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许在仁爱部，但他无法确定。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囚室，天花板很高，墙上贴着亮闪闪的白瓷砖。隐藏的灯发着冷光，有一种低低的持续的轰鸣声，可能是通风设备发出来的。沿着墙有一圈板凳，或者说架子，宽度刚好够一个人坐，只在门口和正对着门的墙上留出了空，正对着门有一个便盆，没有木头马桶圈。有四个电幕，每面墙上一个。
他的肚子隐隐作痛。自从他们把他捆起来扔进那个密封的警车带到这里，就一直疼。可是他还很饿，这是一种折磨人的、不健康的饥饿。他可能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许是三十六小时。他还是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被捕的时候是早晨还是晚上。自从被捕以后，他就没有吃过东西。
他坐在窄窄的板凳上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已经学会了老老实实地坐着。如果有任何意外的举动，他们会通过电幕呵斥你。但是对食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他最想得到的是一块面包。他想起工装裤的口袋里还有一些面包屑。甚至有可能有一片不小的面包皮，因为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时地碰着他的腿。最后，想探个究竟的诱惑战胜了恐惧，他把一只手伸进了口袋里。
“史密斯！”电幕里的一个声音喊道，“6079号温·史密斯！囚室里的人不许把手放在口袋里！”
他又坐好不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前，曾经被关在一个普通监狱，或者巡逻队的临时看守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久，反正有好几个小时。没有钟，也看不见阳光，很难判断时间。那个地方又吵又臭。关他的那间囚室和这间差不多，但是肮脏透顶，任何时候都挤着十到十五个人。大多数都是普通罪犯，也有几个政治犯。他靠着墙沉默地坐着，被肮脏的身体挤来挤去，恐惧和腹痛占据了他的思想，使他对周围不太感兴趣，但他还是注意到了政治犯和其他罪犯之间的惊人差别。政治犯总是沉默惊恐，而普通罪犯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大声辱骂看守，自己的东西被没收的时候便大打出手，在地上写脏话，偷吃夹带在衣服里的食物，甚至在电幕斥责他们的时候大声顶嘴。此外，有些人好像和看守关系不错，他们跟看守称兄道弟，还试着从门上的监视孔里讨香烟。看守对普通罪犯也很宽容，即使有时不得不对他们粗暴一点也很克制。他们经常说起劳改营，大多数囚犯都要被送到那里去。从他听到的来判断，只要认识人，而且掌握诀窍，劳改营的生活“还过得去”。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贿赂、偏袒和敲诈，有同性恋和卖淫，甚至还有用土豆酿的私酒。只有普通罪犯才能担任管理工作，尤其是流氓和杀人犯，他们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干脏活的都是政治犯。
各种囚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强盗、黑市商人、酒鬼、娼妓。有的酒鬼很凶，其他囚犯合伙才能制服他。一个大约六十岁的大块头女人被四个看守抬着手脚送了进来，她又踢又喊，瘪瘪的大乳房耷拉着，浓密的白色卷发在挣扎中散落了下来。他们把她的靴子拔了下来，不让她踢人，把她扔在温斯顿的大腿上，差点压断了他的大腿骨。那个女人爬起来对着他们骂：“死杂种！”这时，她发现屁股底下有点硌，于是从温斯顿的膝盖上滑到了板凳上。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我不是故意的，是那些家伙推的。他们根本不尊重女性，是不是？”她停了一会儿，拍拍胸脯，打了个嗝，“对不起，”她说，“我不太舒服。”
她向前一俯身，吐出了一大堆秽物。
“现在好多了，”她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说，“别留在肚子里，我一直这么说。趁它在胃里的时间还不长，赶紧吐出来。”
她活了过来，转身又看了温斯顿一眼，好像立刻喜欢上了他。她用一只粗壮的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近了一点，啤酒和呕吐物的味道一直喷到他的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说。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个女人说。“真巧，我也叫史密斯。嘿，”她多情地说，“说不定我是你妈！”
温斯顿想，她确实有可能是他的母亲。年纪和身材都差不多，而且，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了二十年也许多少会有点变化。
没有别人同他说过话。普通囚犯对党的囚犯的冷淡令人吃惊。他们带着一种不感兴趣的鄙薄称他们为“老政”。党的囚犯似乎吓得不敢跟任何人说话，尤其是不敢和别的政治犯说话。只有一次，当两个女党员紧挨着坐在板凳上时，他在嘈杂声中听见了几句飞快的低语，特别是提到了一个叫“101室”的地方，他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来到这间囚室可能有两三个小时了。肚子一直在疼，但是时好时坏，他的思想也时而扩展，时而缩紧。疼得厉害的时候，他想的只有疼痛本身和对食物的渴望。疼得不厉害的时候，他就惶恐起来。有时，他好像真真切切地预见到了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心脏狂跳，呼吸停止。他感到警棍敲断了他的胳膊肘，带铁掌的皮靴踩断了他的小腿；他看见自己被打掉了牙，匍匐在地上求饶。他几乎没有想过朱丽亚。他无法集中思想来想她。他爱她，不会背叛她。但这只是一个事实，他了解这个事实就像了解算术法则一样。他没有再感到对她的爱，甚至没有想过她怎么样了。他倒是更容易带着一线希望想起奥伯良。奥伯良一定知道他被捕了。他说过，兄弟会从来不搭救自己的成员。但是有刮胡刀片，他们会尽可能送来一片刮胡刀片。看守冲进囚室大约要花五秒钟。寒冷刺骨的刀刃会切入他的肌肤，连拿刀片的手指都会被割开，一直割到骨头。虚弱的身体使他对一切都异常敏感，最微小的疼痛都会使他颤抖畏缩。他不知道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他会不会使用那片刮胡刀片。一分一秒地苟延残喘似乎更自然，哪怕再活十分钟也好，虽然知道最终一定是折磨。
有时，他试着数囚室墙上的瓷砖。这应该很容易，可他总是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哪里了。他更经常想到的是，自己在哪儿，现在是几点钟。有时他肯定外面是大白天，接着又同样肯定地认为外面是漆黑一片。他本能地知道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关灯。这就是没有黑暗的地方，现在他才知道为什么奥伯良好像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仁爱部没有窗户。他的囚室可能在大楼中央，也可能紧贴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三十层。他在想象中移动位置，想通过感觉来确定自己是高高在上，还是深埋在地下。
外面传来了皮靴的脚步声。铁门咣的一声打开。一个年轻的军官健步走了进来，他穿着整齐的黑制服，像皮衣一样亮闪闪的，苍白端正的脸好像戴了一个蜡做的面具。他向外面的看守示意把他们领的囚犯带进来。诗人安普夫踉踉跄跄地走进来。门又咣的一声关上了。
安普夫不安地左右挪了几步，好像以为还有另一扇门可以出去，然后便开始在囚室里来来回回地走。他还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存在。他忧虑的眼睛盯着温斯顿头上大约一米的地方。他没有穿鞋，肮脏的大脚趾从袜子的破洞里露了出来。他有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脸上颧骨以下的地方长满了胡子茬，使他看上去像个歹徒，与他高大虚弱的身体和焦虑的动作很不协调。
温斯顿打起了一点精神。他必须和安普夫说说话，不管电幕会不会冲他大喊。可能安普夫就是那个给他带来刮胡刀片的人。
“安普夫，”他说。
电幕没有呵斥他。安普夫停了下来，有点吃惊。他的眼睛慢慢地聚焦在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进来了！”
“你是怎么进来的？”
“老实说……”他笨拙地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种罪，不是吗？”他说。
“你犯了那个罪吗？”
“看来是的。”
他把一只手放在前额上，手指按着太阳穴，好像想努力回忆起什么。
“这种事经常发生，”他含糊地说，“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就是那件事。我太不谨慎了，没错。我们正在编一本权威版的吉布林诗选。在最后一行，我保留了‘神’这个词。我实在忍不住！”他抬头看着温斯顿，义愤地说，“这行诗没法改。它的韵脚是‘杖’(英语中“神”（God）与“杖”（rod）押韵。)。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英语中和‘神’押韵的词只有十二个？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没有其他的词了。”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烦恼不见了，甚至暂时露出了喜悦的神情。透过他肮脏的胡子茬闪现出一种智慧的光芒，好像一个书呆子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事实。
“你想过没有，”他说，“整个英语诗歌史是由英语中缺乏同韵词这个事实决定的？”
不，温斯顿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在目前这种状况下，这种事对他而言既不重要，也不有趣。
“你知道现在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吗？”他问。
安普夫似乎又一惊。“我没想过。我被捕的时候——可能是两天前——也可能是三天前。”他的目光在墙上扫了一遍，似乎想找一扇窗户，“这个地方白天黑夜都一样。我没法知道时间。”
他们漫无目的地聊了几分钟，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电幕里吆喝了一声，叫他们闭嘴。温斯顿安静地坐着，交叉着双手。安普夫个子太大，坐在窄板凳上很不舒服，他不安地动来动去，枯瘦的大手先抱住一只膝盖，然后又抱住另一只膝盖。电幕大声叫他坐好别动。时间过去了二十分钟，一个小时——很难说。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温斯顿的肠子又收紧了。很快，非常快，也许再过五分钟，也许就是现在，脚步声意味着该轮到他了。
门开了。那个表情冷酷的年轻军官走进来。他的手轻轻一动，指了指安普夫。
“101室。”他说。
安普夫夹在两个看守之间笨拙地走了出去，表情有点不安，但还是一脸迷茫。
似乎又过了很久。温斯顿的肚子又疼了起来。他的思绪总是一次又一次落进同一个轨道，就像一个球一次又一次落进同一系列的球洞一样。他的脑子里只有六个念头。腹痛；面包；鲜血和尖叫；奥伯良；朱丽亚；刮胡刀片。他的肠子又一阵痉挛，大皮靴又走近了。门一开，气流带进来一股浓重的冷汗味儿。帕森斯走进了囚室。他穿着卡其短裤和运动衫。
这次，温斯顿大惊失色。
“你也来了！”他说。
帕森斯看了温斯顿一眼，既不感兴趣，也不惊讶，只有痛苦。他像抽风似的走来走去，显然没法安静下来。他每次挺直胖乎乎的膝盖，都能看出他的膝盖在发抖。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总是无法抑制地盯着不远处的什么东西。
“你怎么进来了？”温斯顿说。
“思想犯罪！”帕森斯说，几乎带着哭腔。他的口气既表现出了彻底的认罪，又似乎无法相信这个词怎么会用在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对面停了下来，开始急切地向他申诉：“他们不会杀了我吧，是不是，老弟？如果你什么都没干，他们不会杀了你吧？——只是动了动念头而已，这是无法控制的。我想他们会好好听你解释的。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他们知道我的记录，是不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坏人。当然，我没有什么脑子，但我很积极。我为党拼命工作，不是吗？他们会判我五年，对不对？也许十年？像我这样的人在劳改营里一定是把好手。他们不会因为一次越轨就杀了我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帕森斯边说边朝电幕卑贱地看了一眼，“你不会以为党会冤枉好人吧？”他青蛙似的脸平静了下来，甚至摆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思想犯罪太可怕了，老弟，”他简洁地说，“它太狡猾了。不知不觉它就找上了你。你知道它是怎么找上我的吗？在睡梦中！是的，这是真的。白天我勤勤恳恳地做好我的工作——从来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有什么坏思想。可是晚上我却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像为了治好自己的病不得不说脏话似的。
“‘打倒老大哥！’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好像还说了很多遍。告诉你一个秘密，老弟，我很高兴他们在我进一步犯罪之前抓住了我。你知道出庭的时候我会怎么说吗？‘谢谢你们，’我会说，‘谢谢你们挽救了我，使我不至于酿成大错。’”
“是谁揭发了你？”温斯顿说。
“是我的小女儿，”帕森斯带着一种悲伤的自豪说，“她趴在锁眼上偷听。她听见了我说的梦话，第二天就跑去告诉了巡逻队。七岁的孩子能这么做真机灵，是不是？我不怪她。事实上我为她感到自豪。不管怎么说，这表明在我的培养下，她的思想很正派。”
他又抽风似的来回走了几步，渴望地瞄了便盆好几眼。突然他扯下了短裤。
“对不起，老弟，”他说，“我忍不住了。我憋了好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