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室原本与鲜卑贵族有极深的关系。据《魏书》所载，后魏有代北鲜卑族复姓“叱李”氏，后改为汉字单姓“李”氏，李唐或许本是胡人。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均是鲜卑人。特定的生存和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们较少清规戒律，而带有较多的狂放和野性、天性的自然和原始的美丽。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把儒家传统冲得七零八落，政治的失范和思想的出轨，恰是民主自由的先河。李唐入关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更需要打破狭隘的所谓“夷夏之别”。作为唐朝的皇帝，又被尊称为西北诸民族的“天可汗”，理所当然地能够平等地对待汉族和非汉族，处理好国内与国外的各种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是那样的宽松，思想是那样的自由，整个社会洋溢着浓浓的民主气息。朝廷大臣不是皇帝的奴仆，而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可以尽情张扬自我的个性，自由地发表言论，哪怕那是对皇帝的尖锐批评，而不必担心褫去官职，摘掉人头。以直谏闻名的魏征，不仅保得一生富贵，死后更让太宗伤悼不已，说是失去了一面照出自己瑕疵的镜子。白居易的《长恨歌》，指斥皇帝贪好女色，荒废国事，以致引发安史之乱，那笔墨又是何等大胆！放在后世，纵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杀。而在唐朝，这揭皇帝隐私的诗篇，却风行天下，远播异国。
在唐政权中，由“胡人”乃至外国人担任高级将领、地方长官乃至宰相，是很平常的现象。这进一步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代开始了。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开元之治超迈了西汉的“文景之治”。
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文坛上也出现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
皇帝是古时对人间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皇帝是天子，自然不是寻常人。从秦始皇称皇帝开始，围绕着皇帝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和礼仪规范，一切与皇帝相关的事物都有特殊的称呼：皇帝说话就是圣旨，命令称诏、制，出行为“幸”，居处叫宫廷、禁中，葬所称为陵，死叫“驾崩”，自称为“朕”，臣民要称呼“陛下”或者“圣上”……国家法律制度对于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做了严格规定，神圣不可侵犯，更不可僭越。皇帝的言行也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记录，比如唐朝有国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负责编修起居注、国史和皇帝实录。在古代，如果有人对皇帝妄加评论，很有可能被视为“指斥至尊”而被严肃处理，甚至会祸及满门。
可是，有时候，皇帝还比不上寻常人。他们并不总是一言九鼎，有时候会成为别人的招牌和傀儡，有时候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预料，这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命运往往与所处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唐朝后期的皇帝往往由宦官决定废立，稍有不慎就会丧生于家奴之手。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皇姓的变迁，大唐帝国（618～907）的皇室是李姓，所以往往被称为“李唐”。李唐王朝因其独特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创造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自信开放的灿烂文化。唐都长安是着名的国际大都市，人口曾达到百万。开放的唐帝国吸引着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胡商、蕃将和使臣，唐太宗还被尊奉为各民族的共主——天可汗。俗语说“三尺童子能诵李（白）杜（甫）诗”，欧美的华人集聚地被称为“唐人街”，唐文化的无穷魅力和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本书讲述的唐朝皇帝，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
从开国的高祖李渊起，唐朝皇统下的男性皇帝有20位，而圣神皇帝武则天打乱了这一纯粹的男性继承体系。这是唐朝与历史上所有大一统王朝的皇统相比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武则天的称帝改变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皇位继承制度，堪称空前绝后、惊世骇俗（西汉高祖皇后吕氏曾经临朝称制15年，但并没有称帝；清代孝庄文皇后和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也没有改变皇姓）。不过，武则天称帝后，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遭遇了一个大难题：她称帝不废李唐子孙为皇嗣，无法割裂与丈夫高宗和儿子之间的万缕千丝，剪不断与李唐的天然情结，最终还是还政于李家。在她生前死后，李唐子孙都不曾把她视为外家皇统，“慈母”和“名君”是后继者给她的评价。唐文宗朝的史家路隋在《上〈宪宗实录〉表》中，说唐宪宗是“承十一叶之基运”，也包括了武则天在内。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武则天排斥出李唐的皇统体系之外。
我们按照从高祖到哀帝的先后顺序，交叉使用局部特写和长镜头慢慢拉开的方式，时而细致刻画，时而俯瞰概览，细细评说唐朝21帝，展现大唐帝国波折起伏的宫廷生活风貌。手法不拘一格，只是希望在一次次的快门闪烁中，能够通过不同角度的聚焦，去捕捉尘封在历史档案中的宫廷秘闻和人物故事，透视大唐帝国290年的盛衰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