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的编撰，是在西魏秘书丞柳虯所写国史和隋朝秘书监牛弘追撰《周史》18卷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各国史书只是详于本国史事的记述，不曾注意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局势。而令狐德棻在《周书》中却大大扩大了记事范围。其所记内容不仅关系到与周并存于北方的东魏、北齐，而且对于南方的梁朝、陈朝有关迁革兴废、年更月异的大事，也一一作了记载，以相照应，从而可以使读者容易知晓各国同一时期的史事。这既体现了令狐德棻卓越的见解，也使《周书》与同期所修史书相比有了自己明显的特色。
正因为令狐德棻注重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因而对一些其它南北诸史均不载的特殊史事，也作了详细叙述。如梁朝宗室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萧詧，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绎所迫脱离了梁朝。后于江陵建立了后梁政权，先后经历三代，历时33年。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其尚书令萧欣曾著《梁史》一百卷，叙述后梁史事很多，而姚思廉《梁书》却没有为萧詧立传，这是编史的一个漏洞。《周书》则把后梁列为北周的附庸国，专设《萧詧列传》记载了这段史事，并将萧詧的子孙和在梁、陈、隋史无传的一些部将附于传末，从而保存了有关后梁的一些重要史料。
令狐德棻在编修中还很注意在列传中保存重要的文献。如在《苏绰传》里，既收辑了他为文帝起草的改革政治、务弘强国富民之道的六条诏书，又收藏了革除魏、晋以来文章竟为浮华艳丽弊病的《大诰》，特别是前者提出的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讼狱、均赋役等六条，深为文帝重视，置之于座右，并令百官必须学习，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措施极关紧要的文献资料。再如《王褒传》记其《寄周弘让书》，《庾信传》载其《哀江南赋》，也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
当然，《周书》也同其他“正史”一样，对许多帝王将相竭力粉饰，这主要表现在对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过分地进行美化。如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祖杜杲在北周原无突出事迹，也勉强为之立传，并妄许他“有当世干略”。这明显是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写法，既不可取也使书中出现了不少华而不实的虚文。另外，由于编撰时材料比较缺乏，因而书中内容不够充实，史实记载亦欠全面，这也是《周书》的一个缺点。
“以隋为鉴”的《隋书》
《隋书》是唐初由史馆众史官撰修的一部史书。主修人魏征，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死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在隋末“同苦隋政”、天下大乱到唐初百废待兴、天下大治的转变中，魏征由参加瓦岗起义军到成为深得唐太宗信任的重臣，使他既看到民众的力量、时代的变迁，又希望唐皇朝富强兴盛、长治久安。因此，他非常担心重蹈亡隋的覆辙，形成了“以隋为鉴”的一整套思想，而这种思想在《隋书》的编修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隋书》共85卷，包括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记载了隋朝38年的历史。其中志编成较晚，只有纪、传是在魏征主持下撰写的。魏征不但把握着《隋书》的主体思想，而且还亲自动笔为各卷写了序和后论。在55卷纪、传的序、论中，直接从不同角度论述隋亡教训的就有20多卷。特别是《高祖纪》、《炀帝纪》和卷七十的史论，集中论述了整个隋朝兴衰的全过程和败亡的根本原因。
首先，《隋书》注重民众，并着力考察了高祖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认为两代帝王虽然都兴师动众，但“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高祖对民“动”是为了最终使民“安”，因此“民致时雍，师无怨讟”，结果得以兴盛；而炀帝则相反，他“视亿兆如草芥”，“虐用其民”，其所作所为是“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卷七十后论）。这里魏征注意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因而纪、传中有20多卷都提到了农民的起义或反抗斗争。魏征还曾多次用《荀子？王制》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劝诫唐太宗，说明民心的向背是决定统治者命运的主要力量。
其次，魏征在总结隋亡的教训时，注意把民生的荣枯与政权的兴衰联系起来。《隋书》不厌其详地将隋末每次大规模征用徭役的情况、死伤的数字以及因此造成的经济破坏，都如实地作了记载，并指出“六军不惜，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是造成“人自为战，众怒难犯”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隋炀帝大规模的征役，破坏了农民的生产，才形成农民大起义，造成了隋王朝的很快瓦解。重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明政治上动乱的原因，反映了唐初历史观的一大进步。
《隋书》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找到现实的治国方法。因而魏征注意将修史与求治紧密结合起来，在总结隋亡教训时，提出巩固统治必须重视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第一，要注意调整官民关系。魏征认为官民关系激化的原因在于官吏的贪暴，“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只要官吏选择得当就可治理好民众。因而书中对循吏梁彦光等人极力称赞，而对卫玄等贪婪暴酷的官吏则大加抨击。第二，要处理好君臣关系。《炀帝纪》一再指出造成炀帝“孤家寡人”、“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重要原因，是其视臣如仆、独断专横。因而魏征强调君臣相辅，明确提出：“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卷六十六后论）只有使各种人才都发挥作用，才利于君臣协力同心以巩固统治。魏征还把求治的思想付诸行动。他刚直不阿，通过“谏诤”的方式曾先后向皇帝提出过二百多项建议，并大部分被唐太宗所接受，从而为唐初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隋书》体例较为严整，如列传分为十六类，安排各种人物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妥当。在同期所修史书中，《隋书》是较好的一部，也受到后代赞赏。元朝在官修《金史》时，就明确提出要以《隋书》作为典范。
《隋志》的内涵
《隋书》中有十志共30卷，虽名为《隋志》但其实际内容却并非只记隋朝史事。原来唐初官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都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于是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等修五代史志。到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历时15年，十志才告完成。书成后，因其是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俗呼为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又因其时《梁书》等五史均已各自单行，而志又难分割，便把它编入五代史的最后一部《隋书》中，因此一般就称之为《隋志》。
《隋志》是《隋书》中很重要一个部分，虽只有30卷，但其分量却超过了55卷纪传。《隋志》的价值不同于纪传，它在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宋代史学家郑樵曾赞扬说：“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无憾，迁（司马迁）、固（班固）以来皆不及也。”（《通志？艺文略》）《隋志》的成就一方面表现在其内容丰富而全面，超过了以前所有各史的书志。另一方面，它又摒弃了旧史志中某些杂乱的项目。如王隐《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都有“符瑞”、“祥瑞”之类的志，而《隋志》将其取消，并影响到后代“正史”再不设“符瑞”一类志，这显然是一大进步。
由于《隋志》均出于名家专才之手，因而论述精确，价值很高。如《律历志》、《天文志》是历法学家李淳风的手笔，记述了五代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是研究古代天文气象学的重要资料。我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也保存在《律历志》中。再如《食货志》和《刑法志》在十志中篇幅最少，但却写出了东晋以后南北朝到隋劳动力的占有、课役的等级和货币制度，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律书的编订及立法和毁法的情况。而《刑法志》中保留下来的“隋律”，则是研究中国法制史不可离开的一部古代法典。
特别是《经籍志》，发展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实为古代一部目录学巨著。目录学创始于西汉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继起有魏晋荀勖《中经新簿》、李充《四部书目》，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但这些著作都已失传。《隋志》以前的目录书，仅有《汉书？艺文志》一种，但其又未注重典籍性质而以学派分类。因此《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把古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近代未变。部类下又分小类，其中史部细分为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杂史、起居注十三种，这种分类法也影响了后来的史籍分类。而且，《经籍志》还详细著录了唐以前的典籍，并写有大序、小序，较系统地总结了从汉到隋六百年来的学术源流、书籍存亡，以及典籍的思想性质，为后代的史书《艺文志》和目录学著述树立了很好的范例。
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
在我国古代，农业一直是社会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农业，研究农业的学者也代不乏人。早在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其中就有一个反映农民理想的农家学派。到了西汉，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比较完整的农业专著《氾胜之书》，对当时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作了总结。可惜大约在宋元时这部书失传了，现在流传的几种辑本，只保留了其中一小部分内容。东汉又有崔寔写成了《四民月令》，反应大地主庄园的农事活动，此书同样也早已佚失。所以我国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当属《齐民要术》了。
《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曾任过北魏高阳郡（今山东省临淄西北）太守。他在编写《齐民要术》时曾经广泛参考前人的有关著作，引用古籍多达160余种，引文几乎占全文的一半。
《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书能有部分内容流传至今，主要是靠《齐民要术》的引录。为完成这部巨著，贾思勰还曾访问许多有经验的老农，收集了大量民间流传的歌谣和谚语。如“湿耕泽锄，不如归去”，是说地太湿就去翻耕，会使土地板结变硬，不如不翻的好。又如“锄头三寸泽”，是说勤锄勤耪，利于保墒。这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此外，贾思勰还注重通过亲自实践去查验前人的记载。如他曾提出黍子宜密植，就是经过比较试种，纠正古书错失而得出的结论，经过多年研究，贾思勰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齐民要术》共10卷、92篇，包括正文和注共11万多字。它主要总结了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详细介绍了有关谷物、蔬菜瓜果、树木的种植法，家畜、家禽、鱼类的饲养法，以及食品的酿制与食物的贮藏法。还记载了有关农作物的异闻以及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这部书为研究我国从西周至北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史提供了资料，为研究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宝贵材料；它是我国现存最重要的一部古代农学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巨著之一。
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贾思勰反复论证了发展农业生产与改革农业的重大意义，并对如何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建议和设想。因此，该书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代的农业生产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公元1020年，北宋政府曾刻印《齐民要术》，发给各地的“劝农使”，老百姓知道后争相传抄。历代农学家编写的农书，如元朝司农司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朝的《授时通考》等，无不注意吸收这部书的精华。就是今天《齐民要术》仍然是研究生产力发展史及农业科学技术不可忽视的重要古籍。
（原载《历史学习》199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