致命的缺憾，那就是父亲的个性。西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他脾气暴躁，专横跋扈，想要操纵一切，有个儿子说他“总是荒唐地要和自己的儿子竞争”。当他的一个儿子詹姆斯头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许多人都表示支持，包括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国务卿W.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但是这位父亲却公开称他是“没出息的家伙”，并且出钱支持他的对手竞选。
至于基金会，西曾经写明：除了他的妻子外，不应委托任何他的直系亲属来掌握基金会的方向。他去世时，留给女儿的钱要比给几个儿子的多得多，这就引发了矛盾和嫉妒。
西死后的许多年，当海伦还在世时，这个家庭仍能在一起度假，一起出国旅游，一起欢度犹太人的节日；但是裂痕已经出现，只有女儿和一个儿子被基金会的非家族成员选入了董事会。1980年，其他兄弟提议他们都应当加入董事会，但是建议没有被接受，反而把女婿选了进去。这当然无助于平息被排斥在外的兄弟们的怨气，情绪开始升温，这时朔伊尔家的兄弟们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家庭咨询项目，不过也毫无成效。
1983年，他们的母亲去世，敌对的行为爆发了。由非家族成员管理基金会财产的种种问题被提到桌面上，在非家族成员的董事们和非董事的家族成员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分歧也日益严重。他们中有人说：“这不是关于钱的争执，这是关于如何用钱的争执。”
最后，到1989年年末“战争”全面爆发。被排斥在外的家庭成员立案控告董事会对基金会财产管理不善，浪费过度，并且有利益冲突的问题；三名董事还被控有强迫他人和收受贿赂的犯罪行为。
带头发动这场攻击的儿子史蒂文说：“我们这样做既是为了父亲，同时也是反对他。我们为了他，是因为如果他知道他的钱被如此浪费，在天之灵也会坐立不安。我们反对他，是因为他把基金会设立成这个样子，他想要控制一切，总是要插手别人的命运。我是在和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