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终于离婚了。我和弟弟、妹妹分别从上海和北京给远在成都的母亲发去了礼仪电报——妈妈，祝你离婚快乐！
我的父亲文锦华和母亲相爱于四川师范大学，父亲的老家在偏僻的贫困的广元县乡下，兄妹五个，家境非常清苦。我母亲却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是家里的独女，外公外婆都是大学教师，家庭条件自然不错。
母亲和父亲爱得非常辛苦，外公和外婆极力反对这门婚事。他们不知苦口婆心劝说过母亲多少回，母亲却认真而固执地告诉他们：“我非文锦华不嫁！”
那时的父亲一表人材，虽然生活清苦，却品学兼优，尤其吹得一手好笛子。父亲还有一副好身板，一到星期天，他就拉着板车给城里人家里送煤球，挣几毛钱贴补一周的生活。母亲就是被父亲的多才多艺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所折服，不顾一切地爱着父亲。
1970年，父母同时大学毕业，父亲分到了西藏工作，母亲留在城里一所中学教书。临别那天晚上，暴雨如瀑，父亲来向母亲告别，不敢进母亲的家门，只得在楼下左右徘徊。母亲在楼上看见了，不顾外公外婆的阻拦飞奔下楼扑入父亲怀里，两人在黑暗的雨中相拥而泣。这辛酸的一幕终于感动了外公外婆，无奈之下将两个湿淋淋的痴心恋人唤进了屋里。也就是那一夜，父亲跪在外公外婆面前发誓：“我保证一辈子对淑芳好，否则天打雷劈。”
就在父亲进藏前一星期，他和母亲领回了结婚证书。
新婚的父母，一个在西藏，一个在成都，相距两千多公里，父亲每星期给母亲写一封信，诉说思念之情。父亲那时非常顾家，单位发的一斤白糖、一斤猪油总要设法往家带或寄。外公外婆看到我父母如此恩爱，亦很放心和欣慰。
1972年6月，母亲生下了我。父亲迫不及待地请假从西藏赶回。结果超假5天，才在母亲的催促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家回到单位。然后隔些时间就寄些钱和全国通用的粮票、布票回来，并在信中一个劲儿要母亲保重身体。母亲知道他省吃俭用顾着家，每次读信都会泪水涟涟。
1974年，外公外婆相继生病，花去了家里所有积蓄还借了几百元债。这年10月，母亲又临产了，家里却已拿不出上医院的钱，大胆的母亲竟想到给自己接生。
她事先准备好一只新碗，放在沸水中煮后沾上白酒烘烤消毒、敲碎，用碎瓷片的利刃割断脐带。母亲写信告诉父亲她生了女儿，父亲这次没回来，他在信里夹了10斤全国通用粮票，他说工作忙，要妈妈自己照顾自己和孩子。接到信母亲就哭了，哭完了爬起来洗尿片、做饭。
1977年4月，弟弟要出生了，这次母亲又是自己给自己接的生，父亲依然没回来。弟弟还没满月，外婆就去世了，母亲在悲痛欲绝中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忙丧事。她通知了父亲，父亲却因工作忙依然脱不开身。
从那时起，父亲春节回家成了雷打不动的规律，10年一直如此。每年到了腊月初，母亲就会早早准备年货。她甚至学会自己缝衣做鞋，我们兄妹三人过年时总是一身新装。母亲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过了正月十五，母亲就开始忧容满面了，父亲要回西藏，我们一家又要被时间和空间劈成两半，被思念苦苦煎熬一年了。母亲在父亲走的前一夜照例要哭肿眼睛，第二天她会送父亲一程又一程，只有等父亲到了西藏写信回来报个平安，母亲才会安心。
然而，这种情形到了1982年的春节就中断了。
1982年春节，那是个我们娘儿四个难忘的伤心节。从腊月二十八开始，母亲就和我们兄妹一起翘首以待了。父亲往年总是这天到家。然而到二十九、大年夜，父亲依然未归。丰盛的年夜饭从热气腾腾摆到彻底冰凉。母亲几乎魂不守舍。
初一大清早，妈妈跑到邮局发了封加急电报到西藏，问爸爸为何不归。初三下午爸爸单位却发来电报说：文锦华已于腊月二十四返家。已经八九天了，他会到哪里去了呢？母亲更是惊恐万分，怕父亲路遇不测。她当即安顿好弟、妹，带上11岁的我搭车到父亲的老家广元乡下，准备叫我的叔叔姑姑们想办法寻找父亲去。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踏进奶奶家大门，一眼便看到父亲正和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头并头在吃一碗汤圆。
多少年后我才能体会和理解母亲当时的心情。一直忧心如焚牵挂着的亲人竟然以这种面目出现在面前，要用多大的毅力忍住愤怒和悲伤？母亲当时牵着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把我的手捏得生疼。
父亲站起来，惶惑地对母亲说：“淑芳，我正准备过两天回去跟你说……”母亲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是不是要离婚？”父亲不作声了。母亲一把甩掉小姑拉她的手，拽着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奶奶家。一路上，母亲泪流不止。她搂着我的头，眼泪顺着我的头发淌下来，像雨点一样。母亲哽咽着嘱咐我，不要把这儿的情形跟任何人说，包括外公。
大年初五，父亲回来了，他是来和母亲“谈判”的。原来，父亲已和那个叫小胡的女人一起生活了将近一年。她的丈夫出车祸死了，5岁的女儿有心脏病，她把父亲当成了唯一的依靠，更重要的是她已怀了他的孩子，这次回来就是要和母亲协议离婚的。
我听到母亲冲动地喊起来：“文锦华！你太绝情了，我不同意离婚，至少在三个孩子没长成人前……”
父亲说：“我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以后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也不会寄钱回来……”父亲说罢开门离去，匆匆下楼。房间里，母亲终于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
第二天母亲生病了，高烧，腹部剧痛。邻居帮我一起把母亲送到医院，经诊断是急性胆囊炎，需马上开刀。医生要家属在手术单上签字。当我找到父亲住的旅社时，他平静地对我说：“我和你妈已经一刀两断，我已没有权利对她负责，我不能签字。”我满含悲愤，一路狂奔，泪水飞溅。这一刻，我恨透了这个是我父亲的男人。
回到医院，我哭着求医生让我签字。医生终于被打动了，破例让年仅11岁的我在手术单上签下了“同意开刀”。
经过这次经历，我彻底明白，父亲和母亲的恩爱已永不再现了。
母亲生病期间，作为长子的我学会了做饭，照顾弟妹，我用积攒的压岁钱买了只鸡，熬成汤送到母亲面前，母亲搂着我哭起来。这个春节就这么凄凄惨惨地过去了。
母亲是个外柔内刚的知识女性。她很快从悲伤中走出来，白天站在讲台上为人师表；晚上回来，忙完家务又要一丝不苟地辅导我们兄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心目中，母亲是那么坚强，母亲的爱是那样天高地厚。失去了父亲这根家庭支柱，我们家过得极其贫苦，母亲每月八十多元的工资既要维持全家基本生活，又要承担三个儿女的读书费用，其艰难可想而知。每年的寒暑假，母亲就去郊区菜农那里批发蔬菜回城里卖。刚开始时母亲不让我们兄妹知道，为我们那点小小的自尊。有个雨天，母亲在路上摔了一跤，一担蕃茄摔烂了大半，结果赔本也没卖掉。母亲一身泥水回到家。看着母亲身上红的蕃茄汁，黑的泥水，凌乱的头发，我们兄妹呆住了，接着抱住母亲大哭。只那一次，调皮的弟弟、虚荣的妹妹收敛多了，母亲用沉默的行动给我们上了最深刻的人生一课。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已上高中的我和上初中的弟弟妹妹也积极行动起来。我找到一家园艺场当修剪工；弟弟帮母亲的一个朋友看服装摊；妹妹到一家服装厂钉纽扣。一个假期下来，我们的学费可以攒齐大半。
晚上，一家四口聚在一起谈论各人一天的所见所闻，遇到可笑的，四个人乐成一团。我们仿佛已经忘记生活中还有个父亲。只是每逢春节，淡淡的感伤才会像冬季的寒霜一样覆盖我们的家。
1990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川大中文系。为攒学费，我偷偷地卖血。那天从医院出来，意外地碰到手拿化验单的母亲。我明白了母亲，母亲也明白了我。母子俩相对无言，同时掉下泪水，在八月成都最炎热的夏季里。
为了攒够我的学费，我们从附近的纺织厂领回废布料择成棉纱；去糖果厂领花生、核桃回来剥壳、去皮。娘儿四个常常干到半夜。核桃尖硬的壳把我们的手都剥肿了，吃饭时都拿不住筷子……
1993年，妹妹文娉考上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1995年，弟弟文锋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
含辛茹苦的母亲终于扬眉吐气了。
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跨国旅游公司当翻译；妹妹毕业后去了北京航天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工作；弟弟准备毕业后继续读研深造。在度过了人生的秋冬之后，母亲终于迎来了灿烂的春夏季节。
这十多年来，父亲已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在家里，我们谁也不去提“父亲”“爸爸”这两个词。但在心里，我们明白，父亲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名义上都“存在”着，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痛。
1998年春节后的大年初五，就在我们兄妹即将离家奔赴各自岗位的前一夜，母亲神情严肃地将我们召集到她的卧室，郑重地对我们说：“有一件事我要和你们商量，你们知道，我和你们的爸爸一直还是名义上的夫妻。当年我不同意离婚就是不想使你们的幼小心灵受到伤害和刺激。何况那年月离婚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我本来还可以告你父亲重婚罪，但即使那样我也得不到你父亲的感情了……人应该与人为善。以前你们小，我不能和你们多说什么，现在你们都非常懂事了，也能理解妈妈的一片苦心……我想和你们的父亲在今年解除名存实亡的婚姻，你们有意见吗？”
我们谁也不说话，看着不到五十岁却早生华发的母亲，我无语凝噎。母亲看着我，说：“帅帅，你是老大，先表态吧。”
我强压心酸，捧着母亲的手，动情地说：“只要你快乐，我们什么意见都没有。”母亲苦笑了一下，眼中泪光闪闪。
之后不久，终于，我的亲生父母中断了维系整整28年的婚姻关系。我和弟弟妹妹相约在这天为母亲送上一份特殊的祝福。这天我一早来到邮局，给远在成都的母亲发去一封礼仪电报：“妈妈，祝你离婚快乐！”
邮局那个发电报的小姐目瞪口呆，我笑笑说：“没错，就这样写！”
走出邮局，我却止不住泪湿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