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传入了中原。到北周时期，高昌、龟兹、康国、安国音乐在长安等地颇为流行，因此隋朝宫廷乐歌，也杂有“胡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隋炀帝时期，国家有九部乐，即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其中除清乐、礼毕以外，都是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当时著名音乐家有万宝常、郑译、何妥等，最杰出的是万宝常。他著有《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治”，是一部重大创作，但由于他批评过何妥，受苏威、何妥等人排斥，长期不见录用，含恨而死。
唐朝继承隋朝音乐的传统有十部乐。高宗以后，十部乐逐渐淘汰。当时的音乐家们，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的精华，创作了新乐，形成了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规模小，演奏者只有3至12人，在堂上表演。立部伎在堂下演奏，参加的有数十人。坐部伎主要用龟兹曲，乐器以琵琶为主。立部伎多用大鼓，并杂以龟兹曲。凡坐部伎中不可教者，退为立部伎，再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可见当时雅乐地位最低。
阎立本《步辇图》
唐朝著名音乐家有祖孝孙、王长通、李龟年、唐玄宗和曹善才等。唐玄宗不仅长于作曲，并且善打羯鼓。他曾选拔坐部伎300人，教于梨园，号称“皇帝梨园弟子”，发现其中乐声有误者，随时即行纠正。又选宫女数百，也为“梨园弟子”，教以音声。可见唐朝音乐的发达。
西域不仅传入音乐，而且又传入舞蹈。唐朝各种舞蹈多配音乐，故称乐舞。其中以三大舞为代表。三大舞即七德舞、九功舞和上元舞。七德舞属于武舞，原来是秦王破阵乐，采民间流行歌曲，并掺杂龟兹乐作成。九功舞是一种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上元舞，本为上元乐。
盛唐时期，以“霓裳羽衣舞”最有名，唐人歌咏此舞的作者很多，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写了《霓裳羽衣舞歌》。
绘画隋朝著名画家有展子虔、郑法士、董伯仁等。展子虔善画各种楼阁、山水、人物，他能够使咫尺的画面，具备千里之趣。展子虔的春游图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名画，这幅画笔法精细，对于山水与人物的精神状态，表现得融洽无间，对唐宋绘画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朝初年，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画最有名，如《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二十四人图》、《太宗步辇图》等。他们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也有一部分凭想象画的。他们二人的画，笔力刚健，利用简练的笔法表达出人物的性格。
阎立本《步辇图》
盛唐时期的吴道子（道玄），最长于佛道画，被誉为画圣。吴道子比阎立德兄弟更加熟练的运用晕染法（凹凸法），并达到理想的效果。他的画在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从而使画面特别富有立体感。吴道子的画不仅求其形似，而且求其神似。他先后在寺观画壁三百多间，画中的人物形态万千，无一相同。
中唐的张萱、周昉，善画妇女，别开生面。唐朝以前的妇女画，多画后妃、义妇、节妇，以宣扬纲常名教。张萱、周昉打破旧框框，描绘家庭生活，如烹茶、乞巧、藏迷、吹箫等等，使妇女画的题材更加广泛。
中唐最杰出的画家是韩滉，他和张萱不同，他喜欢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宣和画谱》所著录的36件韩滉的作品中，多数是农村景物画。
山水画以李思训的作品最有名，他的艺术特点是描绘工细，设色绚丽，景物逼真。他儿子李昭道也长于山水画。
书法唐朝特别重视书法，学校教育、科举制度都和书法有密切关系。首都设立六种学馆。书学属于六种学馆之一，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书”，及第后，被委任当官。进士、明经及第以后，不能立即当官，必须经过吏部考试。考试的内容是“身、言、书、判”。在具体考试之时，先考书判，书判合格后，再考察其身言。但由于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员甚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实际上主要凭书判用人，从而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更显出书法的重要。
由于唐代十分重视书法，因此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都学王羲之书，各有心得。继虞、欧而起者有褚遂良和薛稷。初唐这四家基本上是王羲之的后继者，很少创新。盛唐的颜真卿、张旭、贺知章、马怀素等，才是唐代新书法的创造者。颜真卿工于篆隶，又能融篆隶于行楷，方严正大，面目一新。他的书法气势雄浑，形体敦厚。颜真卿的传世作品较多，以《多宝塔碑》、《颜家庙碑》最有名。怀素是著名草书书法家，他曾学书于颜真卿，造诣很高，李白很称赞他。后期柳公权与颜真卿齐名，他吸收颜欧两家之长，写出的字谨严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性作品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至于篆书，以李阳冰的作品最有名。隶书首推李潮、蔡有邻、韩择木等。草书则推贺知章、张旭等。
敦煌艺术敦煌莫高窟艺术作品的内容非常丰富，总的说来可分三大类：雕塑、壁画和建筑，这里重点谈谈雕塑和壁画。
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塑像又是石窟的主体，多数是采用具有三度空间的立体像，但由于“神”的身份不同，又分别采取不同手法来表现。主体塑像多为圆塑，侍从的菩萨多是浮雕，至于附属的供养菩萨、飞天、千佛等，则采用影塑或浮雕。圆塑的内容主要是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分别置于圆拱龛、双树龛、阙形龛内。同时也有无龛主尊，如275窟弥勒菩萨，丰圆而略微笑的面容和健壮的体魄，多具有西域民族的特点。头上的三珠冠，垂肩的发绺，胸前的璎珞，以及交脚面坐的姿势，显然带有一定的印度、中亚、波斯风俗。另外有些石窟中的塑像，具有“秀骨清像”的风格，人物多是瘦脸型，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颇有江南士大夫的风采。
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当时的雕塑不仅出现了群像，而且出现一批大型佛像。如证圣元年（695）96窟的北大像，高33米，面部保持初唐塑像的风韵。玄宗时高26米的南大像，其面部丰腴，神态庄静，高大雄健的体魄，充分显示了唐朝艺术家塑像时那种“目准心计”的卓越技艺。唐朝雕塑的另一特点是群像的发展，如有的龛中塑了七身佛像，还有多至十一身佛像的。如果加上龛内供养菩萨、天王、力士像就更多了。这些群像无论在人物相互关系的配合上，或人物精神面貌的表现上，都超过前代的水平。
唐朝天王、力士的塑像，都表现了浑身是力量的神态，这种力量，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内在力量的显露。46窟的天王，两眼圆睁，紧闭双唇，身披金甲，双手叉腰，脚踏魔鬼，显示了极其豪放的风度。
敦煌莫高窟塑像的特点，一方面在泥塑上掌握了纯熟的技巧，同时在彩和塑的有机结合上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当塑出了概括的形象以后，更以彩色描绘细部。这样做不仅使形象更真实更丰富，而且赋予形象以色彩的美感，从而发展了我国民族雕塑艺术彩绘装銮的优秀传统。
敦煌壁画规模巨大，总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从画的内容看，可以划分佛像画、佛经故事画、民族传统神话故事画、经变画四大类。唐代壁画《观无量寿经变图》（局部）
作为宗教艺术说来，佛像画是敦煌壁画中的主要内容。这里有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并法佛、天王、乾闼婆（飞天）、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等。隋唐时期，由于大乘教思想的流行，敦煌的佛像画有了新发展。又出现了佛、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四大天王、地藏菩萨等单独形象。最大的菩萨画像高10米，最长的菩萨群像行列，有连续数十身之多。
在佛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飞翔于佛像上空的乾闼婆（飞天），她们不长翅膀，不托云彩，挥舞长巾，扬手散花，怡然自得地翩翩起舞，遨游太空，给人们以美妙的想象。
第二类壁画是佛经故事画。早期壁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乘教《文度集经》、《贤愚经》和《佛说修行本起经》等，内容是佛的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本生故事画的是释迦生前种种善行。壁画里有《鹿王本生》、《尸毗王本生》、《菩萨本生》等。这些本生原来是印度民间故事，在佛教兴起以后，被纳入佛经，打上了佛教的烙印，随佛教传入我国。
佛传故事画是宣扬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早期壁画中多为片断的图画，如四相、八相等。从北周以后至隋唐，出现了完整的佛传连环画。例如在29窟人字披顶上，六条连环画长达20多米，这是莫高窟早期最完整的佛传连环画。这幅画从摩耶夫人夜梦神人乘象入胎和夫人有孕开始，用了69个不同情节的画面，一直画到释迦牟尼出家，在菩提树下苦修为止。这69个画面互相衔接，有机地连成一气，内容丰富，首尾完整，是我国早期佛传故事画最完整的一幅。
第三类是我国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的壁画。在北魏249窟和西魏285窟的顶部，除了顶部中心画莲花藻井四枚上画天公以外，南北则画东王公西王母驾龙凤出行图。车上重盖高耸，车后旌旗飘扬，前有扬幡的方士开路，后有人头龙身的神兽随行。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分布各壁。另外有人首蛇身的伏牺女娲，敦煌79窟唐代菩萨造像穿大袖、长袍，手持规矩，胸悬明月，浮游于太空。隋朝302窟里也是画的传统神话故事。
第四类是经变画。所谓经变画就是以佛经为根据的绘画，这里所谈的经变画，就是指一部经一幅画的大型结构。在敦煌石窟艺术当中，这种经变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发展到极盛时期。唐朝主要经变画有《阿弥陀经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楞伽经变》等。经变画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独创形式，大多数经变，中间都画佛国世界，或画释迦及天众，四周穿插一些故事情节，结构严谨而生动活泼。唐前期的经变画形式多样，意境开朗，呈现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
敦煌艺术虽然以佛教内容为主，但它也反映敦煌一带的社会经济生活。在石窟中保存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画面：如二牛抬扛、曲辕犁、播种、割麦、打场、扬场等全部农业生产过程。同时保留了捕野羊、杀野猪、追黄羊的场面。这些画面为研究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和文化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晚唐敦煌供养菩萨像敦煌壁画中的图案，多用变形的植物纹、动物纹、天象纹、几何纹和主题性壁画相同的人物形象组合而成，各种纹样大部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莲花在佛经中叫“法花”，象征纯洁、净化、净土；龙、凤、麒麟象征祥瑞；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忍冬象征坚忍不拔的精神。（参考段文杰著《敦煌石窟内容及其特点简述》）。
敦煌壁画中不同的图案，各自具有不同的花纹和不同风格。南北朝初期的平棋与人字披相结合的窟顶，是敦煌石窟最典型的形制。这种形制在东汉画像墓顶上已经出现，敦煌的平棋与人字披，显然是模仿崖山屋顶的形式。至于龛楣形如菩提树叶、圆光背光等形象，有些受西域印度的影响。在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纹样流行于西域及河西陇右，从而在敦煌壁画中，反映不少波斯纹样。
