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中英会谈，主要讨论了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以及研究解决遗留的问题和商定最后文件。这一段落谈判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关于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机构问题。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焦点是中英联合机构的性质、功能及其驻地。1984年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她表示担心，这个组织在过渡时期会变成港督以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或者给人造成一种中英共管的印像，从而使香港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她强调，英方只能接受可以体面地向议会推荐的协议，在谈判中应将联合机构的驻地问题搁置，待解决了该机构的体制、职权和其他争议之后回头再议。撒切尔夫人决定派杰弗里·豪在柯利达陪同下再次访华。行前，柯利达要求首相授予外交大臣相机行事的权力，被撒切尔夫人拒绝。但她同意修改将由杰弗里·豪转交给中国总理的她的信函，向中方暗示推迟联合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可能对英方比较方便。在谈判中，英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谈判又陷入僵局。撒切尔夫人得到报告后立即授权豪，让他尽其所能与中方继续磋商。会谈的最后一个障碍遂得以解决。
到1984年7月底，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7月31日，邓小平向杰弗里·豪表示祝贺，并很有信心地说，“一国两制”是能够行得通的。同时，告诫英方，在过渡时期不要出现向1997年后的香港政府转嫁负担以及自搞一套班子然后将来强加于未来香港政府等问题。撒切尔夫人称杰弗里·豪的第二次访华之行成果卓著，取得了超出预料的进展。此后的三轮会谈非常顺利。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团经过历时两年的艰苦谈判，在北京草签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1985年5月27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香港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撒切尔夫人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说：“《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她还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
撒切尔夫人还表态，在香港过渡期，她将继续作出努力。她说：“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根据协议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12月20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再次表示，英国议会将尽可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要求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她说：“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作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撒切尔夫人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在《联合声明》签署后撒切尔夫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澳大利亚记者把香港和马尔维纳斯相比，问撒切尔夫人为了只有1800英国人的小小的马岛不惜一战，但为什么却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地位异常重要的香港交给中国？撒切尔夫人回答道，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不签订一项协议，英国的利益会受更大的损失。她还说：“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撒切尔夫人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她在香港问题上逐步转变立场和态度的原因。
香港对英国来说固然非常重要，撒切尔夫人和英国政府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归还香港的，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赖于中国大陆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大陆不仅是香港最大的进口来源，而且还是香港最大的转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广东省是给香港提供淡水、食品和其他物资的基地；新界在香港400平方公里的全部面积中占336平方公里，即使按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也应在1997年归还中国。所有这些决定，如果中断了同中国大陆的联系，香港的繁荣就会化为泡影，甚至生存都成问题。更何况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他们和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也不可能做英国的二等公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国，绝非阿根廷可比，而且香港与大陆联在一起，如果真的动起武来，绝不会是马岛战争或上世纪两次鸦片战争那样的结局。英国近年来在香港投资所获得的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相当于它在南非投资所获得的利润额。如果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恐怕英国连这些利益都保不住。西方有人将中英《联合声明》与19世纪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攻击英国主持谈判的代表人物为“叩头派”，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背叛了英国的利益。这实属不了解中国、英国、香港的现实情况。
中英在香港问题上会谈的成功，最主要的还是要归功于中国的务实的外交政策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撒切尔夫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而这个天才想法又来源于实事求是。当邓小平将会谈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撒切尔夫人这位推行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首相并没有提出质疑，而且说两国政府都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十八章 鹰派旗手
在本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几乎是位家喻户晓的世界风云人物，在整个20世纪她也可以算得上是位屈指可数的政坛巨星。她与好几个“第一”联系在一起。她是英国保守党第一位女领袖、英国第一位女首相、本世纪以来第一位三次蝉联首相的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创造了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主义”的首相（迪斯雷里主义是后人为便于研究问题才这样提的，在他本人在世时并无这种提法）……。“撒切尔主义”作为英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形态，不仅代表英国社会与政治的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世界意义。进入80年代以来，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保守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股潮流中，里根主义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固然居有突出的位置，但是相比之下，撒切尔主义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影响更深远。在美国，里根主义的对立面是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更多是代表里根政府的不同于前任的内外政策。而撒切尔主义的对立面则是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代表撒切尔夫人本人所推行的内外政策，而且代表一种政治信仰。她上台伊始就声称要在英国铲除“社会主义”。1983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民主联盟”，就是为对抗社会党国际而建立起来的，撒切尔夫人是主要倡导人，英国保守党是该组织的中坚力量。在撒切尔夫人的心目中，政治上的界限是明确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有中间色。正因为这样，不同的人对她的态度截然相反。有人赞扬她是内阁中最坚强的“男人”，而反对党则骂她是“该死的女人”。“铁娘子”的称号更使人产生她是“强硬保守派”的印像。她是80年代以来世界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
保守主义作为英国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是由托利主义 演变而来的。保守党宣称它厌弃一切理论和教条，不受理论教条的束缚。同英国的其它政党比如工党、自由党、共产党相比，保守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最弱。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保守党是根植于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夺权斗争中，而所谓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提法实则是一个错误或者用词不当。对某些人来讲，保守党以它对哲学和抽像概念持敌视态度而著称。观念、学说和理论被保守党人看成是左派，是诸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当19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出现时，保守党人就持一种敌视和轻蔑的态度。曾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任过自由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有一个著名说法：没有意识形态的党是愚蠢的党。他以此奚落保守党人。甚至到了1977年，有一位英国报人评论道：如果一个大学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告诉他的父母亲说他已对理论着了迷，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大学生没有加入保守党学生联盟。如果更认真地分析一下什么是保守主义的话，保守党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虚弱就更进一步体现出来。一位名叫怀特的学者认为保守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说不如说是一些提法。另一位学者声称保守党人只不过有一些念头和激情，但绝对算不上学说。可是，值得回味的是许多保守党的头面人物不但不为自己辩解，不为这些嘲弄的话而恼怒，反而欣然接受了这些带有挖苦性的赠辞。他们神气十足地宣称：保守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它从不被那些堂而皇之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所束缚，它厌弃一切理论和教条；因此，保守党在实践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适应实际情况，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实际上，保守党并不是没有理论，尽管它一直轻视理论和意识形态。保守党的理论基础就是通常所说的保守主义。只不过同其他理论比较起来。保守主义更缺少教条性。我们可以把保守主义的这一特性称作非教条性，其含义就如保守党的头面人物所宣称的那样，这种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灵活、更能适合实际。因此信奉保守主义的政党更不易囿于教条和原则。
保守主义的非教条性的特性又带来了这一理论的另一重要特性，这就是发展性。其含义就是：保守主义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从18世纪到现在，保守主义经历了很多变化和发展阶段，其中较突出的是下列五个阶段。
保守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托利主义（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现今的保守党是从托利党演变而来，因此托利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保守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二者有很大的差别。托利主义是一种维护王权和贵族统治的理论，主张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反对改革和革命。托利党人尊尚传统，因为传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最能代表人们的需要。1830年以前，在英国议会两党中，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等保守势力，而辉格党--自由党的前身则代表了另一翼。托利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之处是：“在托利党人的演说和著作中，人们还能看到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尽管它是多么模糊和多么不全面。”而保守主义则“没有真正的目标。”
第二阶段是伯克主义（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托利主义确确实实是不成体系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理论，那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理论。使保守主义有了突破性发展并具备了一定体系的人是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尽管当时伯克并不是托利党人而是实际上的辉格党政论家，但却是他把托利主义加以改造发挥，发展成为具有哲学内容的保守主义。伯克亲眼目睹了以革命乐观主义为思想基础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认为这种革命是十分危险的，对人类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伯克在他的著作中，尤其在他的力作《法国革命反思》这篇论文中对保守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英国现有的等级和地位的差别是必要的，合理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机械体，应当尽力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变革的话，那也要同过去保持连续性，不能破坏原有的正常秩序，变革应是逐步的，不能引起社会动荡。这篇论文写于1790年，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的观点也没有很快为绝大多数他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所认同。但是伯克的理论却为后来的保守党思想家和政治家接受。到了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这个名字就为“保守党”所代替。
第三阶段是迪斯雷里主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从伯克主义出现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保守党的理论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选民越来越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同主张改革的自由党相比，保守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争夺政权上，保守党明显地居于劣势。1865年任保守党领袖的本杰明，迪斯雷里能善观形势变化。迎合时代潮流。在他两度出任首相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比如，在1867年进行了宪法改革，使许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74年颁布了“工厂法”，1875年又颁布了“公共健康和手工业工人住宅法”。与此同时，他还对保守党的理论基础--保守主义进行了改革。1872年迪斯雷里发表了著名的“水晶宫演说”，宣称保守党的三大目标是：维护现存的国家体制；巩固大英帝国；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迪斯雷里改革的主要点是告诫他的党人要相信人民，关注人民的利益。为此，迪斯雷里的理论被保守党人捧为“深得民心的保守主义”。在这一点上，迪斯雷里的主张是同伯克的对人民完全不信任的观点相冲突的。但总体来说，迪斯雷里还是继承了伯克的要尊重传统体制的思想。与伯克的思想相异的地方也可以被理解成是企图使面对新的威胁和压力的现存社会得以支撑下去，同样是为了维护现存体制。迪斯雷里的改革使保守主义具有了新的活力，并为后来保守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