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哲人说，悲剧能净化人们的灵魂。我看，怀旧也同样能净化人们的灵魂。这一种净化的形式，比悲剧更深刻，更深入灵魂。
——季羡林：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
政治哲学的新发展
◎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
伴随着文艺复兴，近代思想也在意大利兴起了。15世纪，近代思想普及了宗教和世俗领域的大部分人群，但直到17世纪，一批重要的改革派人物才开始主张尊重科学。
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依然崇敬古人的威信。15世纪的意大利，几乎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从古人或教会那里找到依据。
文艺复兴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领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1498年时在当地政府担任一个很不起眼的职务，但却经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4年后，由于和美第奇家族为敌，马基雅维利被捕，后来被准许在佛罗伦萨的乡下隐居。
从那时起，马基雅维利开始著书立说。一年后，他写出了《君主论》，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好感的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带有显著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论李维》。然而，《君主论》并没能帮助他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欢心，他只得继续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哲学，并不谈论目的是善意的还是邪恶的，只说明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在当时，人们普遍赞叹这种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声誉的行为，尤其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意大利，这种赞叹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尽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统一这两件事并存于马基雅维利心中，但它们并未合二为一。他认为，承担祖国统一大业是出于对权势和名望的热爱之心。
何为英明的君主？马基雅维利认为：“人们对于君主的爱戴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对于君主的敬畏则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英明的君主应当确保自己立足于自己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意志的基础上。只是，君主必须努力避免被人憎恨。”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公认的一般道德，他认为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如果太善良是要灭亡的。书中还说，有时候君主必须不守信用，只有在守信用有好处时才能守信用。
《论李维》的语调与《君主论》大不相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将历史人物分为七级，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创始人，其次是国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识分子。这三个级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坏分子、国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识的人都是“坏人”。这样一来，包括恺撒在内的建立专制政权的人都是“坏人”，而杀死恺撒的布鲁图斯则是“好人”。
《论李维》对教皇权力的论述特点是如此的详尽和真诚，书中还阐述了“制约与均衡说”，认为只有在宪法中体现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么他们才会彼此互相制约。他认为，民族独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结构是最重要的。在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按实际力量的大小分配权利是最好的，这种结构之下的革命最难以成功，国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稳定。为国家的稳定而给予平民一定的权利是明智之举。说到底，不论是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还说：大多数的文明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在某个方面显得肤浅，不考虑社会的实情，就想创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但与过去的世界相比，现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了，谁企图驳倒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思想，就必须进行一场超越19世纪的深思。
◎君主论（节选）
除了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崇高的尊敬。
在当代，阿拉冈国王费尔迪南多，即今天的西班牙国王，就是一个范例。他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国王，因此他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位新的君主。
如果注意观察他的行为，就会看到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最伟大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凡卓越的。在他统治初期，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为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一开始，他从容不迫，并且对任何阻碍都毫不害怕。他使卡斯蒂利亚贵族们的精神都关注在这项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同时，在不知不觉中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他用教会和人民的金钱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通过长期的战争，为他的武装力量奠定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让他引以为荣。
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他那更伟大的计划，他常常以宗教为借口，乞灵于宗教上的残酷，把马拉尼人从他的王国驱逐出去，并且把他们劫掠一空。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悲惨和罕见的事例了。他在同样的宗教外衣下进攻非洲，然后侵犯意大利，最终进攻法国。这样，他常常在完成了一件大事后又计划另一件大事，通过这些大事使他的臣民们始终心神不宁，同时他们又惊叹不已地关注着这些事情的结果。而他的这些行动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实施的，在这一行动和另一行动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使人们无法从容不迫地开展反对他的活动。
另外，一位君主，假如像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的传说那样去做，每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生活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会抓住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做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非常重视的关于给予奖励或惩罚的办法。这对君主是很有好处的。而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作为一个伟大人物或具有非凡才智的声誉。
当一位君主是一个人的真正朋友或真正敌人时，就是说，假如他公开表示自己支持某方而反对另一方的话，这位君主也会受到尊重。他这样做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利，因为假如你的两个强大的邻国互相打起来时，情况肯定是这样：当它们中的一国取胜的时候，你或者会害怕这个战胜国，或者你不害怕。
在这两种情况之中，无论将来出现的情况是哪一种，你公开表态并且勇敢参战总是要好得多。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假如你不公开表态，你将来就可能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而那个失败者会因此感到高兴和满意，而且你还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无法使人庇护你，因为胜利者不会需要在自己处于逆境时不援助自己的朋友，而失败者当然更不会庇护你，因为你过去不愿拿起武器与他共同战斗。
安蒂奥科应埃托利亚的请求，进入希腊驱逐罗马人，他派遣使节到罗马人的朋友阿凯亚人那里，希望他们保持中立。而另一方面，罗马人却劝说阿凯亚人拿起武器保卫他们。阿凯亚人在会议上对此事进行审议。安蒂奥科的使者在那里劝说他们保持中立，对此罗马的使者这样回答：“要求你们不介入战争，这与你们的利益相距甚远，假如失去友谊和尊重，你们肯定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事情就是这样：他与你假如不是朋友，就要求你保持中立；假如他是你的朋友，他就会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表态。但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为了躲避面临的危难，常常选择中立的道路，而最终也常常因此被人消灭。而当君主明确表态支持一方时，如果和你联合的一方取得胜利，虽然胜利者很强大，你必须听他支配，但是他仍然对你有一种义务，因为他已经同你建立了友谊，而且他们也绝不会忘恩负义地压迫你。
再说，胜利从来不会彻底地让胜利者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特别是对于正义的顾虑。即使你支持的一方失败了，你也会受到他的感激，一旦他有能力的时候，就会帮助你，变成你可能东山再起的命运的同伴。
真信仰是一种愚痴
文艺复兴在西欧其他国家开始的时间比意大利晚，后来还和宗教改革纠缠在了一起。与意大利相比，这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不仅井然有序，而且还与道德紧密相连，尽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驱们那般辉煌，但却比较坚固。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伊拉斯谟。伊拉斯谟出生在鹿特丹的，在他尚未成年时，他的父母就先后死去了，他的监护人诱骗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这使得他有了游历各地的机会。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访问英国，在那里认识了莫尔和约翰·柯列特。他接受莫尔和柯列特的建议，开始着手研究实际的工作。伊拉斯谟还从柯列特讲授《圣经》课程的经历，认识到学习希腊语的重要。于是，在离开英国后，他就开始自学希腊语，两年后便熟练掌握了希腊语。1506年，伊拉斯谟抵达了意大利，很快他发现这里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开始选编圣杰罗姆的著作，还计划着编著一本希腊文圣经新约。十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些工作，从意大利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英国，在那儿他停留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在还有人读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颂》。在这本书里，“愚人”兴致勃勃地发表自白，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职业和阶级：如果没有他，人类就会灭亡；最幸福的人是抛弃理性的近乎畜类的人，因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价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的确如此，想象当国王比实际当国王要容易得多。
伊拉斯谟认为，真信仰是一种愚痴——关于愚痴，《愚人颂》里通篇只有受到嘲讽的颂扬和受到真心的颂扬两种。其中，后者的那类愚痴是从基督徒淳朴的性格中显露出来的。伊拉斯谟厌恶这种颂扬，根据这一见解，他认为神学全部是多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是发于情的。
他写过一本名叫《基督教骑士手册》的书，在书里，他奉劝没受过教育的军人读读《圣经》和柏拉图、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为了普及拉丁语的用法和习惯，他还编著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拉丁语格言书。此外，他还编著了一本名叫《对话》的书，教导人们用拉丁语谈论日常生活和事物。
那时候，旧教和新教两派都极力拉拢他，但他都不为所动。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1518年，他曾猛烈抨击教会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恶，创作并发表了讽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果的作品——《吃闭门羹的尤利乌斯》。由于讨厌马丁·路德蛮横的作风和对斗争的憎恨，伊拉斯谟最终还是投进了旧教的怀抱。
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了一部旨在维护自由意识的著作，与否定自由意识的马丁·路德展开了辩论。结果，马丁·路德的凶狠答辩迫使伊拉斯谟进一步走向反动，地位也日渐衰落，最终脱离了时代。
最低级的奴隶也能享有自由
◎注定的名人
莫尔与伊拉斯谟私交很好，两个人都有渊博的学问，都瞧不起经院哲学，都主张教会的变革应从内部开始——可是当变革真正发生时，又都悲痛不已。
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幼年丧母，由父亲带大。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俭持家、正直明达的人，对儿子要求极为严格，这对莫尔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莫尔13岁时，父亲将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大主教莫顿的家中做少年侍卫，在那里莫尔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响。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极为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名人。”
在牛津大学读书时，莫尔对希腊语很感兴趣，这被认为是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学校开除了。之后，莫尔迷上了卡尔图斯教团，并打算加入这个教团。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这个打算。
莫尔是一个虚心而真诚的人文主义者。由于父亲是法律家，他还决定从事法律这个行业。1504年，身为国会下院议员的莫尔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税的决定，虽然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愤怒的亨利七世却把他的父亲关进伦敦塔，囚禁了一段时间。
亨利八世即位后，莫尔不仅得以重操旧业，还被委以重任，五年后被封为爵士。尽管亨利八世对莫尔宠信有加，但他却并不对这位国王抱有幻想，他认为，亨利八世很可能会因为一座城池的好处而牺牲他。果然，不久莫尔便因反对亨利八世为迎娶安·布琳而与凯萨林离婚而失宠。失宠之后的莫尔于1532年辞去公职，可惜他与亨利八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最终，莫尔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
◎莫尔的“乌托邦”
人们记得莫尔还有一个原因——他写了著名的《乌托邦》。
《乌托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描写的相似——所有东西都归公有，主张没有共产制度就没有平等。但他本人又反对说，共产制度会让人变得懒散，还会破坏民众对长官的尊敬。
在乌托邦的国度里，所有居民衣着统一且一成不变，但有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之别。人们每天只在午饭前和午饭后各工作三个小时，晚饭后娱乐一个小时，晚上8点准时上床睡觉。如果长官发现生产出的物品还有剩余，就可以暂时缩短工作时间。
乌托邦的福利设施非常完善，有医院、吃饭的会堂——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家里做饭，只是规矩比较烦琐。在婚姻方面的规矩也不比吃饭简单。按照规定，不论男女，如果结婚时不是纯洁之身，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有罪的一方不能再次结婚；如果夫妻双方愿意，也可以无条件离婚；破坏他人婚姻的人会被贬为奴隶。
这里生活的居民认为快乐即是福，他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几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无信仰者无权参加政治生活。
《乌托邦》一书的很多观点带有惊人的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战争、宗教自由、反对杀害动物和赞成宽大刑罚方面。不过，乌托邦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单调和枯燥。这恐怕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共同缺陷。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爵士。23岁时，培根便成为一名国会下院议员，并且做了艾塞克斯伯爵的顾问。后来，艾塞克斯伯爵因发动政变倒台，培根又在起诉艾塞克斯伯爵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经历使培根饱受非议。总体来说，伊丽莎白女王当政时期，培根的仕途并不顺利。詹姆斯一世即位以后，他才时来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