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得其反：虔诚的奉献者与灾难性的后果
马萨诸塞州的兰德基金会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创始人是科学天才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他的实验室在偏振光、摄影、彩色电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兰德建立了宝丽来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它是美国发展最快、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
在此期间，兰德开始利用他的公司和基金会，来推进他坚信不疑的各种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他试图以他的公司作为社会改革的载体，去实现“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的理想。他曾对雇员们表示，他想帮助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他说：“我们已经把封建时代的封建结构带进了我们的工业……我们要在宝丽来公司建立一个非封建的社会。”
在兰德的领导下，宝丽来公司采取了一些有魄力的措施，如向黑人提供就业机会、给每个雇员在完成分内工作之外从事研究的机会。兰德还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大批捐赠，介绍培养年轻科学家的新教学方法，并设立了一项特别基金，为有特殊才能的本科大学生提供科研机会。
当时看来，一个伟大的新捐赠者的巨大活力已经展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兰德在不同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从人才开发、科学进步，以及工业环境的改善等方向都有涉及。
这位富于创意、悉心改革、热情鼓动的慈善家，在公司里也是统领一切的首脑。他对自己公司的前景极其乐观，于是，他把基金会的全部资产都转为宝丽来公司的股份——他以为这将最大限度地开拓基金会未来的发展前景。然而这次他却失策了。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宝丽来公司将其未来全部押注在一种新的X120即影即有相机的开发上。而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以致公司的股票价格暴跌。没过多久，兰德很快就被撤销了公司主管的职务，他的基金会最后也被迫关闭。他的冒险的投资决策，扑灭了本来看上去像是美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新的希望之光。
哈里·约翰（Harry John）在威斯康星州建立的德兰斯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更不寻常的例子：一个慷慨虔诚的捐赠者，在他生命的晚期，由于投资失误而丧失了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权。
约翰是个行为有些古怪的人。作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把自己所继承的米勒酿酒公司的一半资产，大约1亿美元，全部投入他以16世纪罗马天主教一个僧侣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会。
在之后的30年里，约翰和他的妻子埃里卡（Erica），连同他的宗教顾问唐纳德·加拉格尔（Donald Gallagher），经常深入到世界各地的麻风病院、孤儿院、边远乡村的医院，以及类似的天主教机构访问。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德兰斯基金会所做的大量捐赠，反映了它对处于困境中不同肤色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和关怀。约翰对基金会的工作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他和妻子带着几个孩子，一直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一所小房子里，生活极其简朴。
20世纪70年代中期，约翰决定把基金会的工作转向美国国内，利用电视网络向天主教徒进行宗教方面的教育。于是他买下了一小组电视台站，并从基金会中拿出数百万美元，投资并组建了一个现代化的电视片场，为这些电视台站制作有关的节目。
但是，他要求这个新的天主教电视网络必须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受教会统治集团操纵。有人认为这也许就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一定道理。
当时教会内部有关教规和道德等的论争正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梵蒂冈对于出现一个独立的天主教电视网络的风险和可能导致的分裂十分担心。教廷那时在华盛顿的代表朗基主教（Monsignor Longhi）召见了约翰夫人和唐纳德·加拉格尔（他们二人加上约翰先生自己，组成了基金会董事会）。据报道，这位主教警告说，他们面临着两个选择：或者是提起法律诉讼，把约翰先生从基金会的领导位置上撤下来，并砍掉电视网络的计划；或者是面对被逐出教会的惩罚。
此事是否梵蒂冈直接插手，并未得到有力的证明。但事实是，在同朗基主教谈话后不久，约翰夫人就提出了诉讼，指控约翰在电视网络项目上“肆无忌惮地恣意挥霍”。
在原告律师的调查过程中，的确发现了约翰对基金会投资管理不当的证据，并以此为基础修正了对他的指控。法庭判定他违背了作为董事所被赋予的责任，不过没有直接罚款或判刑，而是指令他不得再同自己的基金会有任何联系，不得再对它施加任何影响。
很快地，几乎是转瞬之间，一位来自一家由天主教的非神职人员领导的重要公司的资深行政主管被匆匆派至德兰斯基金会，并立刻着手了结电视网络项目。
哈里·约翰随即就自己的被逐提出上诉，但未成功。此后，德兰斯基金会在已经与约翰离婚的埃里卡照管下，平静地，几乎是无声无息地继续存在着，不断向天主教的各种公益机构提供小数目的捐款。笼罩在这个案子上的疑团，始终被搁置在那里，未能得到澄清。直到1992年，这个故事才有了一个离奇的，甚至是荒诞的结尾：一直孤身隐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哈里·约翰被他的律师告知，虽然他已不能参加德兰斯基金会的任何活动，但依照有关法律，他仍有权决定自己死后基金会所余财产的归属。于是，他构想出了一个名为“南方十字”的新基金会的轮廓，草拟了它的项目计划，并任命了董事会成员。他随即把这些内容写进遗嘱，并特别提出，在他死后，这个基金会将接受德兰斯基金会存留的全部资产，总数约为1亿美元。
那年岁末，约翰突然中风，并发心脏病。某一天，他的医生宣布，约翰已经基本上成了植物人，并认为再用任何药物都已毫无意义。但几乎与此同时，约翰的前妻出现在病房，强令医生继续开药，让约翰已十分虚弱的生命又勉强维持了两天。而就在这短暂的两天里，德兰斯基金会的小小董事会把它的剩余资产全部处理了：把7000万美元捐给了密尔沃基的大主教管区，其余的钱则以百万为单位分送给了其他一些天主教的公益机构。
这样一来，在哈里·约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时，德兰斯基金会已经一文不名了，他的遗愿最终也成了泡影。公益事业中一个捐赠者遭到如此惨痛失败的离奇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天生的苦行者由于热衷玩弄财务手段而给自己和自己的基金会带来了灾难，但他所受到的惩罚似乎又太过了。
如果要从以上这两个很不相同的例子中总结教训的话，那可能就是：创建大基金会本来就有风险；而在一个狂热的、固执己见的捐赠者领导下，风险就更大了。兰德具有成为大捐赠者的潜力，但他在处理基金会的投资时过于轻率，以致造成灾难。约翰是一个长期献身于公益事业的人：他要么是太不负责任，竟想在管理基金会的投资时得到点个人的好处；要么太欠思考，以为自己能够对抗教会的强大统治集团。当然，也有可能两者的因素都存在。
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都在提醒着我们，像基金会这样的公益机构，也免不了遭遇人世间任何其他事业所会遭遇的危机和意外挫折。同时也说明了，在创建基金会的过程中，情况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有时甚至完全预料不到的。因此，创办基金会既没有简单的成功规律可循，后果也难以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