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阴山地域设郡进行统治的是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6年在位），其设上郡包括魏长城以东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部。《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秦惠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秦迫使魏割让上郡十五县，吞并魏国河西地。公元前320年秦攻入今鄂尔多斯高原，至北河（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秦昭襄王诱杀义渠王，灭其国，在今鄂尔多斯西南边缘设北地郡。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1]（卷110《匈奴列传》）。秦上郡包括今鄂尔多斯东部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一带，直抵黄河南岸。秦昭襄王为巩固新辟北土，在陇西、北地、上郡沿边“筑长城以拒胡”[1]（卷15《六国年表》），约于公元前287年完成。
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前298年），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处，胡服骑射，军事力量大增，占有阴山地域。赵武灵王沿阴山脚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东起代郡，西至高阙，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1]（卷43《赵世家》）云中郡治所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辖境包括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地区，及乌兰察布市卓资山以西、黄河以北地区。云中郡的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建立了训练骑兵的基地。雁门郡辖境包括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及山西北部数县，治所在善无（山西右玉南）。代郡辖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兴和县南部地区。并修建了九原城，故址在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
秦王朝建立以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今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一带，及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史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1]（卷110《匈奴列传》）秦所筑44城基本在背靠阴山、南临黄河的九原郡和云中郡。秦所设置郡县有效地将阴山地域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通过三次大规模对匈奴的战役，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西汉在阴山地域所置郡县，是沿用战国、秦朝郡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扩大，主要有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西河郡等。
三、《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经济生活的史料
阴山地域原始农业出现很早，但真正形成农业经济并得到发展是在秦汉时期。秦朝在设置郡县实行有效行政管辖的同时，还不断迁徙人口充实郡县。如前所述，公元前214年，秦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1]（卷110《匈奴列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还载，公元前221年迁内地民人三万户到北河（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和榆中（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一带）等地垦田耕殖。秦对这些迁入边地垦殖的人给予“爵一级”，可得土地百亩，宅地九亩。由于秦在鄂尔多斯地区实行谪戍和拜爵等徙民垦殖的边地政策，使该地区封建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得到发展，变为富庶繁华的“新秦中”。秦还将今河套以北、阴山以南的五原地区称作“北假”。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集解》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可见秦代曾经在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设田官。田官奉命把土地借给贫苦农民耕种，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至汉代变成“膏粱植谷”的农业区。
西汉在阴山地域拓边置郡实行有效管辖的同时，也进行了以移民屯垦为中心的经济开发。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地贫民自愿前往垦殖和屯田。如《史记》载，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1]（卷30《平准书》）。其中相当一大部分人迁到今阴山地域。汉政府对屯边移民给予大力扶植。文帝为解决边粟不足，“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招民”，“皆赐高爵复其家”。[1]（卷30《平准书》）二是大规模推行军屯，增强边防的同时，开发北边农业。如《史记》载，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1]（卷110《匈奴列传》）。公元前114年（元鼎六年）自“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1]（卷30《平准书》）
阴山地域的畜牧业产生于先秦，至汉代得到发展。汉王朝将大量匈奴、乌桓等人口安置在阴山地域，因其故俗，牧养骡、驴、马、牛、羊、驼等畜群，从事畜牧业。《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载，“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尤其体现在养马上。汉代扶植民间养马，《史记》卷30《平准书》就说，武帝时“天子为伐胡，盛养马”。因此还出现“以田畜为事”的河南人卜式，一次能“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1]（卷30《平准书》）。汉朝还利用军屯在北方边地大力发展官方养马业。景帝时即在边郡“益造苑马以广用”[1]（卷30《平准书》）。汉武帝数次巡边行猎新秦中等地，从者数万骑。卫青、霍去病数击匈奴，各将数十万骑。“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卷30《平准书》）说明上述官方用马，尤其是军马消耗数量巨大，此大多出自北边牧苑，可见当时边地养马业之繁盛。
阴山地域是中原王朝和漠北游牧民族交往的必经之地，在南北东西交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阴山除山脉间的横断峡谷构成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外，阴山地域与内地还有人工修筑的交通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是秦直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秦直道是秦始皇在北筑长城同时，于公元前212至前210年，令蒙恬“堑山堙谷”而筑。直道自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抵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另说包头市西孟家湾），全长1800里（秦制，约合今700多公里），成为当时由秦朝的统治中心咸阳，直达边塞九原郡的一条捷径，大大地缩短了秦朝腹地与北方民族地区的距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西北大平台），运载尸体的辒辌车就是“从井陉抵九原，”再“从直道至咸阳，发丧”。[1]（卷6《秦始皇本纪》）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自泰山复东至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3]（卷6《武帝纪》），所走的正是直道。这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能将直道的起讫地点明确记载下来，并说“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卷88《蒙恬列传》），对秦人开辟直道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总结。直道的修筑，不仅沟通了中央与北疆的联系，加强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也推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进而促进了秦汉时期阴山地域的经济开发。
四、《史记》中关于阴山地域民俗文化的史料
阴山地域的各个民族世代生活在这一沃土上，游牧、田猎、农耕、贸易，生生不息，艰苦奋斗，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民俗文化，《史记》对此也有所反映。
萨满教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相信天神及各神灵的存在，而天神主宰一切，其他诸神灵各司其职，决定人间的吉凶福祸，影响着人事的休咎。阴山地域的萨满教从匈奴开始明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祭其先、天地、鬼神”，有祭天地、祭日月、祭祖先的习俗。匈奴人长期游牧在茫茫草原上，靠天养畜，认为天是至高无上无可抗拒的，因而产生了对天的敬畏。匈奴人还专门铸有“祭天金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右部“得休屠王祭天金人”[1]（卷110《匈奴列传》）。匈奴人认为单于是天所立，称“天之骄子”。单于意即“天”，是匈奴对天崇拜集于单于身上的体现。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4]（卷89《南匈奴列传》）。尤以秋祭为大祭，皆会“蹛林”，颜师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1]（卷110《匈奴列传》）祭天同时也祭地，地为万物之母。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匈奴被汉击溃，失去祁连山、焉支山后作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卷110《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祁连”，匈奴语意为“天”。“焉支”即单于妻“阏氏”的谐音。这首歌对失“祁连山”、“焉支山”的比喻，就反映了匈奴的天地至尊至圣观念。匈奴人重祭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1]（卷110《匈奴列传》）。匈奴人日常生活中一切政治、军事大事均取决于星月之表象，择良辰吉日而行。匈奴人崇拜祖先，定期祭祀，分宗庙祭、坟祭两种。这是其灵魂不灭信仰的一种表现。匈奴人相信死者有灵魂，乞求祖先保枯草原人畜兴旺，免灾避祸。萨满教信奉萨满巫术，匈奴单于常召集部众由萨满巫念咒语、占卜，“咸相影附”以决政治、军事大策。萨满巫术对匈奴的政治、军事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匈奴列传》所载，冒顿单于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刘邦使人贿赂单于阏氏。阏氏言汉主亦有神灵，单于果信，解围之一角，刘邦才得以逃脱。
阴山地域在古代始终是游牧民族活跃的舞台，因而起初的衣食住行都与游牧经济相关。如《史记》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1]（卷110《匈奴列传》）关于服饰应特别提及，《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了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破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大黑河左岸）为骑邑，学习北方游牧民族长处“胡服骑射”的史事。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不仅改进了赵国军队的服装装备，便利了作战，而且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
阴山地域古代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早期多带有母系氏族的遗迹。匈奴人婚嫁一般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聘礼多是羊马。男方要在女方家呆一或二年，为女方家服务。然后女方家赠以厚礼，送女儿到男方家。匈奴实行收继婚制，即子、弟可妻后母兄嫂。如《史记》载，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卷110《匈奴列传》）。表明在一个家庭中，只要没有血缘关系，辈分低的男子可以收继失去丈夫的辈分高的女子为妻。收继婚制度在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这种婚俗产生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由于恶劣的生态条件和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保存一家一族的劳动人手和增强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妇女生儿育女，又始终是游牧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地位显得格外重要。
阴山地域古代民族大多有贵壮贱老、尚武好兵的习俗。如《史记》载，匈奴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1]（卷110《匈奴列传》）。这是由于环境恶劣、生产落后、物质匮乏，财富的积累不能完全依靠生产，征服和掠夺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因而需要健壮的体能和勇猛的斗志，尚武好兵也便形成风气。
匈奴人有自己的参拜、相见礼俗。凡外族人一律去节（符节使者持以为凭），以墨黥面，方准入帐，拜见单于。匈奴尚黑黥面表示尊重。如《史记》载，汉使杨信非贵臣，不肯去节黥面，单于只得“坐穹庐外见杨信”。[1]（卷110《匈奴列传》）
五、简短的结语
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逐步由宏观的描述走向局部的解剖，重视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以上只是对《史记》中有关阴山地域历史文化的内容作了举例论述，但仅此亦可看出，探讨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史记》等重要的古代典籍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原载《历史教学》2012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