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五六月间，藏东南海拔4146米的迪嘎山一带，我和四个年轻的边防军人从一座高地上下来。四个边防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
一名军官，三名士兵，他们陪我上高地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那名年轻的军官对我说，你应该先去看一看，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他是突然对我说这句话的。他说这话时胸膛起伏，语气是急迫的，充满了渴望，好像他要我看的，不是一段冷冰冰没有生命的裸露出大片砾石的土地，而是他们自己生命中没有遮掩的一截骨血。
那个时候我刚经过几百公里的颠簸到达边防驻地，饭刚做好，是用高压锅煮的面条，每人一大碗，为了款待我，团队主官下令开了两个600克的罐头，一个是丝毫没有植物样子的缩水菜，一个是极像塑料制品的午餐肉，一并放在桌子中间。我被那名年轻军官急迫的口气和渴望的样子感染了。我尤其对他那么急切地要我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感到好奇。我说那就走。我们就走了。我和那名年轻的军官。三个更年轻的士兵跟了上来，走在我们身后。开始我不明白，以为有首长吩咐，三个兵是来关照我的，后来才知道不是，没有人吩咐他们，是他们自己要去的，那是他们的砾石地带。
我们攀上高地去看边境线的那一头。那一头是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西巴霞曲地区，由印方控制着。准确地说，这里说的边境线，不是严格意义由中印两国政府划定的边境线，不是上个世纪中叶中印两国政府和边境居民长期恪守的习惯分界线，只是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之后，才在双方的约定中成为两国边境的当下分隔线，按照政治述评家的说法，叫实际控制线。“那一头”也不是印度，仅仅在数十年以前，它们还由西藏的藏、门巴和珞巴族山民世世代代居住着，在开满艳红色狼毒花的水灵灵的草原上，奔跑和晃悠着藏民们豢养的头大如斗的藏獒和毛长如披的牦牛，是传统的由中印两国认定的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至今还在中国的版图中。
历史上，中印两国边民长期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两国政府也没有过边境线的权威划定。1914年，英属印度斯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为扩张英联邦在全球的殖民势力，想当然地抛出了一个“西姆拉条约”，这一条约以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依索拉希山口到不丹全长860公里为切口，从中国的版图上划去门隅、珞渝、下察隅等一大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的做法遭到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印度政府因为心虚，吞吞吐吐，模棱两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没有敢把这条莫须有的“边境线”正式划入印度的官方地图中。上世纪中叶，因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中印双方关系生恶，导致边境领土之争。1959年8月25日，印军武装人员第一次在中印边境东段的朗之制造了流血事件，自此以后，双方在实际控制线一带不断发生军事摩擦。1962年8月20日和21日，印军突然袭击了中方驻守择绕桥西的边防哨所，打死打伤中方军官士兵各一人。8月24日，印军再次进攻择绕桥，打死中方士兵三人，中方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双方处于对峙阶段。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东段的克节朗战役打响，两国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边境战争，中国军队全面出击，在克节朗全歼印军步兵第七旅，基本歼灭印军炮兵第四旅，一口气将甚嚣尘上的印方军队撵到达旺地区，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将其撵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一方。战争结束以后，中方以外交韬略计，主动撤军，一退再退，不但退出了战争停止时的实际控制线，而且退出了战争开始时的实际控制线。那是一场在战争一边倒的胜利之后的胜利者的撤退，撤退的结果，是失败的一方在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重新甚至更多地蚕食并占有了中方的土地。这样的分隔线，中国一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任何一次由国与国之间领土诉求导致的战争，其发端肯定源自于执政者的政治姿态，而结果却未必能够印证这种姿态的正确性。据我所知，战争从来没有给任何一方的军人们带来过恒久的荣耀和欣慰，比如上世纪中叶的那场中印战争。在那之后，中方历代卫戍中印边境的官兵们，他们对数十年前的那一次撤退都不以为然。他们对在战胜之后仍然失去着的“那一头”耿耿于怀，老有一种怎么也想不通的痛苦的耻辱感。他们甚至回避谈论那场打赢了的战争。那场战争改变了交战双方许多军人的命运，在战争中，他们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成了俘虏，有的成了冷冰冰的尸首。不管是战争中的英雄还是尸首，几十年过去后，没有人再记住他们。边境线沉默了半个世纪，当年被战火烧成了灰烬的山谷如今早已复苏如初，生长出大片美丽的高山杜鹃，没有经历战火的森林依旧是原始的，耸立着合抱粗的红松，披挂着大片鹅黄色的松萝，有自由自在的绯胸鹦鹉和白腹歌鸫在其间快乐地嬉戏和歌唱着，而那并不是和平时代的象征。双方的军人年复一年地匿伏在苔藓覆盖的战壕里，等待着随时可能打响的下一场战争，等待一场雪耻之战的打响。人类有理由用高尚的祈祷之木撞响和平之钟，但不得不说，那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那真是一大片美丽的土地。我是说实际控制线的那一头。它和我脚下这片除了砾石什么也不生长的土地不同。它是森林的、河流的、灌木林的、草原的，跟一幅画似的。因为天气不好，能见度不高，远处的花朵看不见，但能闻到；鸟儿看不见，但能听到；而且有雾，在森林和沼泽地中突然升起，乳白色的，迅速朝砾石地带涌过来，并且弥漫开来，把人裹入其中，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段时间我和四名年轻的军人被那样的雾淹没了，我们如迷路的鹤一般伸长了脖子，站在那样的雾里遥想远方，没有人说话。我突然有些伤感，很幼稚地想，不知道那些雾，那些扑面而来的雾，它们是不是孤独的，是不是被抛弃了，抛弃得太久，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回到家乡来。
雾淡下去的时候，我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而且觉得有点冷。我说走吧。一名军官三名士兵没有动。我扭了头先走，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跟了上来，大家仍然不说话，朝高地下走，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走了一段，其中一个兵突然赌气般地说了一句：我们这边的地势比他们的高。我没听懂他的话，站下来发着愣看他。他不解释，又恶狠狠地补了一句，我们的月亮比他们的大。
一退再退，退到了最高处。高处不生长植物，只生长砾石。在光秃秃的山冈上站着，没有遮拦，没有牵挂，天袒露得近，月亮很大。
我脚下这片土地没有雾，只有雨水和每年一百天以上的大雪。因为没有植被，存不住雾，雨径直地下来，把泥土冲走了，留下再也冲不走的砾石，鸟儿在这种地方寻找不到其他的生命，总是显得张皇失措的，待不住，即使是匆匆地来，也会匆匆地走，去森林和灌木丛地带。兵却不能走。兵是活着的国境线，或者实际控制线，那样一条弯弯曲曲用士兵的身体组成的虚拟的线会因为国家的强弱和政治的需求不断变化，有时候越上一座山冈，有时候穿进一条峡谷，而兵却不愿自己因为那条无形的线的变化而变化。山那么高，月亮那么大，已经退过了，退到了最高处，不能再退了。兵在他的职守期内，或者战死之前，是要把自己当成砾石地带的森林、河流、灌木林、草原，当成那之中的杜鹃、白腹歌鸫和突然升起的雾，降落和铺延在砾石之上、浸濡在砾石之中。
长年驻守在没有森林、河流、灌木丛和草原的砾石中，兵是唯一的灵长类生命。偶尔有赶着大群花背牦牛的藏民和寻找草药的门巴人从砾石地带经过，但他们只是经过。他们是西巴霞曲的游子，喜欢草稞剥呲剥呲生长的声音和突然从高大的花梨木枝头跳下的松鼠，不会长久地待在砾石地带，任自己生出青苔来。
除了兵之外，我在砾石地带还发现了两种生命。一种是蜻蜓——孱弱的、生着两只巨大眼睛和一对尚未展开的濡湿的翅膀的、没有长大的或许永远也不会长大的蜻蜓。因为孱弱并且翅膀永远是湿漉漉的，它们飞不起来，匍匐在砾石之中，漫山遍野，从人的脚边迅速地爬过，那种短暂而顽强的生命力表现，让人感到窒息。
还有一种生命叫什么，我无法确定。那种生命我没见到，但遭遇了。
那天夜里我在砾石地带的一个连队借宿。一名连队主官回云南探亲去了，我被安排到他的宿舍住，刚睡下，我就被一阵剧烈的响动声惊醒了。响动声是从门口传来的，有什么东西在挠门，挠得很厉害，在静静的夜里，动静传得很远。我听出那不是人，人不会有那么莽撞，而且我问过，我说谁？没人回答我。我下床摸到门口，挠门声停止了。等我回到床上，人还没躺下，挠门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比先前更厉害，而且伴随着剧烈的撞门声。我想那是谁呢？谁在半夜三更先挠我的门，再来撞我的门？它想干什么？我不知道除了狼，还有哪一种动物会这么霸道并且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我不知道它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是不是冷了，或者饿了，想弄开门进屋里来解决它饥寒交迫的问题。我就找了一根木棍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将木棍高举过头，突然一下把门打开冲了出去。门外什么也没有，月亮大而沉，像吃重不住，随时要堕落入院子里，院子里一片雪白，连蠓子也没有一个，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关上了门，上床去，挠门声又响起来了，挠一阵，撞一阵，再挠一阵，再撞一阵。我撩开被子下了床，再一次朝门口冲去，拉开门。门外仍是那枚巨大的月亮，除了它什么也没有，这让我十分恼火。风无遮拦，差点儿把我吹倒。我回去取了被子披在身上，怀里抱着木棍，缩了脖子守在门口，心里充满了肉搏前的悲壮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脚冻僵了，拿不住木棍，只好回到屋里，关了门上床。还没暖过来，门又被撞响了，这回是不撞破门誓不罢休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