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胡适一再要求黎昔非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表明他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的学业和研究权利。1932年3月20日黎昔非与吴晗一起前往协和医院探望正在那里住院的胡适，胡适即向黎昔非提出希望他能够“帮助”他办理《独立评论》。黎昔非没有答应此事，因为其时他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做二年级的研究生。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胡适的合作者蒋廷黻仍然在为物色不到“合式的经理人”而“发愁”，当他从吴晗口中得知胡适曾经邀请黎昔非担任此职时“很高兴”，叫吴晗“即刻写信”请胡适“决定并征求（黎）昔非同意”。于是胡适派人送信至黎昔非寓所，再次请他担任此职。由此可见黎昔非是因为胡适的一再邀请才出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胡适当时作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教授，黎昔非是他的学生，他这样一再要求一个在读研究生放弃自己的学业，不能说是对学生负责任的做法。他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没有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利益。胡适曾总结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教育说：“那几年（一九三一——三四）正是国内几个大学埋头苦干而进步最速的时期……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个最好的大学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而北京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黎昔非正是在这个期间考取并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的，1931年6月5日的《北大日刊》的《公告》登载了研究所国学门通告：“本学门本届报名研究生业经考试及格者共21人，计研究……文学者八人：黎昔非……”等。名列前茅的黎昔非正是通过这种“入学试验是很严格而标准很高”而就读北京大学的。作为师长的胡适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将当时凤毛麟角的而又是这样优秀的研究生从学习岗位上拉下来，恐怕不能说是恰当的做法。1936年胡适曾高喊自己“从不曾要学生因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面。”他说这话时他的学生黎昔非已经为他牺牲了四年的学业。
其次，胡适以如此繁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加在一个在读研究生身上，直接剥夺了别人的研究权利。黎昔非在《独立评论》中超负荷的工作情形已见上文所述，在这样繁重、琐碎的工作重压之下是难以进行研究工作的。黎昔非说：“这种杂志发行工作，最初我以为很简单，每天不用花几小时尽可对付，后来事实证明，它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妨碍的。”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的黎昔非，在办理《独立评论》的五年中，只于1937年1月24日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从‘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这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显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这时恰恰是在《独立评论》停刊的四个月期间，表明只要有一点喘息时间，他就能够作出应有的研究成果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独立评论》繁重的工作对于黎昔非的研究带来多大的影响。胡适在把繁重、琐碎的事务加在黎昔非身上，从而剥夺了他的研究的同时，却对他所喜欢的人百般呵护，唯恐其负担了繁重、琐碎的事务而影响了研究。他说：“我当年早看出罗尔纲的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想管住他一点。”他是怎样“管住”罗尔纲的呢？1936年6月29日他致信罗尔纲：“我劝你以后应该减轻编辑《史学》的职务，一个人编两个学术周刊，是很辛苦的。”他生怕罗尔纲太“辛苦”，连学术刊物的编辑也不让他担任太多。而黎昔非担任的《独立评论》职务，不仅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关系，而且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罗尔纲所担任的“两个学术周刊”，他为什么不“劝”他“减轻”呢？如此双重标准、厚此薄彼究竟又是为什么呢？新中国建立后胡适跑到美国当了寓公，他说：“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baby-sitter，困难万分。你们当日有许多青年学生帮忙，有四个小姐帮忙，所以你们可以布置一个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apartment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胡适的“无为政治”就是把他自己“最怕”的“琐碎麻烦”推给别人，以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种“无为政治”是建立在权势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30年代他可以做到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做不到了，不得不“躬亲细务”了。胡适为了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极力排除自己不愿意担任的行政和事务工作，宣称自己是“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那么他考虑过黎昔非“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吗？古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三，胡适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是对别人的“独立”“自由”的侵害。黎昔非的初衷是：“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籍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独立评论》的工作极大地妨碍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曾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但是，“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所谓“相当接替的人”是什么含义呢？那就是像黎昔非这样既具有研究生高学历和水平而又便于控制，既能够超负荷工作而又廉价的“劳工”。这样的人选自然是“不易找到”的，即使神通广大如胡适也是“不易找到”的。在黎昔非的利益与他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剥夺黎昔非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毕生鼓吹“独立”“自由”的胡适，要的是自己的“独立”“自由”，他的“独立”“自由”是建立在牺牲黎昔非的“独立”“自由”基础上实现的。胡适说：“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却将“拘束压迫”施加于黎昔非身上。黎昔非在中国公学上大学时的同学、同乡，1932年秋至1933年春与黎昔非在北平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的丁白清在谈到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情形时说：“我知道他当时很痛苦，又不敢走。”这句话虽然简短，但却很耐人寻味，这里说的“当时”无疑是在1932－1933年之际，可见黎昔非早在这时已经提出辞职的问题了。为什么黎昔非感到“痛苦”呢？这除了待遇菲薄、工作繁重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他的研究工作的“极大妨碍”。令黎昔非和他的友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痛苦”那时才刚刚开始，他还要继续再忍受四年之久，四年前就已经“很痛苦”的他，捱到四年后该有多大的痛苦实在难以想象。显然，辞职与不许辞职的拉锯战是贯穿于《独立评论》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的。何以“又不敢走”呢？谁都清楚，以胡适当时在学术界的权势，并直接掌管着北京大学的权力，黎昔非是决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的。胡适说：“人生如梦，过去甚快，等闲白了少年头，糊涂断送了一个可以有为之身，乃是最深重的罪孽也！”他一再不许黎昔非辞职，怎么不考虑一下黎昔非“等闲白了少年头”呢？他如此“断送了”黎昔非这样“一个可以有为之身”，难道不是“最深重的罪孽”吗？就在办理《独立评论》期间，胡适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却有这样的慨叹：“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拟即专心著述，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他怎么不想一想难道黎昔非就不担心自己“两鬓已斑白”吗？黎昔非就不希望“趁此精力未衰”之时“专心著述”，以了自己的“学术旧债”？他怎么一再不许黎昔非从“每苦毫不感觉兴趣”的岗位上辞职呢？
1929年6月，胡适作为中国公学校长向毕业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易卜生说：‘你们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黎昔非当时作为中国公学三年级的学生，应当也能够亲聆胡适的这次教诲。黎昔非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日后迫使自己“抛弃学问”的，“毁了自己”的不是自己而正是这位言者谆谆的校长和老师。胡适正是按照自己的“预言”把黎昔非逼入这条死胡同的，“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预言”在黎昔非身上应验。
在承担《独立评论》经理人五年之后，“七七事变”发生了，黎昔非不得不回到老家担任中学教师以维持生计。1930年他在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时，已经收到“五华县中”的聘书，但他坚决推辞而北上，抱着“满以为专搞一二年，总能搞出一点东西来，便不难跻身于教授、专家之列”的憧憬。但他的打算彻底落空，七年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在这七年中，除了有一年多是他自己可以“独立”“自由”的时期，从而也是他个人发展的辉煌时期，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则基本上掌控于胡适之手而为其所用。也可以说黎昔非北上七年实际上只是替胡适做成了一桩“大事业”。
胡适办理《独立评论》而实行的所谓“无为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无为思想的开山祖老子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胡适这种虐用员工、舍人为己的所谓“无为政治”无疑更在此“下德”之下了。
二、缘何“忘记了”这桩历史
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社评中还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他告诫《独立评论》社员以及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但是事实表明，首先是这位谆谆告诫世人的胡适“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从而世人也跟着“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
1、如何“忘记”的
欲知胡适缘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先得看看他是如何“忘记了”这位“忠心的看护妇”的？
1956年胡适在台湾出版了《丁文江的传记》，其中有一章题为“独立评论（1932－1935）”，专门叙述他和丁文江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事。胡适写道：“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不取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里不见了黎昔非，而当年在表彰黎昔非时被附带表彰的章希吕倒是赫然而在；这里只有“校对”和“写文字的人”，而没有了当年他曾经列举过的“发行”、“印刷”、“杂务”以及由黎昔非“一个人支持”的“发行所”了。对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在20多年后，他写《丁文江的传记》中有关《独立评论》这一章时，提及《独立评论》校对的事，他只提及章希吕一人，而未及昔非先生。这显然是记忆上的错误，不足深怪。”这似非公允之论。
事实上胡适撰写《丁文江的传记》并非在二十多年之后，而是在《独立评论》于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之后的第十八年——1955年秋，胡适说：“1955年秋天我开始写这本传记”。他只提及章希吕而未及黎昔非也决不是“记忆上的错误”。考胡适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广泛搜集了他所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全套《独立评论》。他说：“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ColumbiaUniv.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全借在我寓里，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他不仅借来了全套的《独立评论》，而且将它“细细读一遍”。那么，包含表彰黎昔非内容的《独立评论》三周年、四周年特大号上头版头篇他自己撰写的社评，他恐怕不会不“细细”阅读的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胡适晚年记忆不及从前，也不可能记不得黎昔非其人其事的吧？胡适对于自己撰写《丁文江的传记》的严格颇为自得，他说：“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我决定用严格的的方法：完全用原料，非万不得已，不用secondhandsources.这是材料的限制。……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就是‘述学’的工作最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丁文江的传记》出版之后四年，1960年再版时胡适又对此书做了认真的校勘，他说：“我借这个重印的机会，仔细校勘一遍。新校出的错误，都在重印本上改正了。”他如此认真对待、严格撰写和反复推敲磨勘的《丁文江的传记》，在论述和总结《独立评论》一事时居然只字不提黎昔非，绝对不会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作伪。
有的研究者推测：“当时大陆上的批胡运动已经开始……胡适大概是担心提到黎昔非的名字，而使其受到牵连。”似乎胡适身在台湾仍然念念不忘保护黎昔非，这个猜测也是不能成立的。1955年，当胡适得知大陆“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时，确实曾经说过：“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苦！”但是言犹在耳，1958年胡适在台湾为了庆祝自己的68岁生日，特地自己出资出版了罗尔纲写的《师门五年记》，亲笔改题书名；其后一个多月又重改重印，广为散发，以致“《师门五年记》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他怎么不担心连累他一贯偏爱的罗尔纲呢？
显然，胡适在总结《独立评论》历史时只字不提黎昔非，不可能是为了保护黎昔非，只能是为了掩盖这桩历史。
胡适掩盖这桩历史也并非始自撰写《丁文江的传记》之时。翻检胡适的日记，人们不难发现，除了1931年3月8日和4月12日胡适两次记载黎昔非的来访之外，此后黎昔非就从胡适的日记中彻底消失了。此中缘故何在？胡适比任何人都重视日记，他不仅一直在搜集、整理其父的日记，而且自己也从留美开始即坚持毕生写日记，尽管有停写的时候。他深知日记的史料价值，1935年12月28日他致汤尔和信中说：“先生之日记实使我稍明白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见史料之可贵。”胡适知道他记日记就是在写历史，如同帝王之“起居注”与“实录”，将来都是撰史的资料和依据。抗战期间，他要求江冬秀“把我的稿子、日记，老太爷的日记、稿子，全托人带到美国来。”后又将其存放美国国会图书馆，可见他对于日记的重视。他在撰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就曾把自己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