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华：是，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点像化缘，告诉大家我们想干什么，想向何处去。所以我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企业家支持《中国企业家》杂志就是支持你们自己，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你们服务的。但是你们又不要小看我们，为什么为你服务？不是因为你们是富人，不是因为能从你身上得到大的回报，是因为企业家这个群体、这个阶层，在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上承担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责任。所以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胸怀远大理想，如果你走的是非常讲究方法的一条道路，那么实际上难是难在前面，难在那个临界点，只要你跨越那个临界点，事情就会越来越容易，你就会越来越快乐。
曾有评价称，《中国企业家》杂志是中国企业家荣辱成败的编年史，中国式的哈佛案例。在二十余年高高堆积起来的杂志里，夹藏与压缩了多少枭雄的梦想，叹息与愀然离去的背影。
这是一株营养价值很高的野山参
我们不要为自己创造那种消极的从容，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从容。
——刘东华
杨帆：您曾经讲过《中国企业家》是“媒体人参”，不知道这是您的一种愿景呢，还是指目前的情形就已经是这样了？
刘东华：它不但是人参而且是野山参。什么叫野山参呢？它的种子落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无法依靠人为的保护，它的成长过程会有很多意外，不可抗拒的因素，可能代价也会很大，周期也会很长，但是一旦它长成了，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随着我们的制度创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有能力做很多事情，当我们再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家参了。我们是把野山参的基因和血脉渗透过家参的经营方式。虽然家参的生长逻辑也是必然的，但是它每个环节和每个环节之间都是可控的，所以野山参的价值更加难得，也更为人们所珍视。
杨帆：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是野山参了，那它怎么样给企业家补养呢？
刘东华：很多企业家他已经有了消极从容的条件。比如企业家会说，既然你们这么误解我，我不干了行吗！我卖掉，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们对企业家们说的是什么？说我们不能这样，改革开放以后，自中国的企业家有条件创造价值以来从来没有容易过，这时候大家心理上就觉得受不了了。我说实际上，历史的进步总是有曲折的，有坎坷的。做任何了不起的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一定有回旋有波折。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是考验我们的意志力。什么叫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不要为自己创造那种消极的从容，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从容。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华激情过人、见解独到，擅长高屋建瓴。他生动形象而又简洁的语言，足可体现出对企业家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体察与关照。
杨帆：那您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企业、企业家的呢？
刘东华：在中国社会当中，中国的市场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和大家对他们的认知，有点像今天的中国在世界当中的地位。因为昨天不允许你生存，连那个缝隙都没有，没有任何空间，拾遗补缺都不行。后来你可以拾遗补缺了，再后来说你是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其实已经是不可替代的了。中国呢？中国原来被人家是践踏、伤害、鄙视、忽略，后来大家发现你在长，但是谁都没有意识到你能长那么快，长那么大。等突然发现你长得太快太大的时候，甚至发现已经对你有依赖的时候，又因为看不懂你，所以怀疑你、批评你、责难你。说既然你这么大个子，你不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吗？然后呢，想把很多你今天远远没有能力承受的责任强加给你。
杨帆：非常生动的比喻啊！
刘东华：我们由于工作关系对这个人群有非常深的体会和认知，我们知道他们非常非常不容易，中国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中国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企业家和政治家的默契。而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受尊敬，他们除了对自己家庭承担责任之外，还要对别人家，对整个地球就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承担更大的责任。
阅读思想
我们非常高兴曾经读了《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今天也非常高兴，“读”了一番这份杂志的引领人刘东华社长。
——杨帆
杨帆：我觉得您不光是一位有理想色彩的领导人，同时也让人感觉到您的心里边真的非常纯净也非常坦荡。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坦荡，更能赢得大家的关注和珍惜。
刘东华：好多朋友都觉得我是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如果你的理想主义要走远的话，你就必须立足现实。知名的企业家柳传志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有理想但是不能理想化。什么叫理想化呢？理想化就是想入非非。我说我们今天没有放弃的理由，绝不放弃。用王石的话说你追求美好的，一般人到达不了的那个地方，很难，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一旦你准备付出艰苦的努力，一旦你准备认真去对待，会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中国古语有一句话就是以简驭繁，而且是以至简驭至繁，就是用简单驾驭复杂，用最简单的东西驾驭最复杂的东西，反过来实际上是用最复杂的努力去追求最简单的结果。
杨帆：您曾经对企业家、思想家、政治家之间的关联有过诠释。
刘东华：我说思想家的伟大在于发现，发现规律、发现真理；政治家的伟大在于选择，因为政治家是管理天下的，一切资源一切力量都在他的管理范围之内；企业家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责任的直接担当者。在我们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这三种伟大的力量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合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媒体人，我们的使命重大，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的责任是客观的、公正的。而一旦我们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就非常值得自豪、值得骄傲。
杨帆：我们非常高兴曾经读了《中国企业家》这本杂志，今天也非常高兴，“读”了一番这份杂志的引领人刘东华社长。您刚才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具有理想化色彩的一个人物，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份理想化色彩是非常必要也是必需的，谢谢刘社长。
项兵：站在月球看地球
我认为我是全球No.1。
——项兵
39岁，他与华人首富李嘉诚牵手，立志打造世界顶级商学院。45岁，他的学生遍布中国各大企业，他被称为具有颠覆性思维的洗脑教授。他说：“我不仅要做最高端的，我还要做全世界学费最贵的。”
简介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1983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1984年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攻读MBA，并获该校会计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北京大学。2001年受李嘉诚先生邀请创办长江商学院，2002年北京校区和上海校区相继落成。
10年成为世界10强的商学院
教授治校或许可以理解为长江的治教之本。
——杨帆
杨帆：项院长，我在几年前听到您对商界以及学界表达过这样的愿望，说是要把长江商学院打造成一个世界级别的商学院。所谓“世界级别”是走进世界商学院前10名？
项兵：前10名。对！
杨帆：同时也有责任为我们中国打造世界级别的企业家，两大誓言，我记忆犹新！
项兵：6年以前提出“10年成为世界10强的商学院”，N多人认为我们是疯子，至少认为我项兵是疯子。
杨帆：当时您还不满40岁。
项兵：这学校首先是取中国经济发展之势，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免谈了。你出再多的钱、提出再多的创新，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比如说非洲地区捐资20亿美金建一个世界级商学院，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向往大海，所以融入长江。30多位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教授加盟长江全职任教，而能够凝聚一大批闪耀于世界舞台的世界一流教授的情况在全亚洲商学院中都少有。
杨帆：您想打造一个特别的学校，肯定会有特别的操作方式。
项兵：我们做了比较多的创新。第一个，因为有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长江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所以长江商学院也许成为中国第一家不需要靠挣钱就可以活下去的学校，这个很重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专心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学术机构。在美国也是一样，为什么除了斯坦福、除了哈佛，世界顶级的机构，几乎都是私立的？因为这些私立的学校不以挣钱为目的，富商、著名的企业家捐了一大笔钱给校长，告诉校长你不是为了挣钱，你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教育机构。所以有了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长江商学院可以不挣钱就活下去，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杨帆：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长江还很鲜明地提出教授治校的理念。教授治校或许可以理解为长江的治教之本。
项兵：我们也许是中国第一家教授治校的学校，其他的学校主要都是行政治校，院长、校长有非常大的权力。在长江商学院，教授的聘任、提升、是不是终身教授，院长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任何权力任命任何教授，我是N多教授投票者之一。所以这个是吸引世界级教授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教授治校”你很难把郑渝生从沃顿商学院聘请过来，把黄明从斯坦福大学聘请过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是全球No.1
你们现在的学费是不是也是全球的No.1？
——杨帆
学费高是被人家看得起的一个先决条件。
——项兵
杨帆：项院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全球的No.1”。
项兵：我在诸多方面引领全球的新兴市场。国企、民企、跨国如何竞争和合作，我认为我是全球No.1！中国和印度如何颠覆全球，我认为基本上做到全球No.1！如何把人文的课程系统地引入到管理教学之中，我是全球No.1，引领全球。今年（2008年）要启动的项目还有研究企业如何捐钱。不仅要知道如何挣钱，还要知道如何捐钱，捐钱是非常大的一门学问。这个研究又是开历史之先河，所以我不是复制的，我是引领。在这一块，我认为我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你比如说韩国CEO项目、印度CEO项目、中国CEO项目，哪个学校做得了？包括世界顶级的学校都不太吃得消。所以当时我们这个项目成功以后是全球震撼的，这就是我说的灌顶式的打法，全世界做不到的我做得到。
杨帆：你们现在的学费是不是也是全球的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