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欢欣鼓舞。次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林少波），因为在他主持的“欲罢不能”“大丈夫”节目中讽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广大市民喜爱，成为新闻界第一个牺牲者。暴徒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伤重而死。《新晚报》当天以套红大标题刊登《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明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新晚报》交人，但凶手一直没有归案。林彬的死震惊整个香港，《明报》作了大幅报道，金庸接连写下《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评，愤怒谴责暴徒残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们大家命运相同，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抗暴斗争，才能保卫我们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众编印的地下小报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亲台湾的《真报》总编辑陆海安，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①金庸家收到过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②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顺便到那里的《新明日报》巡视业务。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其间，几百名左派分子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破坏《明报》，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有了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抬到天台上准备抵抗。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他们找到，铁闸门已关上，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免于一劫，只有承印《明报》的印刷厂被捣乱。
①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65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8页。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询问暴动的进展情况、《明报》员工的安危。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准备暂时关闭《明报》。“五月风暴”延续几个月，记者外出采访要冒生命危险，编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遇上戒严就回不了家，还要被左派谩骂乃至追打，精神上饱受困扰。记者李广荣说每天要抽三包烟，缓解压力。
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
虽然处境危险，他内心不免担心，但想到自己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们来勉励自己：“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①
“五月风暴”是香港的一场劫难，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记者14人被捕。他听说，最后是周恩来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金庸认为，港督戴麟趾处理大动乱的容忍和坚毅，更是十分难能可贵。（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离港之际，金庸发表社评《法治、和平、自由、尊荣》，给予高度评价。）
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到10月底市面恢复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没有解除，所以长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10月24日他发表社评《请斗委检讨“炸弹斗争”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复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有了这番经历，他才敢说：
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②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金庸说：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22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9页。
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①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②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对东方不败的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杨莲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所有教众提到东方不败都必须加上“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的定语。个人崇拜遍及老弱妇幼，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们被要求读教主的宝训、听教主的话，杨莲亭抓了童百熊一家老幼，问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背诵：“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可见中毒之深。
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后，已被驯化的教徒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身上，他从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后安然接受。这个过程令人感慨。
上官云见到任我行，满口都是肉麻的口号、高调的谀词，从“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到“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当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旧部的跪拜时——
① 写于1980年的《笑傲江湖》后记，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页，转引自徐扬尚《金庸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7页。
② 《金庸散文集》，261页。
令狐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说：
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会这样。
我不是说武功，是说一个人的性子。东方叔叔就是不练《葵花宝典》，他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地会狂妄自大起来。
《笑傲江湖》“成为中国政治的象征与隐喻”，在刚愎自用、专制独裁、自我膨胀的任我行、东方不败，热衷权势、心狠手辣的左冷禅，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愿抗争，藏头露尾，在强权夹缝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①金庸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何尝不可以看作金庸对权力的一句咒语。《笑傲江湖》围绕作为“异化人性和灭绝人性”象征的《葵花宝典》展开无数条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政治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异化，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宝典》为太监所创，只有挥刀自宫，变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炼。在某种意义上，《葵花宝典》就是权力的隐喻，争夺《葵花宝典》如同几千年来对权力的角逐、厮杀，结果无不以丧失人性为代价。
① 徐扬尚《金庸解读》，24页。
小说开篇《灭门》写川西青城派余沧海为夺取“辟邪剑法”，以残忍手段将福州福威镖局林家“灭门”；早就处心积虑的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坐收渔利，将侥幸漏网的林平之收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剑法”；嵩山派左冷禅千方百计企图得到“辟邪剑法”，合并五岳剑派，实现称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而成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虽然都得逞一时，却最终免不了众叛亲离……练过《葵花宝典》的人一概没有好下场，那些觊觎秘籍、不惜杀人流血、用尽各种手段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金庸指出，“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却是很可怜的”。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七、“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张彻说：“他看来似慢，而其实正是他的不可及处。他写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说。他对问题的反应似慢，而其实是在深思熟虑，所决定十分明智。”①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他那时每年通常都要去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年会，离开香港一段时期，一般两周左右。“最担心的事，是忽然之间发生了大新闻，无法及时加以评论。读者目前所读到的文字，虽然号称是‘社评’，其实是笔者的一些‘海外游记’，与正统的社评性质大不相同，不过本报的社评自从创刊以来，一直是保持一种个人的风格因素，如果请别人执笔，不免有见解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还是采用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②
在香港的日报中，《明报》销量长期稳居前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读者群以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或称为“精英报纸”（elitenewspaper）、“高级报纸”（qualitynewspaper）③，与金庸的社评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评怎么说，国际新闻界对“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为LouisCha）的评论也非常看重。历任港督都要读他的社评，据说美国国务院、台湾的政要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