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嫩伯格在公益事业上的作为，也和这个人的其他方面一样，几乎总是遭到非议，包括质疑他的动机、他的方式和他的意图等。不过，对于他从早年起就一直异常慷慨这一点，是不应当怀疑的。要评价他作为一个捐赠者的作用，我们可以先罗列一些具体事实。只是他的捐赠常常是秘密进行的，从不图名，因而也从来没有公布过一份完整的名单或账目。据一项估计，沃尔特·安嫩伯格给慈善事业的捐助，已经相当于15亿美元；现在每年仍捐出3000万美元以上，未来几年还将捐出10亿多美元。这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顶尖的少数几个捐赠者之一。
安嫩伯格所做的成百上千次的小量捐赠更是难以统计。只要有什么特殊需要或什么人间悲剧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就会慷慨解囊。例如给付不起繁重医药费的雇员以现金补助，给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杀害的达拉斯警察的遗孀以抚恤金，等等。许多这一类的赠予他都悄悄地做了，而且从不炫耀。
以下不完整地列举沃尔特·安嫩伯格多年来捐赠的一些重大项目：
在20世纪40至50年代，以他母亲赛迪·安嫩伯格（Sadie Annenberg）的名义，拿出了一系列百万美元的赠款，捐给联合犹太人机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纽约西奈山医药学校和赛迪·安嫩伯格音乐学校等；
150万美元赠予费城天普大学建造安嫩伯格大厅；
2000万美元赠予他少年时的母校佩迪中学；
每年约捐300万美元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嫩伯格传媒学院，还给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安嫩伯格传媒学院大约同等数量的捐款；
约600万美元赠予费城的安嫩伯格犹太与近东学研究所；
600万美元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安嫩伯格传媒艺术和科学中心（外加200万美元的运作经费）；
1981年拿出1.5亿美元建立安嫩伯格公共广播事业联合公司，向全国的电影制片人、大学、公共电视台等提供资助，支持他们制作供大学课程使用的教学电影或录影课程（其成果包括十多个新的系列节目，如著名的“大脑、思想和行为”、“宪法，微妙的平衡”等）；
20世纪80年代捐出1000万美元给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艾森豪威尔医药中心建造安嫩伯格保健科学中心；
每年捐出150万美元作为安嫩伯格华盛顿计划——一个评估传播政策如何影响美国生活的研究与专题讨论中心的运作经费；
1991年将他价值10亿美元的艺术收藏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为了能够更好地落实各项捐助计划，安嫩伯格很早就设立了一些管理和发放捐款的中介机构。这包括两个大的基金会——以他父亲命名的M.L.安嫩伯格基金会和安嫩伯格基金，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德诺的安嫩伯格学校，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分发捐款的基金会。
总而言之，安嫩伯格的捐赠纪录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不仅在其规模，而且在其创意。过去多年来，印刷和传播的媒体未被社会重视，美国主要的基金会都对它们不屑一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少数大基金会开始对媒体，特别是新的电子媒体有了兴趣。在20世纪60年代，福特基金会出资创办了一个名为电视创作室的实验性节目制作中心，影响很大。几年后，卡内基公司支持成立了一个探讨电视教育可能性的委员会，它直接导致了公共广播公司的诞生。此后，福特基金会为这一新系统的设备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马克尔基金会也在这一领域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这些都是安嫩伯格捐赠事业的前驱。但是，安嫩伯格发挥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他支持创建了一整套为电子媒体培训人才、科学研究和创制新节目的机构，是他把公益事业引入了现代传播领域。
有人对安嫩伯格的某些创举的质量有所非议——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传媒学院、华盛顿的传媒研讨中心等；也不时有人担心拉德诺的安嫩伯格学校所提出的捐赠条件和要求会侵犯或危及接受捐赠机构的自主尊严。不过，安嫩伯格在安排捐赠时明文限制滥加干预的机会，这些顾虑大半也就不复存在了。
沃尔特·安嫩伯格作为慈善家的特殊品质有以下几点：他自从变富以后，一直热衷于慈善捐款。他是一个易动感情和冲动的捐赠者，但又是非常熟练和有策略的。同许多大捐赠者一样，他也表现出对兴建以自己或家人的名字命名的新的运作机构的偏爱。他的捐赠是一种非常个人的行为，他总是要强调自己的兴趣，提出自己的构想，保持自己在所有慈善项目中的权威。
安嫩伯格最主要的慈善创意，都源自于自己的兴趣或念头，来自“沃尔特的灵机一动”——这是他的合伙者们对他给公司出的那些赚钱的好主意所用的赞语。他善于发挥有才干的顾问的作用。他在一系列不同的项目和计划上广下赌注。在与他的受赠者打交道时，他十分精明熟练，甚至咄咄逼人。他不求张扬自己的捐赠，不爱抛头露面，有时宁可秘而不宣。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而再地不循正统而另辟蹊径。实际上，他在公益事业中，如他在商业上一样，是个意志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企业家。
沃尔特·安嫩伯格在父亲去世之后想要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无论是在商业上、在公众事务上，还是在公益事业上。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公益事业上的使命还远未完成。现在他已80多岁，正在谨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他的事务，追加了几笔大的捐款，并开始为在自己死后这些公益事业的延续作好准备。
1989年，安嫩伯格以30亿美元以上的价格，卖掉了三角出版公司的剩余资产。此后不久，他又建立了一个安嫩伯格基金会，作为拉德诺安嫩伯格学校的继承者。据宣布，这个新的基金会将履行拉德诺安嫩伯格学校支持许多其他学校和项目的一切契约义务，同时也会是一个提供一般资助的基金会。他的妻子将担任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基金会将长期运作下去，向他所长期支持的教育事业提供捐赠。
三位后继者之比较
拉斯克、巴克曼和安嫩伯格——这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作为慈善家都成就非凡，但从其他角度看却不尽相同。他们的个性迥异，兴趣爱好大不一样，而且他们的财富数量也很不相等。
这三人在一生中都很早就开始了他们的公益事业，并逐渐积累了作为捐赠者的经验和技巧。在公益事业中，他们全都十分勤奋苦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全是事必躬亲的捐赠人，亲自计划项目，亲自决定赠款。总之，他们三人主要都是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去进行捐赠，而不是靠一批专职人员。
拉斯克夫人是卫生保健事业中的十字军和传教士。巴克曼作为一位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捐赠方面以尖端知识的开发为目标，所作的选择总是十分英明的。他还授权给一所著名的科学学府——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在他死后负责继续他的捐赠活动，这一举措既新鲜又实际。
玛丽·拉斯克和安嫩伯格的捐赠活动，反映了自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尤其是首都华盛顿和传媒作为权力中心，在国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强大。具有传媒业背景的安嫩伯格，第一次把发展现代传播的方针政策定为一个大公益事业的焦点。玛丽·拉斯克则在她征服致命疾病的斗争中，熟练地运用了大众传媒的现代手段、广泛游说和网络联系。她还以自己不多的财产为杠杆，去引导政府改变政策和财政预算。巴克曼和安嫩伯格都有巨额的资产，所以对这种杠杆作用兴趣不大。他们更倾向于赞助许多现有机构，把资金分散注入不同的方面。
尽管他们的志趣、风格各不相同，个人能力也不一样，但是，这三位捐赠者对于美国生活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因而理所当然地应该位列于我们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