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满周岁那一天我很忙碌，隔着长江和汉水，从城东到城南请来了儿子的姥爷、姥姥、舅爷、舅舅和小表姐，迎客入门，沏茶切瓜，上灶炒菜。那忙其实早至一周前就开始了，筹划买什么样的菜，做什么样的冷盘和水果什锦，订做的蛋糕用什么样的字，儿子生日那天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不用弄点儿毛笔呀印章呀手枪呀支票呀让儿子抓它一周，事无巨细，都是要考虑周到的。
那天果然是热闹。儿子的伯、姑、叔都有精致的礼物送来，加上姥爷家里人送的礼物，差不多把小人儿埋起来了；大家争着逗小寿星，要他表演节目，胶卷拍了一个又一个；小寿星晃晃，满屋子乱窜，被极热闹的场面刺激得十分兴奋，大叫不已。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家二十来口人围坐得亲密无比，父亲先端了酒杯，从桌子那头弯了背伸长手过来，与儿子的果子露轻轻碰了，笑眯眯地说：“笑笑，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我正从厨房端了一道热菜进来，看到了那个场面。父亲硕大的白发苍苍的头颅和儿子玲珑的绒毛细密的头颅凑近到一块，儿子要夺父亲的酒去喝，父亲连忙护紧了酒杯，说：“喝不得，喝不得，爷爷这是酒。”
我回到厨房，突然感到心里空空的，有一种极其疲倦的感觉。我靠在灶台边，呆呆地发愣。我想我忽略了什么——不是儿子生日这一天，而是我这三十年。我想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他一向没有过过生日，我这个做儿子的，竟不知道他出生在哪一天。我这是怎么了？
我从小就惧怕和疏远父亲。
自小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高大威严从来就没有笑容的军人。他工作忙，长期住在单位里，平时不怎么回家。母亲总唠叨，她生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时，父亲没有一次是在场的，只是差他的秘书或者司机到医院里问问，孩子是不是生下来了，母子是否平安，连男孩女孩都不问，好像那种事只是母亲的，用不着他来问似的。母亲要回家去，他就下命令，说，回家干吗？医院里有吃有喝，还有人照顾，比什么不好？回家去谁照顾你？我们兄弟姊妹就是这么生下来的，生下来后，由保姆带大，保姆是组织上经过严格审查后请来的，政治可靠但人情淡薄，她们主要的任务是把我们喂得肥肥的，抱起来有沉重感，不要发烧感冒什么的，别的就不管了。至少我从不记得我的保姆她给我讲过什么故事，猜过什么谜语，或者和我玩过手拍手的游戏。
记事的时候已经习惯了父亲永远地不在家，偶尔逢着父亲太阳西边出来地回家来，就觉得惊喜，就觉得有客人来了。我一直认为父亲他回家来并不是看我们而是看我们的母亲，他在外面奔波得疲劳了，受到挫折了，有了伤痕了，回家来和母亲发发牢骚，说说如鲠在喉的话。他如鲠在喉的话大部分与私人生活无关，是历史的时代的世界的，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太小，听不懂。父亲并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能听懂，他并不讲给我们听。他也不抱我们，不和我们说话，即便是问我们的情况，也是向母亲问，好像我们这些孩子是一些小动物，在没有长大之前，不能和他沟通似的。这一点我们也习惯了，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父亲他总得陪我们玩一玩，就算我们是小动物，我们这些小动物是他这个大动物生下来的，他也应该陪我们玩一玩。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早先是一个彭姓买办的园林式别墅，环境很幽静，有时候我们缠着父亲带我们散步，父亲极不情愿，母亲看不过，说了话，他就皱着眉头万分无奈地领着我们往花径小道上走。他挺着胸，甩着手，昂首阔步，行军打仗似的，脚步蹬蹬地走在前面，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我们在后面，紧跑慢跑也跟不上他的步子，实在跑不动了，我们便站下喘气，眼睁睁看着他大步走远，一个人快乐地散步去了。
我的小学是在西南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念的，读寄宿，每周回家一天。周六下午，父亲的司机开车来接我和二姐，有时候父亲忘了，我和二姐就自己走回家去。家里通常只有母亲。母亲比父亲小十三岁，党内是同志，婚姻关系是妻子，但实际上，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她从来都是父亲的下级，所以母亲一向无法向我们说明父亲的去向。
星期天自有许多乐趣，即使没有父亲的星期天，我们仍然可以到处去疯。疯够了，便回家缠着母亲讲故事来听。母亲嗓子很好，饺子包得也不赖，却不擅讲故事，经不住我们缠，就拿出几本相册来，哄我们到一边玩。相册装着我们家的历史，其中有一本，里面全是泛黄的照片，有些一看就知道摄像师的技术很糟糕，人影照出来是模糊的。照片差不多全是父亲的：父亲在红军随营大学里的照片；父亲在抗大二分校当学员时的照片；父亲腰里别着手枪威风凛凛骑在马上的照片；父亲披着鬼子的军大衣站在东北雪地里的照片；父亲身着军礼服胸前佩戴着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的照片……
父亲在照片里，英俊威武得令人佩服。
从小喜欢英雄，知道英雄和常人不同，是能战胜邪恶和怯懦的，知道英雄能够做的事，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英雄是梦里的人物，如果他成了父亲，那喜欢就加倍，并且多出了一分骄傲。问母亲，父亲怎么就成了英雄？英雄怎么会有孩子？英雄的孩子算不算是小一点的英雄？母亲就说，你们的父亲，打仗成百上千，杀人成百上千，立下的战功一堆一堆的，也是成百上千；母亲说，英雄当然得有孩子，英雄要没有孩子，等英雄老了，动不了了，谁来接他的班当英雄呢？母亲说，英雄的孩子当然是英雄，必须是英雄，只能是英雄，要不然，老英雄看着别人的孩子去当英雄，自己的孩子当了狗熊，那可不就气死了？母亲那么说着，我在一旁想，我想父亲他打仗的样子，杀人的样子，把一堆一堆的战功立下来的样子，我想不大明白，只觉得那样的父亲很朦胧，很遥远，英雄倒是英雄了，却不怎么像父亲。
我小学毕业那会儿，“文革”开始了，父亲退下来了，我的灾难也就随之而来。
父亲脾气暴烈，性格刚直，丢了官职，回来统领家，便拿家当军营，家规如同军令，严格无比，谁要犯了，军法从事。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小弟，还有两个领养的亲戚家的孩子，属于夹塞的。父亲喜欢大哥和亲戚家的孩子，母亲疼爱小弟，我和姐姐们属于爹不疼娘不爱那一类的。父亲在对孩子的管教上有明确的家规：两讲一打。先讲道理——其实是训话——而后就打，打完再讲，绝无破例。要说我小时候实在算得上一个好孩子，学习成绩不错，院子里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怎么惹事，惹事的是小弟。小弟顽皮，在外面惹事不休，娄子捅下了，人家告上门来，父亲不肯让人说闲话，家规就要搬用。通常父亲在搬用家规的时候，要留意母亲的面子——那个时候，丢了乌纱帽的父亲和没丢乌纱帽当着院党委书记的母亲之间的地位有了微妙的变化，母亲已不甘心再做下级了，常常拿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做抗争——小弟不能轻易打，便拖我出来出气。打是那种极其法西斯风格的，不问青红皂白，大巴掌劈头盖脸直扇后脑勺，伴以痛快淋漓的呵斥——我以后读书常觉着脑子不管用，挺明白的道理，就是反应不过来，我怀疑就是小时候被打后脑勺打坏了的——打毕，山崩地裂地吼道：“去，到毛主席像前跪着，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反省不好，不许吃饭睡觉！”我不如二姐，二姐性格倔犟，皮硬嘴硬，挨打时从不叫降，一边打得哭，一边跳起脚来骂：“我不是你们生的！我是你们从垃圾箱里捡的！你们是万恶的地主资产阶级！你们欺压穷人百姓！长大以后我非报仇雪恨不可！”我特别佩服二姐，我觉得二姐若是做了地下党，当如江姐，浩气长存，一定是个好地下党。我就不行，我吃不住痛，也吃不住暴力恫吓，叫跪，立刻就跪了，一边偷偷地流泪一边在心里委屈地想：毛主席呀毛主席，快来救救我呀！
那个时候，我恨极了父亲。我觉得父亲太不讲道理了，他明知道我小，打他打不赢，凭什么要打我？他怎么不和他一样大的人打去？他若真是英雄，他为什么不和别的英雄打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如果父亲是红军，我定当白军，报仇雪恨，对头到底！
父亲从未对我亲昵过，哪怕我学习很好，总考一百分，哪怕我从不大声喧哗，乖得像只小白兔，哪怕我会讲故事，会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看小人书，全世界的大人都夸我，这孩子，多好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父亲对我堂兄表姐却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回了一趟麻城老家，把他当红军营长战死在四川通南巴的大哥的遗腹子儿子接来，以后又从东北接了我母亲的一个侄女来，堂兄表姐从此成了我们家庭里正式的一员。父亲很精心地抚养着两个亲戚的孩子，上学读书，参加工作，成家过日子，一样一样，半分也不贻误。父亲从不捅他们一个指头，连和他们说话都是轻声轻气的，好像他们才是他亲生的儿女。记得堂兄读中专时便偷着谈恋爱，以后不好好念书，闹着要结婚，如此原则大事，父亲居然不晓之以道理，不侍候以棍棒，甚至不反对，最终风平浪静地依了堂兄，让我在费解之外，觉得这个家里分着不同的阶级，有太多的不公平。
父亲对乡下的亲戚，也是极尽照顾之事。他有两个妹妹，还有数不清的三亲六戚，他除了隔三差五地回老家去看看，召集他们开会研究情况，巴心巴肝地为他们搞拖拉机、电缆线、水泥、化肥这些紧俏物资，还常寄钱给他们。母亲为此事极不痛快，她对父亲说，我这辈子，光为你们老邓家做牛做马当奴隶了。父亲就批评母亲，说她没觉悟，不知道什么是农民。母亲曾想扭转这个局面，也有过家庭政变的举动，但事情到后来，总是以失败告终，丝毫不曾动老邓家半点乾坤。比如有一次，一位远到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要娶媳妇，差他做新郎的儿子写信来“报信”，父亲看了信大为高兴，照例要母亲寄钱去表示祝贺。母亲不干，将钱先藏了，说，家里没钱了，就是有钱，也得留着养这个家。父亲愤怒地说：“就算我的工资要留着养家，我的残废金呢？你把我的残废金拿出来寄去！”一句话，母亲就乖乖地去了邮局。
“文革”时期，我家住在武斗盛行的重庆。重庆的武斗，差不多算得上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了，白天枪声四起，炮弹到处开花，夜里曳光弹在天空中窜来窜去，渝州无处不飞花。有一次，一群刚武斗完撤离战场的学生路过我们的院子，发现院子里的池塘里有鱼，便兴高采烈地用自动步枪朝水里猛扫，还甩了两颗手榴弹。院子里年轻的兵们早躲了，却有几个休息的老干部不识趣，硬要上前阻拦，双方争执起来。有一个青年学生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对天就是一梭子。院子里的人全被惊动了，家属们在远处着急地喊：“快走开，别惹他们！”我本来站得很远，看见父亲走了过去，推开那些人，我就跑过去，挤进人群。我看见父亲眼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把学生手里的枪往边上一扒拉，拍着胸脯说：“小子，有种的冲这儿打，我玩枪的时候，你爹还没生出来呢！”围观的人哄然笑了。那个学生也尴尬地笑了。
那天双方很友好地分手，学生们恳请院子里的老军人去给他们讲讲军事课，后来去没去不清楚，但学生们来了一次是真的。学生们来是慰问演出的，我记得有一个舞蹈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跳舞的女学生一个个长得都很漂亮，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入迷。
父亲那晚没去看演出。他从来不看任何文娱性质的表演。有一次他看大型歌舞《东方红》，没看完就抬腿走掉了，他说那全是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