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我与她没有偶然相遇，我想玛丽卡·乌夫基尔有一天也会写出这段经历来的。自从逃出监狱之后，她一直想要将这个故事讲述出来，总想要将这个一直缠绕在她心头的痛苦往事公之于世。写作计划和构思渐渐地在她的脑海中形成，但是，她尚未完全做好准备。
为何与我合作呢？说来这也是机缘巧合。一次偶然的邂逅，我俩十分投缘，彼此顿生好感，这使她终于鼓足了勇气要把心中事一吐为快，而我也摒弃了自己原先的计划安排，决定耐心地听她娓娓道来，并记录下来，整理成书。
我们是在1997年3月第一次碰上的，我俩应邀参加了一个庆祝伊朗新年的晚会。我俩共同的一个朋友对我指了指来宾中的她——一个年轻、美丽、苗条的褐发女子。
“她叫玛丽卡，乌夫基尔将军的女公子。”那位朋友告诉我说。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浑身一颤。它让我联想到的是不公、恐怖和难以言表。
乌夫基尔家共有6个孩子，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在摩洛哥的可怕的牢狱中蹲了整整20年。我听到玛丽卡这个名字后，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在新闻报道中所读到过的一些零星片断。我的心久久地难以平静下来。
“一个人怎么能够在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又恢复了常态呢？一个人在饱受冤屈，失去了一生中美好年华之后，怎么会又坚强地生活着，又去笑、去爱呢？”
我在注视着她。她还没看见我。她的举止一看就是一位过惯了上流社会生活的女子，但是，从她的眼神里却不难看出一种悲伤。她人虽在屋子里，与我们大家在一起，却能看出她的心在别处。
我继续在定定地凝视着她。如果她稍微注意看我一下的话，我的这种失礼的举动就会让我异常的尴尬了。但是，她并没注意到我，眼睛只盯着她的男伴，仿佛那是她的一个支撑、一个依托。最后，有人替我俩作了介绍。于是，我们便就各自的祖国闲聊了一通，她谈她的摩洛哥，而我则介绍我的突尼斯，彼此在谨慎地打探对方、评判对方。
整个派对上，我都在偷偷地观察着她。我看着她跳舞，发现她的姿势、舞步轻盈优雅，身体笔直，看出她在这些欢乐或装着欢乐的人群中的那份孤寂。我们偶尔也会四目相遇，于是便相视一笑。这个女人在激励着我。但是，与此同时，她又让我有点胆怯。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说什么都觉得太平庸，太滑稽可笑。向她问东问西有失礼貌。但是，我心里却是火急火燎的，很想知道她的一切。
临走时，我俩互留了电话号码。当时，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5月份就得脱稿，所以我还得忙上几个星期。我跟她说，等我书稿一写完，我们立刻再见一见。玛丽卡答应了，但仍旧是带着那份矜持答应的。
随后的那些日子，我总在想着她，她的那张姣好而忧伤的面容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在尽力地想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去，或者至少是去想象一下那些并不难想象的事情。我的脑海里涌出成百个问题：她都经历过什么？她今天心中还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她是如何走出“坟墓”的？
我被她那非同寻常的命运，被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被她那奇迹般的再生，激动着、震撼着。我与她年龄相仿，仅差一岁。她于1972年12月18岁半的时候，进了监狱，而这一年，我已取得了高中毕业会考后颁发的毕业证书，进了法国名牌大学，所谓“大大学”之一的政治学院预科班。我在政治大学修完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当上了记者，然后，又当上了作家。我像众人一样，工作、旅行、恋爱、受苦。我有了两个很优秀的孩子。我过着一种富裕而又极其充实的生活，生活中不乏忧伤、磨炼以及各种各样的幸福。
可是，在此期间，她却与其家人一起与世隔绝，在极其恐怖的条件下忍受着煎熬，苦挣苦扎，抬头望见的只有牢房中的那四面墙壁。
我越是想她，就越是有着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欲望缠绕着我，这种欲望在折磨着我，其中夹杂着一种记者的好奇、作家的激越和一个人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的命运的关切：我想让她跟我讲述她的经历，而且我要与她一起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这个念头顽固地扎根在我的思想之中，一句话，我摆脱不掉它，它死死地缠绕在我的心头。
我把自己出版的著作寄给了她，以示友好，希望这些书能把我的心思传递给她。当我终于写完书，脱了稿之后，我便给她打了电话，请她吃饭。
在电话里，她的声音极其无力。她不太适应巴黎的生活环境，水土不服。她住在埃里克的家里，他是她的男友，两人相识还不到8个月。1991年，当她从监狱中出来的5年之后，乌夫基尔一家终于获准离开摩洛哥，这应归功于她的妹妹玛丽亚成功的越狱后，去法国获得了政治避难权。
这件事引起了哗然。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玛丽亚那张紧张而稚嫩的面孔。随后不久，她家中有几个成员也踏上了法兰西土地：玛丽卡、她妹妹苏卡伊娜和她弟弟拉乌夫。不久之后，她的另一个妹妹米丽阿姆也来到巴黎。此刻，她的小弟弟阿代拉蒂夫和他们的母亲法黛玛·乌夫基尔仍滞留在摩洛哥。这些都是玛丽卡在我们一直吃到下午很晚的午餐上告诉我的。
我惊愕不已地听着她的叙述。玛丽卡确实是一位无出其右的讲述者，当今的《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个女主人公——谢赫拉扎德。她具有一种完全东方式的讲述方法，说话缓慢、娓娓道来、声调平稳，讲到关键处，她会把她那大手一挥，以加强叙述效果。她的双眼极其富有表情，她能一下从悲伤的叙述中，转悲为喜，发出朗朗笑声。她在同一时刻，可以是个孩子、一个少女或一个成年女子。她身上透着各个年龄段的性格，可是却并未经历过其间的生活。
我对摩洛哥的历史，对她被囚禁的原因，不甚了了。我只知道，因受其父政变企图的牵连，她与她的母亲以及五个弟弟妹妹，在牢房中度过了整整20年。她的父亲穆罕默德·乌夫基尔是摩洛哥王国的第二号人物，1972年8月16日曾阴谋刺杀国王哈桑二世。阴谋败露，乌夫基尔将军被处决，身中5枪。然后，哈桑二世便将乌夫基尔将军的家人送进了苦役监，那是个非人的地方，一般来说，是有去无回的。当时，玛丽卡最小的弟弟阿代拉蒂夫还不到3岁。
不过，玛丽卡自己的童年却是更加的奇特。在她3岁那年，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把她收为义女，留在宫中，同与她同岁的小公主拉拉·米娜为伴。穆罕默德五世逝世之后，其子哈桑二世继位，对两个小姑娘的教育便由他承担了下来，他把玛丽卡视如己出。玛丽卡在宫中，在后宫嫔妃中，度过了11年，几乎从未走出王宫。她已经形同一个女囚，被禁锢在豪华壮丽的王宫之中。后来，她终于离开了王宫，与父母等亲人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年温馨甜蜜的少年生活。
政变之后，这个年轻姑娘等于是失去了两位她所崇敬爱戴的父亲。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中，心里暗暗地忍受着这双重的悲痛。当你的亲生父亲想要杀掉你的义父时，你要爱谁恨谁呀？当你一直爱戴的人突然间成了对你和你家人行刑的刽子手时，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可怕的、让人撕心裂肺的感觉，而且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渐渐地，我明白了，我们俩在脑海中浮现着同样的想法。玛丽卡想要向我讲述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的事情。就在这次伊朗节庆日的晚会上，我俩顿生好感，心有灵犀，彼此都想加深了解、加深友谊。
尽管我俩背景大相径庭，教育、环境、学业、婚姻、职业、性格都大不一样，甚至连宗教信仰也各有不同，她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我则是信奉犹太教的，但是，我俩年龄相仿，属于同一代人，我俩对我们的东方故里有着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爱，性格相同，而且对人对事的看法也趋于一致。我们彼此之间现在所拥有的而且是在不断地增长的友情，证实了我俩初次相遇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触是正确无误的。
我们将共同来创作这本书。不过，尚不能操之过急，还得等上一等，才能让玛丽卡的这种愿望变成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们于1997年5月与格拉塞出版社签了合同，但是，好事多磨，直到1998年1月，我们才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因为玛丽卡害怕被人跟踪，害怕有人打探。他们一家人在摩洛哥度过的那5年中，他们每天都受到警方的骚扰，而去看望他们的朋友却寥寥无几。玛丽卡已经养成习惯，从不在电话里谈什么重要的事情，在街上走的时候，也从不东张西望。25年来存于心中的那份恐惧到了巴黎也未从她身上消逝。她希望人们越晚知道“那边”的情况越好，让她慢慢地把自己的故事写完。
因此，我也必须遵循她的这种谨小慎微的原则。我的亲密好友中也只有少数几位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我从不对任何人谈起玛丽卡。我俩每周在一起共同工作大约3次，而且每天都通电话。
随着这本书的进展，我俩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日渐巩固、加深。从1月份到6月份，我们一直见面，或在我家，或在她家。我们还有一定之规：用两台录音机同时录，生怕受到干扰，漏录掉什么，因为有时有人会给我们送来茶水、点心，或者我的孩子有时找我说话，要不就是埃里克会打电话来找玛丽卡。然后，我就把所录的内容整理出来，再让玛丽卡看一遍，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较困难。叙述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玛丽卡往往要停顿多次，才能把那些难以忍受的片断向我吐露出来。见她回想起心中隐藏着的那些噩梦般的经历，我往往会支持不住，悲从中来。有时候，我会担心她因恐惧而放弃这项工作。但是，她却一直坚持到底，没有半途而废。
玛丽卡的叙述内容尽管非常地激动人心，但是却充满了苦痛、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我边听边浑身颤抖、哆嗦，心中充满着同情与怜悯，我感到饿、感到冷，我同她一样地感到害怕。不过，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因为玛丽卡充分地运用了她的那份幽默风趣，这种幽默风趣曾经让乌夫基尔一家蔑视一切地在抗争着。从她的叙述中，我进一步地了解了她的家人：在漫长的黑夜里，她像母亲似的关爱着的、保护着的、教育着的、引导着的弟弟妹妹，以及依然年轻、风韵犹存，好像她的姐姐似的母亲法黛玛。在我先后与他们相遇之前，他们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些经过玛丽卡润色加工的小说中的人物。但是，玛丽卡没有添油加醋，没有说谎。他们全都同她一样，可敬可佩，风趣幽默，为人豪爽，富于感染力。
玛丽卡是个幸免于难者。她坚忍不拔地鼓足勇气活了下来。尽管死神离她是那样的近，但她对生命却显得十分超脱，这种超脱往往让我惊讶不已。她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空间的概念。一小时、一天，对于她来说毫无意义。她的爽约、她的迟到，她对方向的完全没有判断力，她对地铁、人群、高科技的恐惧，至今仍让我惊奇，也让我觉得好玩儿。
尽管她的举止动作很现代，尽管她的穿着打扮很入时，但她似乎有时仍像是一个迷失在地球上的火星人。她常常一有点什么动静就吓得不得了，她不懂得什么交通规则，她经常不辨方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过，有的时候，她语出惊人，她的判断、她的推理、她的分析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很令人同情。人很脆弱，那是疾病、缺食、孤独使然，但是，她又是那样的坚强。如果说这20年的牢狱之灾、痛苦生活给她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但它们也铸造了一颗美丽的灵魂，造就了一位可钦可佩的女人。就我俩而言，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未曾好好地生活过。
在这一年当中，我同她一起笑、一起哭，我充当她的保姆、她的劝慰者，我贴近她、宽慰她，听她倾诉，为她叹息，给她打气，给她鼓劲儿，有时甚至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是，我俩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玛丽卡带给我的始终是无法估量的。当然，她未必感到这一点。她使我懂得了人的勇气、力量、意志、尊严即使在最艰难最可怕的境遇中也会存在着。她同样使我明白了希望和对生命的信赖可以移山倒海（或者可以徒手挖出一条地道）。她经常迫使我探究自己，迫使我去重新考虑我的生存观。她甚至还让我顿生深刻了解那个摩洛哥的欲望。她每每谈起摩洛哥来总是那样的热情满怀、恋恋不舍，对这个抛弃了她的祖国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总有一天我会同她一起去那儿的……总有一天要去的。
写下这个故事对我而言当然是一种揭露专制暴虐，披露一位母亲及其六位子女的苦难的方法。这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将永远会激起我的愤怒的，如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层出不穷的践踏人权的行为令我发指一样。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由于在这个世界上，可憎可恶的事情太多太多，罄竹难书，以致人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忘了遭受着非人待遇的人是自己的同类，忘了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忘了他们有一天也许会成为你的朋友。
但是，这本书并不是一份控诉状。罪行将是由历史去审判的，不是我们所要做的。这本书也不是一份调查报告。我是把我所听到的事情逐句地记录下来，会集成书，把玛丽卡的口述经历，连同她的犹豫、忐忑、阴影以及她的无可挑剔的精确，一起写了出来。
我想叙述的，我们用她的和我的词汇以及她的情感和我俩共同的激动一起讲述的，首先是一个与我同一年代的女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一个自孩提时起便被禁锢在王宫中后又入狱蹲监的今天想要重新生活的女人的人生经历。我陪同她回到了她那很远很远的往昔，我希望自己像所有喜爱她和关怀她的人一样，为使她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起到促进的作用。
蜜雪儿·菲图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