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8日～1977年2月26日）
格拉乌伊宫
黑暗中歌声响起。是我第一个唱的，然后，拉乌夫、米丽阿姆、二妹、三妹、妈妈、阿苏拉和阿利玛也跟着我唱了起来。歌词大意是关于流放、希冀以及夜晚的转移的。那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你们毁掉了我们的生活。”歌词叠句如是地重复着，“但是公理总会取得胜利。”
我们第一次是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的，当时我们身在阿沙。演唱这首歌的是几个摩洛哥青年，他们组织起一个小乐队，在摩洛哥家喻户晓。达哈姆是他们的头头，是我的一位表姐的丈夫。我们当时在合唱这首歌时，并不知道他们创作这首歌是专门为了我们的。第三次押送我们的那些警察，也跟着我们一起在唱。我把几个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止不住泪水直流。
秋末冬初，我们又被从阿沙转移了，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又急匆匆地换地方。稍后不久，我仔细一想，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国王为了收复西撒哈拉准备搞“绿色进军”，所以必须把我们带离摩洛哥南部地区。因为我们家祖籍就是那儿，那儿有我们的许多的同情者、支持者。
在把我们押往新的拘留地的那辆带篷的小货车里，押送者们放了一块红地毯以及给孩子们喝的几罐水在大家面前。我们几个孩子毕竟年轻，对生活充满着憧憬，所以尽管车厢里黑漆漆的，又满是灰尘，而且又是愁云密布，但是，我们在尽量地想法愉快一些。米丽阿姆是我们中间最有能耐的一个，尽管这么被押送着，条件恶劣，但她照睡不误，还发出鼾声，嘴巴张着，满头满脸全都是沙子，因为车子里灌进来不少的沙土。我们看到她这副模样，觉得实在是太滑稽了，总憋不住要笑，要嘲讽她。
中途停车时，我看见有一长列汽车、摩托车驶过。沙漠中正在举行汽车拉力赛。我们离他们有几公里远，他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甚至也想不到我们待在这儿。生活在照常进行，就在我们的身旁继续着，没有谁知道我们，或者也没有谁想知道我们。
经过与前几次一样的艰难的长途押送，我们被带到远在乌阿扎扎特那边的塔玛达格特。我们与我们原先的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越离越远了。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很大的城堡中，雄踞于荒漠之上。那是一座宫殿的废墟，围墙高耸，把天空都给遮挡住了。在有些地方仍可看到它往日的辉煌，墙壁和天花板是用彩色笔和金粉手工粉刷的。塔玛达格特宫属于玛拉凯什的格拉乌伊帕夏，他的生活比合法君主都来得奢华、排场。
我们通过一道涂成蓝色的大门走进这座城堡。我们在二层，9个人住两间。楼下有一间土坯房，我们用作厨房。还有一个小房间供我们存放食物和战利品——这地方满是角蝰和蝎子，我们每捉到一条，便将它放进一只装有酒精的大玻璃瓶里。阿利玛还发现一条盘成一团的大蟒蛇，我们倒是不怎么害怕，可看守们却吓得不得了。他们一看见那条大蟒蛇，立刻惊叫着跑出去了。
白天我们在楼下总生着的火旁边洗漱。妈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弄了一个桑拿浴浴室。我们把五根粗大的芦苇用绳子绑在一起，顶起一块大塑料布，做成一个印度式的锥形帐篷。妈妈把几块砖头烧热，放进一只小桶，拎进帐篷里，然后，她便往那些烧得烫人的砖头上洒水，立刻热气升腾。大家便轮流进帐篷里“洗浴”，妈妈带着阿代拉蒂夫先进去，然后是两个小妹妹和我，接着是米丽阿姆，最后分别是拉乌夫、阿苏拉和阿利玛。对于我们来说，这简直就像是进土耳其浴室，是一件极其快乐的大事情。
进入主楼的那两间房间，必须爬又高又陡的楼梯。走上二楼，有一扇门，朝向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窄得像是一口长棺材。走廊尽头有一间小房间，我们的行李就堆在那里。这间小房间不透亮，后来我们发现了它有一个小门，朝向一片绿洲。
然后还得再登三级台阶才能到达我们的地界：一个大厅，水泥地面，有一些小窗透亮，小窗旁有两间凹室，其实是两条长长的过道，天花板很高，但却又窄又暗。这儿就是我们的卧室。室内有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坑，供我们洗漱和方便。那间大厅号称“内院”，我们在里面放了几张桌子当课桌，放了一张地毯供阿代拉蒂夫在上面玩耍，还放了一张褥垫，供妈妈白天放她的收音机和书籍。
家具简陋，奇缺，但是我们尽一切努力利用仅有的一点东西把屋子装扮得舒适、温馨。床头柜都是一些普通的可口可乐的箱子，我们在上面蒙上了漂亮的布。我们把一些照片挂在墙上，还把一些小饰物、镜子、小玩意儿也挂在墙上，让屋里多少有点人气儿。
一开始我们全都挤在第一间凹室里，就把草垫子直接铺在地上睡觉。冬天，天实在是太冷，我们就着煤气灯烘手。夏天，闷热难耐。沙漠的酷热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
经常会有一些“访客”前来拜访我们，那是一些饿得厉害的野地里的老鼠。我们用大棒子把它们打死。拉乌夫拎起一桶水往一只老鼠身上泼去，结果被抓伤了脸：那只老鼠被水泼湿，一下子疯狂起来，凶狠地向我弟弟身上扑过去。
我们的夜晚是极不平静的。妈妈十分不安，每天晚上，当她就着煤气灯看书的时候，她都感到有什么东西呼着气从她脸旁过去，总觉着身边有点什么玩意儿存在。拉乌夫则经常会做一些可怕极了的噩梦。
我们决定换一间凹室。可是，换了房间之后，又轮到玛丽亚做起了噩梦来。她经常满脸汗珠，惊叫着醒来。妈妈则总觉得身旁有什么东西存在。
一天早晨4点钟光景，我听见有脚步声、人群的低语声，一些人拎着空桶在厕所里和楼梯上走来走去。这些幽灵让我发怵。一天晚上，我在房间中央躺下来后，清晰地感觉到有一个身高似一儿童的女人躺在我的身上，把我紧紧地搂住，几乎令我喘不上气来。我立即把大家都叫醒了。这一下，谁都无法再入睡了。妈妈便跟我们念《古兰经》，驱除幽灵，一直念到黎明。
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对我们最好的警察中的一位说了。他相信了我们所说的，并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常闹鬼，因为城堡是在一片坟地上修建的。我们是不是遇上了群鹰乱舞？鬼魂是不是跑来找我们算账了？我们能够与活生生的敌人作斗争，但是，与幽灵相争那可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我们又换了一间凹室。可是，幽灵（如果真的是幽灵的话）仍旧待着未走，只是它们表现得没有先前那么凶狠了。妈妈仍旧感到脸上有一股气掠过，但是，她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夜间访客便全部销声匿迹了。
我把头几天用来安顿我们大家，我安排好了我们的生活。我在保护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给他们留出他们的活动空间。在这种与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相隔绝的虚幻般的生存状态下，我尽可能地让生活保持正常的节奏。
我白天要给弟弟妹妹上课。我很认真地担当起了小学老师的角色。我安排了不同年级的课程。两个小妹妹上一年级的课程，拉乌夫上三年级，米丽阿姆上二年级。我们7点左右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8点半左右开始学习。我给两个小妹妹听写，然后，让她们把听到的做一遍缩写，再做逻辑分析，回答一些语法问题。然后，我便让她俩复习。接着，我便按照同样的方法教拉乌夫，再教米丽阿姆。我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给他们答疑，对他们弄不懂的地方，再重复讲上一遍。
我要求他们每个人每天必须背五六个新的单词，还要弄懂字典上的解释，然后，再要求他们用这些单词造句，或串起来写一篇小短文。后来，我又加进一些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文单词让他们背、写、用。拉乌夫负责教她们数字，教学大纲大家一起来订，他负责教。
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妈妈便在忙着为我们做午饭。饭菜倒是不用定量的，但是我们没有水果、黄油、牛奶、鸡蛋吃，弟弟妹妹们也没有糖果吃。妈妈准备好饭后，便来照管小阿代拉蒂夫：教他认字母，同他一起玩，就像是在托儿所里一样。阿苏拉和阿利玛帮着我妈妈做饭、搞卫生、洗衣服、收拾东西。闲下来时，阿利玛便织毛衣，而阿苏拉因为不识字，便复习我教给她的认写生字。
上午的课上完之后，大家便洗洗手，活动一会儿，然后上桌吃饭。下午两点，继续上课，这样也就给妈妈留出了点时间，让她好好休息休息，听听新闻广播。每个星期六，我不给他们上课，但是我们会选择一个题目来讨论，一讨论就是一个上午。
拉乌夫与妹妹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感兴趣。他们也挺喜欢地理的，我们便在想象着做环球旅行。我们谈论我特别着迷的路易·德·巴维埃尔二世，谈论他的国家、他的历史。这种学习方法并不正规，但是，弟弟妹妹们却很喜欢。
将近下午6点光景，我们便到“外面”去撒欢。我们被允许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那儿很暗，四周尽是高墙围着，让人有一种被大墙包围住了的感觉。不过，这儿可是我们唯一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的地方。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张地毯，点上一只小煤油炉，妈妈为我们做薄饼吃。我们很欣赏这种“课间休息”，它让我们有家的感觉。
然后，我们便去洗澡，接下来就是吃晚饭和必不可少的阅读。姑娘们倒是挺喜欢读书的，可拉乌夫却不怎么喜欢。必须给他找点战争、冒险方面的书籍或印度支那战争中的飞行员或士兵的故事，他才肯去读。平常，大家一般要读到晚上10点，周末则读得更晚一些。
夜里，蝙蝠会飞落到我们的头顶上方栖息着。一开始，我们很怕它们，后来，我们却盼着它们飞来，好哄赶它们玩。
我们每月还要举行一次演出，大家都要积极地准备。我临时编写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法语的，一个是阿拉伯语的。我还不满20岁，精力充沛。我照管着弟弟妹妹，让他们青春勃发、天真无邪，以便实现我儿时的梦想。我既当编剧、导演、编舞、乐队指挥，又当演员。
我们唱歌，跳舞，演哑剧。我们只有一位观众——我们的母亲，我们演这些节目就是为了让她散散心。我们在作准备时是十分认真的。我们把自己的衣服翻箱倒柜地找出来，加以剪裁修改。我把阿苏拉的头发剪短，模仿米海伊·马蒂厄的发型，因为我要让她在剧中演唱一首米海伊的歌曲。可怜的阿苏拉不认识一个法文，我们就放米海伊唱的那首歌，而让阿苏拉在台上模仿后者的演唱动作，说实在的，这也太难为她了，我们也不省力，一遍又一遍地教她，纠正她。结果倒是滑稽得令人捧腹。
我经常要一人扮演多个角色，甚至反串角色。我有时扮演一个男人，穿上长袍，下巴上还蓄着一撮小胡子，而拉乌夫则反串我的妻子。他身材高挑，腕上长毛，身着摩洛哥式女装，假乳高耸，动作扭捏、娇柔，真的是滑稽有趣极了。在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妈妈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看见妈妈高兴，哪怕是暂时的高兴，我们也觉得值了。
有些星期六的晚上，我们还仿照起蒙特卡洛赌场来。我们家的能工巧匠苏卡伊娜和拉乌夫制作了一个轮盘赌的转盘，还描绘成绿地毯，妈妈则凭借自己的记忆帮助我们排好号码顺序。一颗干鹰嘴豆充当了滚球。拉乌夫扮演格拉斯·凯利公主，而我则扮演雷尼埃国王。拉乌夫穿上一条袒胸露背的晚礼服裙，他化了妆，做了头发，尽管模样不怎么像格拉斯·凯利，但也算是让人拍案叫绝了。我们还做成一些商店，像阿沙的商店那样。我们甚至还搞了一个超市。
我还经常跟弟弟妹妹们讲述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最精彩的片段。过去的事情我并没怎么忘记，对过去的回忆正是我抵抗焦虑忧愁的有力武器。所以，我禁不住总要去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可向别人讲述，以便证明我们尽管还年轻，但毕竟经历过，当然，阿代拉蒂夫不在此列，他还什么都不懂哩。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人的回忆与另一些人的回忆搅和在了一起，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歪曲。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回忆就把我的回忆中的某些情节掺和进去了。我们就这样在拼命地与威胁着我们的空虚、寂寥抗争着。
我们必须学会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生活，空间狭小，条件简陋，屋里太黑，卫生条件差、孤独无助，身陷囹圄。弟弟妹妹们在逐渐长大，这可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还是深深地感到他们过着一种不公正、不正常的生活。拉乌夫把忧伤埋藏在自己的心底里。他刚到塔玛达格特时，是15岁。在一个男孩最需要父亲的年龄时，他却失去了父亲，这对他来说是个多么大的打击！他甚至都无法为父报仇，而他却这样在长大，有苦无处说，在他身边的又只是女人和小孩。他可以说是我们中间最痛苦的孤儿。
苏卡伊娜过着的是一个艰难的童年生活。她难以适应这种生活，她忽而忧伤，忽而高兴，随即又悲从中来，沮丧绝望。她每天都往我枕头底下塞上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说，她爱我，向我倾诉了她的不安、疑虑、幻想、需求。我知道后，便同她耐心地交谈，想尽可能地让她放松、想开一些。
我与玛丽亚彼此更加了解，但是，我俩的沟通却更加困难。她很脆弱，稍有点事情就能让她精神崩溃。她一遇到点什么事，马上就不吃不喝，不想说话，也不想动弹。从她的目光中你就能看出她有多么地惊恐。她当时看上去真的是吓傻了。
米丽阿姆身体不好，丧父之痛、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让她难以承受。我们不得不求助看守帮忙，给她弄来一些名为“莫加东”的毒品让她服用，但尽管如此，她的癫痫病仍经常地发作，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可怜的她，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可怕，可我们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无能为力，没法帮她减轻痛苦。发作最厉害的那一次，她把煮开的奶锅都给掀翻了，烫伤了大腿。由于缺医少药，她那烫伤处延长至几个月之后才结痂。
我们大家对小阿代拉蒂夫倾注了最大的爱心，因为他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失去了童年。我们给他用硬纸板和木头制作玩具，给他讲故事，逗他哄他。我们笨拙地对他保持一种过分保护的疼爱，致使他获得自由之后，更加地痛苦不堪。我们只考虑让他不感到眼前的种种痛苦，但却没能教给他如何面对未来。可是，这能怪我们吗？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那个通灵者说得对：我们一直受庇佑。最严重的病痛相继而来，可是我们每一次都幸运地逃过了。我得了一次腹膜炎，高烧数周不退，差点送了命。妈妈一直在我床前守护着我，不停地把湿毛巾放在我的额头上，以降低我的体温。
一名男护士给了我一点阿司匹林，那是他所拥有的唯一的药。见我的病情没有好转，监狱的头头便把情况报告到拉巴特了，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独自与这剧痛抗争着，不让自己昏迷过去。等烧退了之后，我瘦了很多，头发也都掉光了。但是，我总算是活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