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澹园，又号漪园，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享年八十岁。（关于焦竑生卒年，有不同说法。这里生年据容肇祖撰《焦竑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卒年据明代黄汝亨《祭焦弱侯先生文》，载《寓林集》卷二十）焦竑原籍山东日照县，祖上在明初以军功封副千户，“宦游留金陵（今南京），二百余载”（焦竑《与日照宗人书》，载《澹园集》卷十三），遂世为南京人。焦竑幼年以经学为务，年长曾受学于督学御史耿定向，后又问学于当时名士罗汝芳。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一甲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任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上疏建议修国史，并请焦竑总领其事。焦竑为此曾上《修史条陈四事议》，表达了自己对修史的意见。后因陈于陛病逝，皇宫三殿又遭大火，修史之事中止。万历二十五年（1597），焦竑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遭到嫉恨他的同僚陷害，以取士文体险诞的罪名，被贬谪为福宁州同知。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级。焦竑非常痛恨那些为了取悦当权者而诬陷自己的小人，对官场之黑暗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于是愤然辞官归乡，专事讲学论道，著书立说，成为当时士林领袖人物之一。
焦竑是明代中后期一位著名学者，其学问涉及到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金石、文字等诸多方面。其著述也颇为宏富，有《澹园集》、《澹园续集》、《焦氏类林》、《玉堂丛语》等二十余种。焦竑治学精博，在文献学方面也卓有成就。他既十分重视对前人文献的考订研究，也很注重对当代文献的收集整理，撰有《国史经籍志》、《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国朝献征录》、《熙朝名臣实录》、《逊国忠臣录》、《皇明人物考》等多种有关文献学方面的著作，在明代文献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焦竑其人其著的总体研究尚很薄弱，因而至今还没有见到从文献学角度对焦竑作出系统总结的专论发表。笔者不揣浅陋，试就焦竑在文献学方面的主张及主要贡献略加论述，以求得方家指正。
一.强调“小学固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
小学一说，古已有之，但其包涵的内容，各代说法并不一致。周代小学教授六艺，故礼、乐、射、御、书、数都称为小学。汉代始指文字训诂之学为小学。但是宋代大儒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谓小学仍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还是包括伦理、礼乐的混合体。焦竑则明确指出：“小学，谓文字之学也。”（《焦氏笔乘续集》卷五《小学》）并在《国史经籍志》的《小学》类后论中，对小学学问作了历史的叙述：
古者八岁入小学，习六甲四方与书数之艺，成童而授之经，迨其大成也，知类通达，靡所不晰，而小学始基之矣。《尔雅》津涉九流，标正名物，讲艺者莫不先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兴，随世转易，讹舛日繁，三苍之说，始制字法，《说文》兴焉，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异律，清浊相生，孙炎、沈约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保氏以数学教子弟而登之，重差、夕桀、勾股与九章并传，而乡三物备焉，于是有算数之学。盖古昔六艺，乘其虚名，肄之以适用，而精神心术之微寓焉矣。古学久废，世儒采拾经籍格言，作为小学以补亡。夫昔人所叹，谓数可陈而义难知；今之所患，在义可知而数难陈。孰知不得其数，则影响空疏，而所谓义者可知已，顾世之所显行，不能略也。
这段论述正确地指出，训诂学始于《尔雅》，文字学兴于《说文》，而训诂、文字、音韵为小学的主要内容。由于当时的学术偏向是重义轻数，“义可知而数难陈”，因而焦竑特别强调要重视小学这个治学的基础。他在《小学衍义序》中，引述先师耿定向的话说：“先哲谓为学无小学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澹园续集》卷一）并在《六书本义序》中进一步概括说：“窃谓士于小学固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也。”（《澹园续集》卷二）焦竑对小学重要性有明确认识，自然会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评论“六书”
“六书”，是三代学者分析汉字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研究文字学，首先碰到的就是“六书”问题。焦竑在《焦氏笔乘》中，有十余段文字评论汉代名儒以及宋代郑樵、元代熊朋来、周伯琦、明代杨慎、赵谦等人关于“六书”的看法，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周官》“六书”之名，即“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的前四种，不如班固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妥当，因为后者“因名而可以得其义也”。（《焦氏笔乘》卷六）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体现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对于假借与转注，前人说法各异，且语焉不详，难以理解。焦竑以为，假借“义虽借而音不变”，“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同前）实际说的是借音不借义。《焦氏笔乘》卷六专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节，从《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说文》、《史记》、《汉书》、《孟子》、《庄子》、《山海经》等几十种文献中，摘引出一百多对通假字，以大量的具体例证为假借含义作了注脚。特举二例如下即可见一斑：
《离卦》“离，丽也”；又云“明两作，离。”《礼？昏经》曰“纳徵束帛离皮。”《白虎通》云“离皮者，两皮也。”《三五历纪》“古者丽皮为礼。”离、丽古通用。《左传》昭二十五年“隐民多取食焉”；《国语》“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诗》云“如有隐忧”，隐当读为殷。隐、殷古通用。
至于转注，焦竑认为是“转音而注义”，“所谓一字数音也”。其例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顿，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对，为《周礼》玉敦之敦”。（《焦氏笔乘》卷六）焦竑还对假借与转注作了形象的比喻：“假借如假物于邻，或宋或吴，各从主人；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同前）焦氏对六书的见解虽然未必皆是，但用力精微，确有超过前人之处，不愧为一家言。
在深入研究中，焦竑发现“号称博洽”的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等汉代大儒，“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专作《汉儒失制字之意》一节（《焦氏笔乘》卷六）加以批评，其论云：
姑以释亲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立义，固简而易尽乎？今以六书及许慎《说文》考之，盖父字从（）从｜，（）即手字，｜即杖，以手执杖，言老而尊也。母字从女从两点，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从口从人，象同胞之长，以弟未有知而谆谆诲之，友爱之情也。弟字上象丱角，中象擎手，下象跂足，不良于行，义当从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孙字从子从系，子之系，所以续祖之后也。……细玩篆文，其义立见。乃漫不之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
由此可见，焦竑不拘泥于陈说，注重结合字形探求文字的本义，确实具有高人一筹的训诂水平。
2.撰写《俗书刊误》
焦竑关于小学的论著中，有一部专门纠正世俗错别字及不正规读音的专著，名为《俗书刊误》。该书共十二卷。一至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如说：“恭，俗作（），非”；“易，作昜非，昜乃古阳字”。五卷考字义，如云：“赤与尺通。《禽经》云：‘雉上有丈，鷃上有赤。’雉上飞能丈，故计丈曰雉，左氏‘都城百雉’是也；鷃之上能赤，赤亦作斥，庄子‘斥鷃’是也。”六卷考骈字，如：“合昏花朝放暮合，故名，俗讹呼合欢”。七卷考字始，如：“寺，从寸，法度处也。浮屠初入中国，止鸿胪寺，后佛氏所居因曰寺。”八卷考音义同字异，如：“庖牺”或作“炮羲”。九卷考音同字义异，如：“彾仃（独行）；零丁（孤苦）；铃钉（矛名）；苓艼（小网）”。十卷考字同音义异，如：“红，音工，《汉书》作女红，别作红白之红。”十一卷考俗用杂字，如：“细毛月氄，一作绒；细布曰绒；细草曰茸（俱音戎）。”十二卷论字易讹，摘引了李昭玘、柳豫、李阳冰、王观国等十多段前人关于字易讹误的论述，并举出了许多字形似是而非的例证。总之，焦竑是在对当时社会上语言文字流行的实际状况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后，再经过理论分析，才完成这部专著的。他编撰此书的态度是科学和严肃的，对世俗用字既承认其约定俗成的变化性，又反对乱变滥变。正如他在该书《自序》中所说：“夫书有通于俗，无害于古者，从之可也。有一点一画，转仄从（纵）横，毫发少差，遽悬霄壤者，亦可沿袭故常而不知变哉？”《俗书刊误》是焦竑考辨俗字的一部文字学力作，对研究明代语言文字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贡献很大。但该书亦有小疵，这主要是不大照顾文字简化的趋向，对一些常用俗字挑剔过苛。如说：“辭，俗作辞，非”，“機，俗作机，非”；“還，俗作还，非”；“難，俗作难，非”。而这些俗字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今天已成为社会公认的正式简化字，这是焦竑所始料不及的。
3.提出：“古诗无叶音”的创见
研究文字离不开对音韵的探讨，因而音韵学也是焦竑治学必然涉及的领域。这方面焦竑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著名论断。
“叶音”之说大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当时学者读古书时感到用韵有不和谐的地方，便不加深思地把某字改读为某音，称之为“叶韵”、“叶句”，而且以为古人也是如此以求和谐的。其实这是没有意识到古今语音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唐中叶以后改读古人文字以求叶韵的风气更加盛行。宋代吴棫的《韵补》、郑庠的《诗古音辨》也是以叶韵为基础编成的。焦竑在研究《诗经》时认识到，音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明确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创见。《焦氏笔乘》卷三专有《古诗无叶音》一节，其中说：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禡”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緜》“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穿凿附会，良可叹矣。
焦竑在这里一扫前人读古音的谬误，建立了叶韵即古音的理论。受焦竑的启发，他的好友陈第进一步阐发其古音学理论，撰成《毛诗古音考》四卷，并请焦竑为之作序。陈第之书，列举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诗经》自证，定其古音，后采其他经籍所载作为旁证，细致周到，确凿有据，使“古诗无叶音”之说成为不刊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为推崇《毛诗古音考》，认为开创古音韵研究“以经证经”，“廓清妄论”新局面，“此书实为首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而该书是对焦竑古音韵理论的具体论证和发扬光大，因此焦竑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二.主张文献研究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
焦竑认为，对古文献的认识不应该强求一律，而主张各抒己见，各极其趣。他在谈及唐代贡举《三礼》考试，昭颁天下以孔颖达疏为标准，学者不得违疏时说：“以理推知，唐氏此诏大为未当。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焦氏笔乘续集》卷三《注疏》）这种主张反映了焦竑反对官方垄断学术，向往学术自主自由的思想，在当时颇具积极意义。在此思想指导下，焦竑研究历史文献时，始终贯穿着自主的精神和博采的态度。这可从两方面说明。
1.辨古书真伪，纠前人之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