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有着超越Facebook的用户数量。周健工表示：“腾讯有人口学分析上的意义，因为它有1亿同时在线的用户，有6亿注册的活跃用户，对于整个人口层面的潜在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我觉得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分析数据决定了腾讯必须要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否则就会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也对不起它所拥有的巨大的用户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腾讯下一步发展，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和产品，而是提升到互联网和人类认知模式、行为模式相结合的社会学概念。在这种概念之下，腾讯可以考虑从社会学、行业发展趋势、公司管理等层面进行更多的研发与探索。”
段永朝说：“我们对腾讯的失望就是对多少年来思考被人们遗忘的失望，包括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忙着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放在脸上，但在思考未知世界的时候他们脑子里面没有问号，他们脑子里面太多叹号，甚至致力于把问号拉直变成叹号，导致互联网未来更多的叹号可能最终很大程度上都变成问号。”段永朝给腾讯的建议是，学会思考，学会焦虑。在他看来，互联网是个变数极大的行业，互联网和社会结合是个复杂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责任、企业的存在方式、企业的商业模式、企业经营的哲学，甚至反垄断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在甄别的时候不能放到过去的框架里面。“比如考虑企业将来到底什么样，就不能再去套科斯理论了，它和过去至少有三个不同：拥有资产不同、活法不同、应当承担的责任不同。再比如，隐私问题到底在如何改变，该如何定义，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段永朝还提到两大可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用一个统一的账号就能对自己在各种网站的账户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正反两面的思考，第一是隐私安全的博弈，我们知道互联网带来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通过互联网的足迹还原一个人，美国十多年前的时候就进行了思考，不允许这种还原，并致力于开发一种不允许还原的加密技术。另一些人则思考如何进行这种还原。另外，国外关于未来移动互联网研究比较多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机会网络，一个是近距网络。所谓机会网络，举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例子，给牛打上耳标，它们擦肩而过时彼此可以交换信息，交换信息有两个目的，一是传递信息，二是可以长远来看野生动物群体的迁徙和轨迹演化。这些未来对人、对社会和企业的影响到底在哪里？”
而周建工的建议是：“腾讯应该去发现和驾驭技术发展的方向，不仅是客户想要什么我就跟什么。处在腾讯这样一个位置，可能需要思考技术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我最近在读凯文·凯利写的一本书，叫《技术想要什么》，技术本身就像人类一样，是一个在不断独立进化的系统，就像一种生命体。他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分析，从能量、物质到信息，不断地使社会自然混沌状态减少，一直分析到信息技术。从信息技术来讲，他认为人类信息技术就像变成一个人的大脑一样，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全球大的趋势会连成一体，这样一个整体可能会具备如人脑一般的功能，而技术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在牵引着人类的需求跟着技术走。所以像腾讯现在所处的地位，完全应该去考虑、去驾驭和研究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光是谈用户体验，我觉得客户和用户体验有的时候会跟着你的技术走。”
王煜全认为，拥有庞大游戏收入的腾讯应该在游戏和教育相结合的领域作研究：“美国奥巴马政府花了几十亿美金成立基金，就是研究游戏如何提升教育水平。游戏是我们所有的未来，美国有一个词叫‘游戏化’，游戏能蔓延至我们生活的一切，可以影响孩子们的世界观。21世纪什么最重要？解决问题的技能最重要。解决问题的技能从哪里学？不是从书本里学的，游戏里面就可以学。这是现在孩子最需要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国际上对游戏的探索非常前沿。腾讯应该思考这些课题。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提炼出来，能不能让孩子系统地去学，真正得到提升？甚至要作很多研究证明这些对孩子的智力非常重要，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去玩游戏。比如美国人现在证明了，影响孩子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延迟幸福的能力，给3岁的小孩一颗糖，能忍得住不吃过15分钟就再给一颗。这种延迟幸福的方法，是可以用游戏来训练的。”
王煜全还建议腾讯利用庞大的用户行为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如何构建一个有信用的网络社会：“我最近都在研究社会网络，我觉得全世界的研究都不够领先，中国有可能在这上面有巨大的突破。我们可能在网络社会上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我在研究网络社会的信用问题：如何在网络社会上迅速实现信用，就像游戏一样。开放的、可衡量的信用体系，可以使得这个社会有稳定的结构，而不是只在微博上骂人，同时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功莫大焉的东西，相当于阿里巴巴在商品市场里面实现了信用，形成它的繁荣。过去10年里，全世界在社会网络研究上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人类第一次拥有大量的网上行为，使我们可以对人的所有的行为进行跟踪和分析，而且是可以就海量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我们对人的理解由此深了一步，以前很多东西都是感性的都是分析出来的，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实践做基础，但是现在有实践数据，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竞争力不会永远只是搭一个或者叫推特或者叫Facebook的基础平台，一定要往上走。”
而吴晓波建议腾讯和业界在互联网公司治理等前沿性问题上有所思考：“首先，互联网行业公司的拐点到底是什么？互联网行业人群的焦虑感比传统行业大很多，我参加过很多行业的战略研讨会，从来没有一个行业像互联网行业这样，5个小时就可能被其他竞争对手干掉。对于传统行业，格鲁夫对其拐点的判断是，第一是单位利润率下降，第二是行业出现比较大的并购事件，第三是技术发展停滞，就认为行业的拐点到了。但这个定义在现在的互联网行业不适用。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世界，到底该如何定义行业的拐点？现在大家恐惧的是社交网络会不会对搜索的优势造成彻底的革命性的摧毁，我认为这是没有答案的，但却需要互联网界的人作一个足够深入的研究，对这个行业的拐点下一个定义。其次是大公司模式的问题。从全球看，这些年有几家公司的发展是很让人担心的，像雅虎、MySpace，可能两三年前它有很高的市值，但是基业长青很难，三五年就不行了。这不仅是互联网行业的问题，可能关系到全球化背景下大公司模式未来的成长机制和成长模型，这个也没有答案，很值得研究。”
10） 除了慈善之外，企业该如何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
若问起公众对于腾讯的印象， 除了是“大公司”之外，恐怕就是“山寨”以及和360之间的纠纷最受关注了。这与马化腾的性格有关，腾讯一直崇尚埋头做事，很少主动和外界沟通自己对各种业界问题的思考，也很少去引导社会思考新问题、新趋势。这种隔阂让它在公众心中面目模糊。
再看看全球新经济时代的王者谷歌，它主动而成功地为自己营造了第二角色：大多数人想起它时除了想到搜索，还会记得另一串信息—“不作恶”的信条，可以带宠物进出的办公室，20%的创新时间，拥有顶极大厨的美味食堂……这些在人们脑中构建了“这是一家崇尚创新、思想自由的公司”的正面印象。更重要的是，人们会记得谷歌的翻译、谷歌的流行病趋势、谷歌的基因计划和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大力投资，这些让谷歌扮演了一个有社会责任的角色。
腾讯并非没有承担责任。2007年，腾讯设立公益慈善基金会，这是互联网行业第一个由企业设立的公益基金会。原始基金为2 000万元，由腾讯公司捐赠。之后，腾讯公司每年会将利润的一定比例捐赠给该基金会。基金会依托腾讯平台向社会募捐，以扶持青少年教育事业为主，同时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兴教等各种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截至2010年年初，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近3年来，共累计捐赠1.22亿元。
为什么这些都不能给公众留下太多印象？
“我不认为做慈善是最好的选择。做慈善是一个技术含量较低的事情，只要有钱就可以去做。要做到技术含量高就要通过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这个行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才是做慈善的真正含义。”喻国明说。付亮也表示说：“腾讯做了很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包括公益基金等，但是回头看看，这些事情跟其他的公司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能告诉我腾讯的什么产品跟社会或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了吗？我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如果仅从一个公众人物的角度考虑的话，如果我总是不断得到这样的信息，这家企业做的事情总是对这个社会有利，对这个国家有利，我对它的看法就会不一样。”肖华说。
王冉亦持有同样观点：“腾讯现在没有在社会大格局中去推动变化。”也就是说，在一家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技术和产品驱动是第一个阶段，随着企业的壮大，其必须具备更多社会学的含义。
在将公司策略和社会大势结合方面，阿里巴巴有可借鉴之处：一方面通过《赢在中国》等一系列的策略，马云展现出一个青年创业的导师的形象；另一方面，关于“网货、网商、网规”的“新商业文明”理念的提出也切合并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势。肖华认为：“淘宝打的所有广告都是以促就业为主题词，这样做会给公众留下很好的印象，这可能是像腾讯这样技术主导的企业会忽略的地方。”现在打通阿里巴巴和淘宝，又跟中国另外一个情况契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阿里巴巴原来出口的东西没有品牌，现在引导他们在淘宝上建立网络品牌，推动了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一大势。
“虽然我们都知道，淘宝上会存在假冒伪劣、版权等一些问题，但是它通过解决另外一个社会问题，来化解这方面的危机。”王冉说。
吕伯望也认为，如阿里巴巴这般输出文化，才是企业最能展现其价值的方式：“阿里巴巴以前和百度一直在打口水仗，而且每次都会被列入科技业十大新闻事件。但是这两年阿里巴巴不太打口水仗了，忙着到处开新闻发布会，为什么？阿里巴巴始终在向外输出文化—马云所提的‘新商业文明’。这种文化一方面对阿里巴巴是一种约束，它的行为需要在‘新商业文明’的框架下，各个子公司和对外部门都要服从‘新商业文明’的守则，能够把企业员工约束好。另一方面，既然是一种文明输出，它也影响着一大批人，影响着意见领袖，也影响着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相当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大气场，总体上是对阿里巴巴有益的。阿里巴巴这几年见诸媒体的大事件都是报道大淘宝战略、‘新商业文明’，我觉得这种做法更大气一些。公关肯定不是消防队，不是事件一出就救火。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腾讯有这样的文化输出，实际上不只是商业的领域阿里巴巴可以做起来，在整个社会化网络和网络化社会，在互联网赖以生长的土壤上，文化也是值得做的。”
梁春晓分享了阿里巴巴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经验：“互联网行业，中国已经走过了技术影响商业的阶段，开始了商业影响社会的进程。这时作为一家企业，该如何界定自身的社会责任？我们在2007年年底做国内互联网行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时，就比较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企业有两个层次的社会责任：一是做好事，也就是做慈善、扶贫救灾；二是更高的层次，即做好人，骨子里就是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阿里巴巴，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企业战略是融为一体的。2010年年底，我们与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合作，作了‘沙集模式’的调研。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的一个村1 100多户，有600来户在淘宝开网店，去年实现了3个亿的产值，原来村里有1 000多人外出打工，现在大都回来了。我到那个地方去了三次，真切感觉到作为电子商务人的社会责任和幸福。对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来说，这样的社会责任和商业模式就是一体的，不是两张皮。而且，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实现也能对企业员工形成强大激励，影响非常深远。”
相反，百度和腾讯非但没有营造这种有社会责任感的角色，反而分别在“盗版”和“创新”方面与相关产业链形成对峙，导致虽然很多人在用它们，但其社会形象却直线下降。
因此，王冉建议：未来企业要想赢得尊重，不仅要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也要想怎样让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务更多能够解决一个更大背景的问题，比如文学和音乐作品的分发和版权保护，比如扶持和鼓励创业者，比如带动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