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调查，小田洼考察组发现一些动物化石，见官厅考察组发现了旧石器，也拿一件石器给我看，说是从小田洼村西“泥河湾层”发现的。他带我、孟浩、陈胜泉和胡锡奎在“泥河湾层”陡坡上上下下穿梭，孟浩累得气喘吁吁，找到地点，我让他站在那里指着石器，我照完一卷120张照片后询问石器的发现情况。石器一面是干净的，另一面沾满土锈（钙结层），我问他，石器是怎么摆的，他说有土锈的一面在下面。显然这是地表拣的标本，因为暴露在地表的标本土锈形成在上面。我批评他，调查没有发现没关系，工钱照发，但必须实事求是。其实，即使这一步能蒙混过关，我还得进行下一步验证，即亲自试掘发现认可。这位民工曾经给我寄过石器，也说是“泥河湾层”发现的，但我认定全是地表采集的，因为石器标本上布有铁器擦痕，而在旧石器时代是不可能有铁器的。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恰恰演变成了令世人十分震惊的考古大骗局。2000年，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揭露在宫城县筑馆町“上高森遗址”和北海道新十津町“总进不动坂遗址”发现的石器系人为造假。事后经过一年多查实，以“日本原人”为代表“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藤村新一在25年里发现发掘的40多处旧石器遗址大部分都是假的，是将地表采集的石器标本埋到土层里然后由专业考古人员亲手发掘出来，日本许多旧石器考古学家上当受骗，深受其害。1997年，我在日本看到了有关的标本，标本看来是真的，但不少标本带有铁器擦痕，有的有好几道，甚至是两面都有，其擦痕的铁锈风化严重，标本明显具有地表采集石制品的特征。
七、扬长避短
我在泥河湾盆地的调查曾经受到国外同行的跟踪。第一个联络的人是来自美国的艾萨克（GlynIssac），这个人是一个有研究思想方法的科学家，他在非洲奥杜威做过不少研究，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涉足泥河湾盆地，他第一次来中国，因病中断了访问，在返回美国的途中仙逝在了日本。
1986年，美国吉弗德（DianeGifford-Gonzalez）专门考察了泥河湾东谷坨遗址和上沙咀石器地点，她回美国后向柯德曼（DesmodClark）报告了有关情况。1987年，柯德曼在美国百威啤酒大王浩特太太（DianaHolt）的资助下，率领凯西（KathyShick）、卜普（GeoffreyPope）和戴尼斯（DenisEtler）访问了中国，考察了华北的一些主要旧石器遗址。他们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泥河湾旧石器，但是当时阳原县不开放，考察团已经行进到大同的时候，阳原县有关部门通知，外国人不能进入阳原县，迫使考察团的行程临时做了调整。那时候，接待外宾临时改变计划是很麻烦很头痛的事情，因为后面已经安排好的日程都得变动，而且涉及文物、外事和公安等许多部门。考察团访华结束，戴尼斯作为中国女婿随同夫人崔一玲和孩子暂留在岳父母家。这时我策划让戴尼斯实现考察泥河湾的愿望，他穿了我的一身蓝色中山装，闯到了泥河湾。当时，我们从北京永定门（南站）乘火车到宣化（车票3.3元），然后乘长途从宣化到钱家沙洼（车票1.7元），再步行到官厅村，住在王秉忠家。在汽车上，乘客看到戴尼斯特别，好在他的中国话讲得比我还好，说是新疆来的。王秉忠对戴尼斯也很好奇，多次盘问，戴尼斯说：“我是新疆来的买买提。”考察十分顺利，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戴尼斯的泥河湾之行，再次激起柯德曼考察泥河湾的兴趣。
改革开放后，封闭多年的科学研究重新走向世界。大家都在学习外语，我也努力学，但没有正式参加任何学习班，所里更是不可能指派我去学的。我明白自己的语言能力极差，外语绝对成不了长项，但我身体健壮，有两条好腿，我能跑野外，而且专修过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况且我习惯于农村生活，能吃苦耐劳。我也意识到洋人是垂青于中国的研究材料而不是人。我积极进行野外工作，而且就在泥河湾盆地调查研究。由于性格倔强的等原因，申请科研经费基本上与我无缘，所里曾经每年每人有1000元的科研活动费的政策成全了我，因为泥河湾盆地离北京很近，花费不多。实践证明，我自我走向的把握是正确的。不出所料，泥河湾盆地连续发现了几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确实引起了洋人的关注。1988年，我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选中作为中国高级学者访问了美国，当时这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时我还是一个助理研究员，如果按照行政系统选拔，那我连大海捞针的希望也没有。我清楚我到美国的使命，就是研究泥河湾。在美国出访期间，我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高规格接待，柯德曼亲自带我观察标本、做实验以及野外考察，另外人类学家卜普通过浩特太太招待，租用专机接送我，并且我以特别身份单独参观了白宫和美国其他许多地方。当时，柯德曼和卜普分别提出了泥河湾合作的意向，但我只能选择与柯德曼合作。为了实现合作，请出贾兰坡来主持该合作项目，因为我当时还没有立项资格。1990-1992年，我们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得到国务院领导批准，合作发掘了东谷坨遗址。发掘虽然没有发表报告，彼此之间有过不愉快的摩擦，但合作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在旧石器考古田野工作方面达到了我们与国外学术交流的目的。可以说，从此以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发掘真正走上了正轨，这比合作发表几篇论文的科学意义更加深远。
1989年，为了泥河湾的合作，我曾经直接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泥河湾的科学价值很大，不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禁区。不久北京军区给双古所打电话，说泥河湾对外国科学家是开放的，但必须申请办理手续。因此，当我到北京军区作战部办理外国人考察泥河湾手续的时候，负责人李明堂一看介绍信，就说：“啊！你就是卫奇，你写给邓小平的信我们已经存档了，不是我们不让外国人去泥河湾考察，是你们没有提出申请。”我当即进行了赔礼道歉并赠送了几本《化石》杂志，承认自己工作不到位。部队办事干脆利落，几分钟就办妥了柯德曼等参观泥河湾的许可证件。河北省外办也很支持外国人考察泥河湾，有关证明很快寄到了双古所。我持北京军区、河北省外办和双古所的证明材料在北京公安局外国人出入境处顺利办理了柯德曼等考察泥河湾的“外国人旅行证”。
出国考察访问，现在不是难事，但在30年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出国考察访问，基本受惠于泥河湾。而且，双古所对于科学活动十分开放，一向为研究人员的学术交流和开阔眼界大开绿灯，只要不给研究所增加经济负担。我在国外，捣鼓的就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幻灯片。对于泥河湾，虽然有许多人只是看看热闹，但感兴趣的却大有人在。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人类学系的报告中，将人类的扩散与蹄兔的时空演化联系在一起，豪威尔给予“goodidea”的赞许，报告后他特别请我吃了午餐。还有一次与怀特（TimWhite）共进午餐，他说他到中国观察古猿化石，吴汝康说材料在云南，云南的人说在双古所，不给看就当没有发现。我告诉他吴汝康的话应该是好意，因为他不占有化石材料，而与云南方面直接联系也许是可行的。我也告诉他，在泥河湾我如果发现猿人化石，我一定请你观看，严肃尴尬的气氛立即有了化解。实际上，由于过去的原因，中国的古人类学及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思想方法，而且也需要西方人的推进。我们想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
在第一次出访美国前，我协助中国科学院外事局领导陪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时，院领导坦率地告诉我，我的这个访美名额是美方指定的，如果院里安排是不会给古脊椎所的。其实，我也相信，这个名额即使给到古脊椎所，甚至分配到古人类研究室也绝对轮不上我。院领导了解到我的状况，欣然决定给我提供全额的往返机票费，并且免除上缴外汇的任务。当佩戴自己制作的胸牌“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会会前泥河湾旅行导游卫奇”进入报告会场时，我没有受到会议组织者阻拦，感到非常欣慰，令人难以忘怀。
八、泥河湾猿人观察站
退休前的几年里，我曾经一度被吸收进入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高级职称评委会、聘任委员会等机构。这是我预料到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比较体面也风光，但我明白这仅仅是一个临时救场过渡角色，因为当时研究室除了贾兰坡和吴汝康院士研究员外，其他研究员都已经退休了，年轻的研究员没有提拔上来，正处在青黄不接时期。
老人应该自觉逐渐淡出人生舞台。宋代王安石（1021-1086）曾经作过一首讥讽不觉悟老人的诗《老人行》“：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还为老人调。两家挟诈自相欺，四海伤真谁复诮。翻手作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面笑。古来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须论久要。”
翻译成白话诗为：人老心不老，牵强作年少。老逐少者意，少还老人调。老执着表演，少敷衍和好。人生一场戏，戏罢场面消。势利相与交，云雨久不了。当面作恭维，背后嗤鼻笑！古往和今来，同是一辙道。势在趋若鹜，势去另眼瞧。
王安石作此诗时年龄不会超过65岁，也许他在失落中悟出了人生大道。老年人常犯“老年病”，症状有二：（1）今不如昔。人老了，器官老化，感觉衰退，青春活力一去不复返，兴趣小了，味觉差了，主观世界已经远离年轻佳境，而客观世界总是永远无限美好。（2）拽年轻人。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科学进步，一代胜过一代，作为生物个体的一个人有其不多，无其不少。儿女大了必然分离，过年过节电话能问候就好，常回家看看奢望过高。发挥余热，温暖家庭，厮守老伴，才是正道。扶人上马用不着，送一程根本没必要，除非骑马的有残疾。当人梯，束缚人，人梯一晃要人的命。人老自然退休，退休便是享受。认识自己，选准坐标。战胜自己，调好心态。多行好事，不图回报。意念平静，身心舒展。自得其乐，安度晚年。乐乎！美哉！安乎！优哉！
退休之际，我根据研究所的政策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我曾经考虑，退休后买一个打气筒在街上为骑车人免费打气，既做好事又锻炼身体。但是一个好朋友忠告我：“老卫，这事做不得，我们楼旁边两个修自行车的为了养家糊口指望着赚打气的2角钱，你吃饱了撑的，但不能砸人家的饭碗呀！”所以，做好事也会变成办坏事。考虑过回老家或到风景优美地方养老，但都不合适。最后选择在泥河湾盆地东谷坨，这里有熟悉的地貌地层，这里有令人振奋的科学宝藏，这里有相适应的生活环境，尤其这里有纯朴善良的阳原人。因此，最后决定在东谷坨村建立民办“泥河湾猿人观察站”，准备做科学养老。因为自己缺乏大众性爱好，比如下棋、打扑克、打麻将，聊天、吸烟等，所以退休后只能继续延续自己多年养成的嗜好。更何况，我的科学生涯是在泥河湾，泥河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泥河湾的土地哺育了我的科学人生，泥河湾的人民帮助了我，现在应该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因此，在东谷坨村建立了民办“泥河湾猿人观察站”，一方面作为野外科学考察营地为寻找泥河湾猿人化石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作为开发经济实验基地为泥河湾研究转化知识经济进行尝试。建立“泥河湾猿人观察站”得到了我夫人张爱兰的大力资助，也得到了东谷坨村白瑞华一家的鼎力协助，时任阳原县常务副县长杜世昌也积极支持，杜世昌被任命为观察站的站长，我任副站长。我在东谷坨村实验种植了枣树和黄花等，希望能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家致富，但是黄花因成本太高不宜推广，而枣树还在成长之中，其前景也难预料。
刘东生对“泥河湾猿人观察站”的评价说：“在我国这是一个伟大创举。”他在许多场合称赞说我是中国的理查德李基，这是对晚辈人的褒奖勉励。泥河湾盆地，一定有猿人化石，它的出现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的一生，一直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有抢劫扒窃过别人的科学研究材料，相反我带头发掘的许多材料却被他人占为己有。所以，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老卫，你是一块唐僧肉。”我不管做什么事情，包括泥河湾中美合作和三峡工作，总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指手划脚地指责，甚至于横加干涉。我和贾兰坡的关系就是在中美泥河湾合作过程当中崩裂的。我想我在东谷坨建立泥河湾猿人观察站科学养老也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发明家爱迪生说过他的一生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度过的，但我不是名家，也不想上法庭打官司，只想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安安静静度晚年。我将非常心爱的一生积攒的大部分藏书，送给韩国延世大学博物馆，计划逐步退出科学研究舞台，尽可能不做他人的绊脚石。不过，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做事须考虑方方面面。为了泥河湾的宣传和开发，开始我的态度是：“叫我帮忙，我就尽力帮忙。”2005年9月12日，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视察小长梁，阳原县文化局王宏宇突然通知我协助接待，我不假思索就从东谷坨村借了一辆破旧自行车赶到小长梁，事后发现我的帮忙是有碍他人的。所以后来改为“：叫我帮忙，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我就尽力帮忙。”现在意识到“：我老了，尽量不露面好。”但是，就在这么考虑的时候，2012年8月7日上午，阳原县书记王彪亲临“泥河湾猿人观察站”视察，下午河北北方学院也来人参观。似乎我已经坐在奔驰的泥河湾列车上，车不停就难以下车。说实在的，我对泥河湾的多年探索，收获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