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毫无疑问，韦伯是当今美国最成功的媒体人之一。除了《快速公司》两次获得地位崇高的“美国国家杂志奖”外，阿兰·韦伯与比尔·泰勒还被《Media Week》评选为1999年年度编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认为阿兰·韦伯是全美最杰出的15位杂志编辑之一，《波士顿》杂志将他视作波士顿最有权势的媒体入之一。此外，韦伯还是一位极富知名度的商务演讲者，他与安迪·格鲁夫、汤姆·彼得斯同台讲演；他的文章时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他还到ABC等电视台做特别评论。
我们朝四周看去，新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戏剧性地改变人们如何、何时、何地、为何工作。
——阿兰·韦伯
困境是考验能力的关键时刻
对于一个真正的生意上的高手，我觉得越是在繁荣的时期，那些伴随而来的困境越是考验这个生意高手能力的时候，如“9·11”恐怖事件对每一位商业领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大出风头的新经济杂志来说，考验在2001年就已表现得严峻无比。当《行业标准》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巴特勒自比为20世纪90年代的《商业周刊》的麦克·格劳希尔后不久，这家杂志宣布了停刊。但我的《快速公司》却比任何同行（包括《连线》在内）都更为成功地承受了这场考验——虽然控股人转换了三家公司，不得不宣布裁员，杂志的厚度也不断压缩，但《快速公司》却依旧保住了最成功的新商业杂志的地位。
走进波士顿一幢外貌平常的办公楼内，《快速公司》总部完全与众不同，空间设计风格就像杂志设计一样别致，而员工们身处极为友善的工作界面——一切如我所说的，“追求一种更和谐的工作空间”。
助理编辑安娜说，我的热情与开放感染了所有人。我成了美国最成功的媒体人之一，除了《快速公司》两次获得地位崇高的“美国国家杂志奖”外，我与比尔·泰勒还被《Media Week》评选为1999年年度编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认为我是全美最杰出的15位杂志编辑之一；《波士顿》杂志将我视作波士顿最有权势的媒体人之一。此外，我还是一位极富知名度的商务演讲者，我与安迪·格鲁夫、汤姆·彼得斯同台讲演；我的文章时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我还到ABC等电视台做特别评论。
革命仍在继续
全球化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这个革命还在继续着。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全球化存在不止一个阶段。美国人往往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以美国方式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正确的。“9·11”事件暗示了——整个世界与以前不同了，即世界变得更小。因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即使我读不懂某份报纸，我很尊敬这份报纸，可以理解报业人士在做些什么。所以，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更小”的地方。
而“9·11”表明这个世界仍然存在许多差别。有时这种差别会导致暴力、战争，有时则会带来灿烂的艺术、美妙的地方形象。所以，我从中得到的结论是，全球化仍然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它没有后退，没有受挫。我们必须记住，全球的商业、政治和宗教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变化。同时，我们要努力弄清楚如何相互尊重，尊重差别。20世纪80～90年代，几乎是每一位管理思想家或者是杂志都在宣称，全球化将改变商业领导力（1eadership）。我想，我们正在看到全世界范围内领导力发生的变化。你可以看到杰克·韦尔奇的GE与杰夫·伊梅尔特的GE的不同——他们都是非常能干、专注的竞争者，不同的部分原因是一代人与男一代人之间的差别。
对领导、领导如何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定义每一代人都会改变。现在崛起的这一代人——比我年轻大约5～10岁的一代人——他们已经全球化了，在全世界穿梭；他们使用像互联网这样的科技与人联络，从全世界获得资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电子产品在全世界都有。国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你无法再坚持的提法，全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
所以，我们在“9·11”那一周看到了并非领导能力的本质转变。我觉得，一直都存在着持续的、细小的调整。全球经济仍然是相互联系的。旅行虽然因“9·11”事件而减少了，但仍然在恢复，因为人们无法待在原地不动。
对新技术的极大兴趣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形式之下，人们总是对新技术保持着很大的兴趣，比如一些数字的信息和生物的科技等等。我认为，实际的情况就是前进的步伐可能会有所不同。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没有人来控制它，没有什么人产生一些新的太多的想法，每个人可能都能做出贡献，但是却缺少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乱了。
然后是规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是这样的。比如，我的企业刚刚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还有很多的人愿意到一些小的企业。而不是大的公司去工作。全球最好大学的精英毕业生们选择到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工作。为什么？小企业更自由、更创新、更灵活，有面对挑战和学习的机会。这样的时期繁荣了大约有十年。
现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小企业遇到了困难，而大公司表现更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回到大公司，那儿仍然存在着金字塔一般稳定的结构。但是，可能十年后，每个人又会说。“我更愿意回到小企业工作”。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大企业需要稳定的结构，但在创新方面差一些；小企业更有创新和创造性，但不一定能生存很长时间。当经济变得艰难时，小企业破产，而大公司由于有更深的口袋，能够存活下来。
那么，如今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让大公司变成小企业。也就是说，如何让员工更有创造性、贡献自己的好想法。有些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公司分散成小的单位，但公司仍然是大公司，只是组成部分变得更小，例如，3M公司曾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杰克·韦尔奇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即使在像GE这般大的公司里，每一个单独的部门都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组织运营。
工作场景的巨大变化
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看到了工作场景的巨大转变，技术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资本流动、代与代的变化——这一切都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才真正成为可能。在美国，有比以前更多的女性进入到商业世界，取代了男性统治工作社会。妇女突然开始参与经营企业对于一个组织非常重要，使企业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工作场所变得充满家庭氛围，而不是以前那种只是男性竞争的堡垒。所以，情绪发生了变化，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改变了一切。
1989年，我在日本待了三个月，人们和我谈话就像我在纽约、德国或者伦敦一样。不仅在美国，全球的人们都意识到商业的变化，变得更加个人化，变得更富于创新和创造性，工作场所变得更加友好和民主化。这些想法在当时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并引起了技术和创新的大繁荣。但是，物理学上每一种作用都有一个反作用。这种繁荣同样导致了崩溃，我们对“创意”投资甚重。我们相信每一种技术都会在明天改变这个世界，于是，这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过度扩张的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时，每一种反应都是滑向相反的方向，向相反方向收缩得太快了。于是。我们又不再相信新技术、全球化，或者下一代、工作中的新女性——一夜之间一切又颠倒了，我们现在认为没有什么会改变。
所以，变化正在来临，但不是“立刻”和“只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从世界商业演变中学习到的。不是非此即彼，不是旧经济已经死亡，新经济已经来临。有许多旧经济依然存在，也有许多新经济存在，我们看到它们正在融合、合并、互相丰富，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有趣的革命。所以，我最着迷的是这个游戏继续保持着变化，从来没有完成。你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一切结束。这不是一盘录像带，即插即放，然后倒回来重播——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在美国发展、在中国发展、在日本发展、在巴西发展、在整个世界发展。
阅读手记：未来刚刚发生
记得迈克·刘易斯在他的《未来刚刚发生》中说，孩子会掌握我们的世界，信息非常重要，就像石油在20世纪30年代一样。
对这个问题，阿兰·韦伯说他很希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这么快的变化，场景可能无限多，而我们无法对无限多种选择进行讨论，就让我们谈谈那些“无可替代’’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只是少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无限多的选择，现在的比以前的更多，比如工作地点和消费选择，包括穿戴、交通方式、阅读等等不可异的东西。想一下今天出生的婴儿——这个只有一点大的孩子，你会意识到他有比以前更多的医疗选择，因为我们比以前对基因了解得更多；他还有更多的快乐与玩具，与全世界更加接近。一切难以置信。所以，他说如果未来真的来临，一切都会发生变化。
与韦伯谈话就像阅读《快速公司》杂志一样，你为自己不断获得清晰而富有新意的观念而兴奋。他是我们正在变化的世界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他自觉地抵制了大声喧哗，他拒绝以狭隘的商业观念思考世界，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描述整个社会的变迁，并在这种变迁中寻找能够保留下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快速公司》是一本更年轻而有活力的《哈佛商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