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我们党在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在2001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谈及“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科学概念。之后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又多次具体说明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至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所谓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之所以增加“政治文明”的概念，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即物质文明，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进步即精神文明。一定的政治文明建设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一定的精神文明为条件，同时又影响和决定着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6]（P474）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大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特点；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又一个显著特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从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全面推进，并使这三个方面的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也是中华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4、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近年来，在人类生存支持系统难以支持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生态文明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这是因为生态文明是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生态化统一，是现代环境条件下文明进化唯一的正确选择。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他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总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既有区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它们是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矛盾统一体。因此，我们研究中华文明时，不能拘泥于类别的划分，而要把它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把握。
三、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之一。按一般规律，其发展大体可分为起源、形成、发展三大阶段。但是三阶段分别以何为界，则看法有异，下面谈谈我们的意见。
1、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展开热烈讨论，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四：仰韶文化说、龙山文化说、夏代说、商代说。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之所以看法不一，是对文明的涵义及构成文明的要素的理解存在分歧。我们认为，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是构成一个文明最基本的标志。以此考察，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作为文明的主要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序幕。
文字是文明重要的标志，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原始文字。1992年初，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的出土物中，发现了一件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大部分学者主张把丁公陶片上分行直书的符号看成是文字，认为它与古汉字属于同一体系。此外，在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出土了一件陶扁壶上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在陶器、玉器上的多种刻划符号，以及多字相连的陶文。
人们通常把冶金术的发明看成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大标志。龙山时代铜器冶炼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区域广大，东起山东，西达甘青，北抵内蒙，南至湖北，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25处。铜器的质料既有红铜、青铜，也有黄铜。出土铜器的数量各地不等，少则一件，多则三十件。铜器的种类有刀、锥、钻、凿、斧等手工业工具，镜、容器、装饰品等生活用具以及斧等武器，可见铜器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铜器工业显然已初具规模。
城的出现是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争夺人口和财富的战争日益激烈，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产物，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成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共计约20余座。这些城址的面积大小不一。最大的是石家河古城，面积竟达10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址还专有祭祀区，不仅建筑面积大，而且祭坛、台阶、路沟、角门等一应俱全，设计和夯土都十分讲究，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十分丰富。
综上所述，龙山时代作为文明主要标志的文字、城市、金属工具、礼仪性建筑、阶级分化等因素已出现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专门手工业生产形成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当然，这时的文明还显得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确已是文明的开始。
2、中华文明的形成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文明时代是继野蛮时代之后的更高阶段。龙山文化时期，作为构成文明的一些因素已经出现，但由于当时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因而只能是文明的初曙，不能称作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正式形成，是以第一个国家形态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的。这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而且有考古方面的证明。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发现了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文化遗物最丰富，因而定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C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大致为公元前2010~前1625年之间。二里头文化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年代上，都同文献记载的夏朝国家活动的基本情况相吻合。因此，把二里头看作是夏文化，应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从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宫殿基址，以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在房址和墓葬遗址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分层状况，反映了夏朝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存在是可信的。
总之，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私有制出现了，从而“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7]（P157）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房基、墓葬，正是反映出当时阶级对立状况的一斑。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表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不仅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已经出现了国家，官吏、军队、刑罚、监狱等这些构成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分的出现就是标志，特别是有了世袭王权。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从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来看，将夏代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亦即中华文明正式形成的时代，是比较适当的。
3、中华文明的发展
自夏代中国正式步入文明社会后，勤劳而富于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世所罕见、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在发展过程中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任何中断，其发展的连续性、历史记录的完整性，在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文明成果极为丰富，涉及甲骨文字、青铜文化、秦兵马俑、阵法战术、兵书兵器、古度量衡、古代儒学、礼制风俗、传统史学、佛道宗教、科举制度、音乐文化、书法绘画、书籍形制、印刷技术、陶瓷工艺、货币形态、学校书院、古代建筑、车船演变、科技成就、近代报刊、传统节日以及政治组织、行政机构、经济制度、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其中的许多成就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中处于世界最前列，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才能和聪明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风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巨大财富。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是多层面、全方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
总之，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和丰富。同样，学术研究也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探索和总结，促使全面科学的中华文明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尽快建立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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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炜民主编.中华文明简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6]本书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